足协工作人员月薪仅有1万 反赌结案后更需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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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最后一批涉案犯人的宣判，历时近两年十个月的足坛反赌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中国足球的句号却远未画上。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反赌扫黑之后，中国足球就会走进光明的明天吗？从今天开始，中国足球就会变好吗？




　　无论是南勇、谢亚龙还是杨一民，提起自己受贿情节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都是“人情”。在谢、南、杨部分的涉案情节里，我们都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点，大部分的行贿并不发生在具体的请托事件里，更多的行贿与受贿发生在看似平常的人情往来当中。相信无论谢亚龙、南勇与杨一民还曾经面对过更多、更大的诱惑，他们的心里也曾有一条底线，不涉及具体的权钱交易，但在“人情”两个字面前，他们纷纷倒下了。




　　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深思的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官员赤裸裸地暴露在巨大的人情网络面前？南勇在足协任职12年，杨一民任职17年，谢亚龙任职4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足够监管。如果把人情比作是一张蜘蛛网，谢、南、杨他们在被这张大网粘住的同时，多么希望能有一把外力帮助他们脱网而出。这样的外力不是别的，而是来自上面的有效监督。我们总是强调官员的自我约束，但各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宁可相信一个完善的监督机制也不要相信个人的道德水准。香港的公务员现在是全球廉洁的典范，但如果没有廉政公署的有力监督，这样的清廉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2010年谢、南、杨先后落马开始，到现在新的足协工作班子已经开始工作两年半，但除了嘴上说说，我们仍然没有看到有效的监管机制出现。足协内部没有相关机制监管中层干部，体育总局也没有出台更有效的监管机制监督各中心。




　　南勇曾经是总局的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杨一民是博士生导师，是干部当中难得的学者型人才。谢亚龙也是总局颇为看好的干部人选。但他们先后倒在足管中心的领导岗位上，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干部培养体系的损失。让干部处于没有严格监管的体制下，就像让人没有遮挡地暴露在烈日下，皮肤再白的人最终也会被晒黑。




　　还是在反赌案件里，几乎所有的涉案官员都提出了对自己身份的疑问，到底他们是足管中心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足协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困扰这些人的共同话题。甚至是我们的司法从业人员对相关问题也不是完全清晰，在判决书里甚至出现了由体育总局任命××为足协副主席的结论。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已经成为了中国足协职业化改革以来最大的障碍。对于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来说，在工作时他们从事的是会员协会的全部事务，但在薪金待遇上却被完全比照公务人员，而福利待遇又与公务员相差甚远。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他们经营着这个国家最赚钱的职业联赛，掌握的是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商业谈判，他们管辖的都是百万富翁，而每个月他们只能拿到一万元的月薪。这样的价值倒挂不是腐败的完全根源，但至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样的尴尬局面没有因为反赌扫黑得到改变。足协新班子主持的中超公司总经理竞聘，就成为了这样尴尬下的闹剧。年收入几千万的中超公司总经理的待遇只有2万元月薪，应聘者鲁俊从上任第一天起就处于怀疑的目光之下，果然不到半年的时间，鲁俊就黯然下课，身后更是留下了雷曼光电等一系列烂摊子。




　　如果不能改变足协与足管中心的双重属性，对于已经职业化近20年的中国足球来说，就像一驾套上枷锁的骏马，注定无法飞驰。




　　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这次反赌扫黑之后，中国足球就会好吗？我只能说，如果一个家庭只依赖一年一度的大扫除，那清洁将永远是一种奢侈。如果只把廉洁寄希望于官员的个人道理修养，那廉洁将变成一种随机。




　　差不多20年前，中国足球成为了整个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试点；20年后，中国足球也完全可以作为中国廉政体制的一个试点。只有这样，才会让这次的扫赌反黑更有意义。

靳睿

体制的确需要改改了

枪手

这是我朝所有部门都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