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地利而失天时：北京人和的“流浪”与纠结

百度联盟

最终，北京人和还是降级了。


2016年，这支队伍来到北京的时候是一支中甲球队，当时面对着稀稀落落的看台，即使后来冲超也没有得到太大改观；而4个赛季之后，他们重新跌落中甲，面对着的观众席依然冷清。

人和在中国足坛是一支非常独特的队伍。算上这支队伍的前身，他们已经先后经历了四个主场城市；他们由于屡屡割裂和球迷的关系，在许多球迷心中有着负面的形象，被冠以“流浪者”、“商业足球典型”的恶名；他们选择了北京，却无法得到北京球迷真正的认可和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中国足坛培养了大量优秀球员、教练，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对待俱乐部的球员和工作人员较有人情味，在球员口中评价不错。

由于以上种种，人和成为了一家形象矛盾的俱乐部。与此同时，人和也是一家处事低调的俱乐部，很少对外发声。因此，许多球迷对这家俱乐部相关的各种问题存有疑问。例如：

人和究竟是做什么起家的？

他们为什么要搬来搬去？

最终为什么要选择毫无生存空间的北京？

他们搞足球到底是为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一一剖析。


人和的企业是做什么的？

在王波卸任陕西大秦之水队主教练的时候，给陕西球迷写了封公开信，里面提到“人和在陕六年”。其实，球队在西安六年，但人和真正在陕西介入俱乐部事务其实只有五年。

北京人和的前身是上海中远。这支球队2006年迁入西安，更名西安浐灞国际队。在西安的第一个赛季，俱乐部还与人和没有任何关系。2007年，人和集团才入主这家俱乐部。当时俱乐部的名称改为“陕西宝荣浐灞足球俱乐部”，也不含“人和”二字。

甚至在人和入主俱乐部后的四个赛季里，许多球迷对“人和”二字都是闻所未闻，只知道新老板姓戴，但不清楚收购俱乐部的戴氏家族究竟有什么产业，也没有深究。


戴秀丽
人和集团曾主营的业务是地下商城。再说细一点，就是把各地曾经的防空洞改造为地下商城。集团由戴秀丽、戴永革姐弟俩创建，1992年在他们的家乡：黑龙江哈尔滨开设了第一个地下商城。

后来，人和集团在西南各个省份展开了自己的业务。在成都、重庆等城市，大量存在着人和旗下的地下商城品牌“地一大道”，广州等城市也有分布。经营地下商城，不像经营地产那样要受到诸多法律法规的限制，也无需缴纳经营地产时所需的各种税款。人和集团凭借着这个经营模式，逐渐发展壮大。

人和集团之所以收购了陕西浐灞俱乐部，就是要借着投资足球，在陕西当地为企业获取利益。他们认为，投资陕西队，就可以与当地政府进行利益的交换，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西安。

最初，这支队伍从2006年迁入西安开始，就承担着一个任务：为西安城东的浐灞生态区做宣传载体，同时宣传2011年在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原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陕西省足协主席王军，在这支球队来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给了球队巨大的支持。2011年世园会前，多家企业先后赞助支持球队。中新集团、绿地集团、中建地产先后拿到球队的冠名权。直到2011年，西安世园会举办的年份，人和集团才把自己的企业名称加入了队名里，球队改称“陕西人和商业浐灞队”。这也是“人和”二字第一次出现在这支球队的名称中。

事与愿违的是：人和在陕西五年间，未能拿到自己想要的商业利益。另外，人和自身对球队的投资并不大，主要依靠不同赞助商的资金支持。而由于当地经济原因，陕西本土有实力的企业稀缺，无法给予队伍争冠级别的投入。陕西队在队伍国内球员班底较强的前提下，从未打入亚冠联赛，几乎年年只能在联赛中游徘徊，甚至还出现过签约美国大学生球员作为主力外援的笑话。在经济利益和企业隐性利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人和选择迁移主场，把队伍搬到了贵阳。


人和在陕期间，虽然吸引了一些赞助商为队伍投资，但球队的经营权属于人和集团。人和集团在商言商，认为搬迁主场是为了俱乐部生存的考虑；而他们从企业层面做出这个决定，陕西的足球管理部门也无法做出任何的干涉和阻止。在贵阳，人和在茅台的支持下加大投入，不仅打进了亚冠，还夺得过足协杯和超级杯的冠军。但由于戴氏家族对俱乐部的管理失误，队伍在一手好牌的情况下降入了中甲联赛。

降级之后，贵州当地赞助商对队伍的赞助合约自动解除，贵州方面也认为没有必要同时维持两支中甲球队。更为重要的是，人和在贵阳期间，也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商业利益，只不过此前茅台对球队的大力支持，掩盖了这一切罢了。恰在此时，中国足协又出台了一年之后禁止异地搬迁的政策，人和需要抢在政策生效之前，寻找一个永久的落脚点；于是人和选择再次迁移主场，搬进北京。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人和的地下商城模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加上地下商城没有产权，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企业的资金链受到影响；而且中国足球的投资成本也在逐年增加。于是，人和集团也逐步选择了转型。

2015年6月，人和集团将7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运营业务并入自己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今年的6月19日，人和集团已经改名为“中国地利集团”，戴永革之子戴彬担任行政总裁。名称由“人和”改为“地利”，不仅仅是简单的更名，更意味着集团主营业务的变化。集团的主要经营方向，已经悄然转向了农产品批发市场。


戴永革
中国地利集团目前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沈阳、寿光、贵阳、杭州等7个城市运营10个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占地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市场主要功能包括蔬菜、水果、海产、冷冻食品、粮油及其他农副产品等1.1万个品类的批发和零售。地利集团还在全国各个城市建立“地利生鲜”品牌，该品牌也先后登上过北京人和、黑龙江火山鸣泉的球衣广告。

今年8月29日，地利集团发布了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公司综合收入近7.39亿元，净利润约1.8亿元，与去年相比实现了扭亏为盈。

为了方便球迷们对比，我们将人和集团、球队2007年以来的大事记列成表格，大家可以直观地看到两者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球迷或许并不那么重要

媒体人颜强当年在谈论人和搬迁主场时，曾表示：“一个足球俱乐部，应该是代表一个社区、有共同欣赏取向的人群。如果一个足球俱乐部可以任意迁离主场，代表他们与自己的球迷之间没有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也成功预言了：“人和抛弃西安后，有一天也会抛弃贵阳。”

但是，颜强的这个论断，更多适用于欧洲足球，并不适用于中国足球。因为欧洲大部分的职业俱乐部，有着成熟的盈利机制，而球迷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等球队，凭借着自己的会员收入、门票收入、商品售卖、体育场区域商业租赁，足以维持自己的巨大投入，而主要的消费群体就是球迷。大投入带来的又是好的成绩，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球迷、更多的收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在中国，上述的这些盈利手段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一位在中国某足球俱乐部工作的人士曾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足球俱乐部就是最大的不良资产。每年巨大的投入，看不到任何账面上的回报。”


因此，球迷在欧洲足坛是上帝，在中国足坛什么也不是。再说的直白一点：球迷多还是少，对一家中国俱乐部来说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你没法把球迷转化成钱。就拿人和来说：无论他们的球队在西安有4万人看，还是在贵阳有2万人看，或者在北京有5千人看，对他们来说并不会有收入上的多少差异。所以，球迷的关注度、对球队的热爱程度大小，对于人和来说并不重要。

相反，即使人和在贵阳比在西安场均少了1到2万球迷，但在贵州有茅台这样的大企业支持，球队一年就打进了亚冠，还能拿足协杯冠军。而在西安期间，球队最好成绩不过是中超第5。在西安，球队只能从巴西乙级联赛和美国次级联赛引进外援；在贵阳，球队可以签下德甲助攻王米西莫维奇。


米西莫维奇
还有一个事件非常典型：陕西浐灞队在西安期间，前两个赛季的比赛是由陕西电视台体育频道进行转播。但是，陕西台在转播浐灞队比赛的时候，浐灞俱乐部反倒要给陕西台付钱。王军后来也对此事做过评价：“电视台转播俱乐部的比赛，俱乐部还要给电视台付费，这在全世界都是奇闻。”

2008赛季，陕西浐灞和陕西电视台没能在合作上达成一致。这个时候，西安电视台主动表示，自己可以进行免费的转播。于是后面的四个赛季，陕西浐灞的比赛就在西安电视台的商务资讯频道直播。但这么一来，陕西省除了西安市之外的球迷，就看不到浐灞队的比赛直播了。

后来到了2011年，恒大介入足球之后第一次打中超，和陕西浐灞在足协杯中相遇。中国足协通知各俱乐部，可以自行确定当地的转播机构。这场比赛关注度极高，因此陕西台方面找到了关系不错的一位俱乐部高层，拿到了这场足协杯赛的转播许可。陕西台也官宣了出去，说将直播本场比赛。此举也让西安台部分人士感到非常不满。最后还是戴秀丽知道了这件事，严厉指责了那位俱乐部高层，说俱乐部和西安台合作多年，合作非常愉快，不能背信弃义。最终在戴秀丽的干涉下，转播许可证被交还给了西安台。


当年引发转播权之争的这场比赛
这也是球队在西安期间，唯一一次由于“关注度”而受到重视。但这样的重视并非来自于球队自身，而是来自于客队广州恒大。即使当年的陕西浐灞，是全中超上座率最高的队伍，也是最受球迷关注的球队之一，但他们甚至一度都要花钱来请电视台转播和报道。人们常说：“西安球迷这么热情，却没有一支中超球队”。而这恰恰是中国足球的悲哀：球迷的热情，无法养活俱乐部。中国职业足球找不出一个合理的商业逻辑，球迷文化也变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

正因为中国足球水平不高但投入巨大，且没有盈利能力，如果有企业投资足球，是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既然在经济上无利可图，就要通过经营足球，为企业去换取一些隐性收益。举例而论：胡葆森被球迷们认为是“活雷锋”式的人物，他对足球的执着和坚持确实令人尊敬和赞叹。但他一方面维持着河南建业队的投入，另一方面他的企业也早已打响品牌，在河南的房地产市场有着较大的占有率。人和在西安的时候，没有像建业那样，拿到自己想要的商业利益。那么，在西安继续投资足球，在人和集团看来已经没有意义。

可是，人和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进京？


为什么选择北京？

人和迁往北京后，选择了丰台体育中心作为自己的主场。这里曾经是国安的主场。北京奥运会之前，由于工体的改造，国安在丰体经历了几年的历练，为之后的联赛夺冠奠定了基础。而国安主场自从2009年迁回工体后，国安球迷基本再也没有来到丰体。即使人和成为了新的北京球队，他们也没有踏进丰体大门的欲望。直到国安和人和有了上演“同城德比”的机会，国安球迷们才通过“远征”来到丰台，重回故地。有人感叹：“这个地方都是学生时代的记忆了……”

国安在北京的底蕴深厚，根基很牢，地位无法撼动。许多人对人和选择北京感到不解，认为这是“自寻死路”。丰体每场几千人的上座，反映了俱乐部的不受关注。每当对阵国安时，国安球迷“人和不配德比，北京只有国安”的攻击声，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大部分北京球迷的态度。

实际上，如果不是中国足协出台了禁止俱乐部异地搬迁的规定，人和也不会把最终落脚点选在北京。2016年1月，是足协规定的异地搬迁最后期限。既然今后不能再搬了，人和必须选择一个长期的落脚点。而人和集团最看重的，是能否获得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如果没有与政府的长期有效沟通，足球俱乐部是经营不好的。而人和集团总部在北京，落脚北京，就给了人和集团与政府沟通的最方便平台。


之前也流传着一种猜测，认为人和选择北京，是为了更方便找到大型企业进行合作，或者把俱乐部以较好的价格直接转让。一度也有传言称，国美集团有意收购人和俱乐部，但事后被证实为假消息。实际上，人和在短期内并无出售俱乐部的打算，因为足球俱乐部对人和来说，是一个为企业获取隐性利益的敲门砖。而且根据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和足球大环境，很难有明智的企业会选择来趟这个浑水，进行接盘。

“给亲人留一盏回家的灯”

人和搬迁有自己的理由。但对于陕西、贵州两地的球迷来说，他们不会从生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球迷只会认为，自己对队伍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而最终受伤害的却是自己。爱之深，恨之切。这种情绪，转化为他们在各种场合对人和的抵制和攻击——当然，球迷们的矛头指向的是集团和投资人，并非队伍和队员。

人和从西安迁走的时候，运作球队来陕的王军曾对其表示理解，称“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永远的雷锋。”他也试图劝说陕西球迷保持冷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微博：“给亲人留一盏回家的灯。”此时此刻，王军是在暗示：人和还有重回西安的可能。

鲜有人知的是：人和迁离陕西的时候，和贵阳方面有一个五年的合作周期。这意味着他们给自己也留了一条退路。在贵州四个赛季后，人和降入中甲，此时曾主动联系陕西方面，希望能够回归西安，但陕西的足球管理部门商议后，选择了拒绝。


即使如此，人和迁离西安后，与陕西足球依然长期存在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人和在西安期间，陕西足球的所有青训梯队基本都由人和俱乐部搭建，俱乐部搬走后，对陕西足球的整个体系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人和南迁的时间点也让陕西很尴尬：2012年人和离开，而2013年，就是全运会举办的年份。于是，人和迁走一线队后，把自己1993年龄段的梯队留在了西安，等他们代表陕西打完全运会后再回收。陕西方面此前也从长春亚泰借来了一批1993年龄段队员，和人和的这部分球员混编，组成了陕西全运队。

恰好在此时，陕西老城根俱乐部成立。他们的本意，是在陕西职业足球的低谷期接过“西北狼”的旗帜，征战中乙，延续陕西职业足球的香火。但全运会就在眼前，老城根俱乐部接到了一个任务：直接带着这批全运队打中乙，锻炼队伍、帮助备战全运会。

所以，老城根俱乐部以一个陕西本土球会的外壳，带着一批人和的队员作战。这也让球迷们对老城根俱乐部非议颇多，说他们是“人和二队”。实际上，该俱乐部和人和没有任何关系，但依旧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质疑。那届全运会，代表陕西出战的人和众将也未能取得好成绩。2013全运会结束后，陕西老城根也退出了职业联赛，转战青训。


当年代表陕西老城根出战的人和梯队队员李帅，如今已是黑龙江队核心
王波在离开陕西大秦之水、转投人和后，曾劝说球迷用平常心看待北京人和。他表示，人和对陕西足球是有贡献的，陕西球迷可以不感激，但不能怨恨。关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分别分析。

首先，人和对陕西足球的贡献，就是凭借一己之力搭建了陕西足球的青训体系。即使是一线队搬迁后，梯队也留在陕西，代表陕西出战全运会以及各项青年赛事。这样的例子也不仅仅存在于陕西，在其他地区也有体现。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人和的各级梯队，其实并不是真正属于陕西的青训队伍。尤其是在俱乐部迁走后，陕西足球的青训需要一切推倒重来。这些队员自小在陕西省体育训练中心训练，住宿、饮食都由陕西足球管理部门提供，而成长为真正的职业球员后，却并不能为陕西所用。那么，人和所谓的“贡献”，就是曾帮助陕西打过几届全运会，但对当地真正的足球发展，其实没有实质上的提高和改善。

同样，人和在离开贵州时，实际上也想给当地留下一个“买卖不成仁义在”的印象。他们给当时贵州本土的智诚俱乐部(今贵州恒丰)一定的球员支持，范云龙、耶拉维奇等效力人和的球员先后加盟了贵州队。但是事与愿违，四处搬迁已经极大损害了人和的口碑和形象，他们即使做出任何的补救，也无法完全消除陕西、贵州地区球迷的群体性敌意。


到了2017年，全运会在天津举办。这届赛事设置了男足的城市组赛事，由每个城市的中乙、业余俱乐部参赛。最终打进决赛的，是以陕西大秦之水为班底的西安队，和以黑龙江火山鸣泉为班底的哈尔滨队。

本场比赛，西安队2-0获胜，夺得金牌。比赛结束后，陕西省足球管理部门相关人士与队员们握手致意。而哈尔滨队里，也有许多队员代表陕西打了上一届全运会。他们也上来和陕西足球的相关领导握手。

就在这个瞬间，陕西省足球管理部门想通了一件事情：哈尔滨队的这批队员大多出自人和，他们从小住在陕西的训练基地里，接受培训、不断成长。而当他们成长为成熟的职业球员后，却在比赛场上成为了陕西的对手，和陕西竞争。意识到这一点后，陕西方面也开始注意，逐步摆脱人和对陕西足球所施加的影响。

但由于陕西足球青训基础薄弱，一切要从头开始，因此尚需一定时间。目前，陕西足球已经从低年龄段开始设立属于自己的青训队伍。曾经带领人和梯队队员征战中乙的陕西老城根俱乐部，退出职业联赛后也开始转战青训。目前他们的队伍，以2001-2002年龄段球员为主，大部分为陕西籍，这支队伍与人和已无任何关系。俱乐部也计划明年以此为班底征战中冠。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黑龙江队队员，曾经在陕西踢过球呢？

房间里的大象

英语当中有个熟语，叫“房间里的大象”。这指的是某一件事情明明白白摆在大家面前，大家都清楚，但都视而不见。人和与内蒙古中优、黑龙江火山鸣泉两家俱乐部的关系就是如此。

内蒙古中优俱乐部的前身是中乙的太原中优嘉怡。由于陕西老城根在2013赛季结束后退出了职业联赛，人和又暂时用不上1993-1995年龄段的这部分队员，于是希望他们继续在外锻炼。带领这支球队的，是人和梯队的教练王波。他们与太原合作，借着太原俱乐部的外壳继续打中乙联赛，就像之前和陕西老城根合作一样。


当年的太原中优嘉怡
王波带领这支太原队冲甲成功。但冲甲后，俱乐部由于经营问题，需要迁移主场。王波曾公开说：“我们的球员都是从小在陕西长大的，更有归属感。”他在西安带队多年，对陕西感情深厚，希望把队伍迁到西安去。但由于该队伍的经营权归根结底是人和的，陕西方面对此心存疑虑，没和王波谈拢。最终，球队迁入内蒙，成为了如今的呼和浩特队。

国脚邓涵文是人和培养的队员。他是球队还在西安期间就发掘出的希望之星。他的足球轨迹就是典型的人和青训队员轨迹：先是在西安接受训练，然后跟着王波去了太原，又去了呼和浩特，并入选了国家队；人和冲超的那个赛季，他又被人和带了回来；最终，恒大将他买下。


而恒大签下邓涵文后，人和为了寻找替代者，又直接从呼和浩特引进了同位置的尼扎木丁。这也使得部分内蒙球迷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们对球队与人和的关系感到困惑。

不过，本赛季的内蒙古中优俱乐部由体育总局下属公司投资入股，长期执教的王波也离开了球队，这或许意味着呼和浩特与人和已经逐渐脱离了之前的关系。

黑龙江火山鸣泉俱乐部与人和的关系则更加紧密：人和集团的创办者戴氏家族，家乡就在黑龙江哈尔滨。在毅腾队离开哈尔滨后，安徽力天迁入，成立了新的黑龙江火山鸣泉俱乐部。但自从该俱乐部成立伊始，就与北京人和有着各种密切的合作关系。近两年，他们相当多的球员都来自于人和青训。

从双方选择合作的商业伙伴上也能看出：黑龙江队背后广告曾是人和旗下的“人和健身”，今年则是人和旗下的“地利生鲜”；而人和的饮用水合作伙伴曾是火山鸣泉。


黑龙江队的球衣广告总会有人和元素
目前，黑龙江队有人和背景的球员如下(不完全统计)：

前腰李帅，人和1993梯队成员，曾效力陕西全运队；

右边锋杨磊，人和1993梯队成员，曾效力陕西全运队；

中后卫李波洋，人和1993梯队成员，曾效力陕西全运队；

门将徐嘉敏，人和1993梯队成员，曾效力陕西全运队；

左边锋林坤，原名廖林琨，曾效力陕西全运队，彼时年龄为1993年，改名林坤后生日变为1992年；

后腰谭力玮，人和1995梯队成员；

右后卫黄耿基，人和1995梯队成员；

中场陈立明，人和1997梯队成员，曾效力陕西全运队；

另外，后卫胡靖、刘向伟、向奔，中场贺玺，门将慈恒龙、芦宁等年轻队员，也都是人和青训出品。由于他们在西安度过了职业生涯的早期时光，目前，北京人和、黑龙江FC的某些年轻队员，女友都依然是陕西省体育训练中心的女运动员。

人和、黑龙江、呼和浩特三支球队在转会市场上的相互操作也非常有特色。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牟鹏飞和毛开宇。

牟鹏飞早在2010年就在当时的陕西浐灞效力，那个时候是球队的第三门将。后来他回到家乡青岛，2017年又加盟了黑龙江火山鸣泉，并随队冲甲，自己还获得了中乙金手套。而在人和门将张烈年龄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人和在本赛季引进了牟鹏飞，随之把自己队内的替补门将徐嘉敏转到了黑龙江队，几乎可以视作一换一。这个赛季，徐嘉敏在黑龙江队又夺得了中甲的金手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和球员储备方面的强大。


代表人和出战的牟鹏飞
此外，呼和浩特曾经的主力中卫毛开宇，在2018年1月份已经跟随人和训练，还随队参加了海外拉练。就当所有人认为他将成为人和新赛季的新援时，2个月后，黑龙江就宣布签下了他。半年之内，毛开宇就完成了呼和浩特→北京人和→黑龙江的转会。

牟鹏飞和毛开宇，在黑龙江效力期间都是核心球员，对球队的成绩有着巨大的贡献。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2017年，那个赛季黑龙江夺得中乙冠军，冲上中甲。能够冲甲成功，赛季初的补强非常关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个赛季初黑龙江的转会操作：

4名租借队员买断，其中3名来自人和：杨磊、黄耿基、谭力玮。

引进8名队员，4名来自人和：李帅、林坤、李波洋、牟鹏飞。

而且，这些队员大多成为了那个赛季球队的中坚力量。


这样的关系，也为2020赛季中甲联赛人和vs黑龙江的比赛增加了许多看点。人和如果将自己的目标设置为重回中超，那么他们将遇到一个强硬的对手，也是最熟悉的黑龙江队。黑龙江早已在中甲站稳了脚跟，本赛季更是勇夺第四，全年主场不败。这样的实力，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人和的贡献，黑龙江球迷也从不讳言这一点。

本赛季陕西主场对阵黑龙江时，有黑龙江远征球迷手持人和球衣来到渭南体育中心；黑龙江主场对阵陕西时，有黑龙江球迷围堵落单的陕西球迷，其中有一名黑龙江球迷更是公开说出：“人和是我大哥”。因此，陕西球迷和黑龙江球迷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并非仅仅源于2017赛季双方首次碰面时场上的冲突——人和在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寻找地上的六便士，却错过了头顶的月亮

但是，人和的球员之所以会被如此轻易地四处“安置”，也反映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人和在青训的经营方面在中国足坛处于前列，后备力量雄厚。他们的青训成果，也并未因为俱乐部四处搬迁而受到影响。


除了上述的成年球员，人和还有多支梯队驻扎在全国各地，与当地进行合作，代表不同省市出战青少年赛事。一方面这些省市给人和的青训球员提供比赛的平台和机会，另一方面人和也帮助青训工作并不发达的地区完成参赛的任务，是各取所需。人和的青训成材率也很高，许多年轻队员早早就获得了一线队比赛机会。人和之所以当年可以把国脚邓涵文大方地交易给恒大，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自己的后备力量有信心。

目前，在中超、中甲联赛里，出自人和青训的球员如下(不完全统计)：

恒大：邓涵文

上港：于海

申花：沈俊

深圳：甘超

人和：刘鑫宇、朱宝杰、曹永竞、张宇峰、林靖昊、孙伟哲、刘博洋、万厚良、邵帅、李成龙、向汉天、李晨

永昌：郭胜

贵州：朱征宇

黑龙江：李帅、杨磊、陈立明、林坤、谭力玮、胡靖、黄耿基、刘向伟、李波洋、徐嘉敏、芦宁、慈恒龙、贺玺、向奔

呼和浩特：尹路、雷卢德坤、张天翔、李晨光

北体大：邹仲霆

陕西：马洋洋

梅县：余文鹤、石继玮

申鑫：孙一凡、赵作峻

但是，随着目前中国足球整体投入的加大，青训投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即使人和没有中超上游俱乐部那么大的投入，在青训上的花费也能达到一年数千万元。加上每年一线队还要投入10亿人民币左右，这也让人和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负担。本赛季降入中甲，直接原因就是球队投入减少。人和自身作为私企，也无法和国企相提并论。经济上的压力，让他们只能优先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

足球是一项浪漫的运动。它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第一运动，除了赛场上激情四射的对碰和精彩的进球，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带来归属感和文化的传承。而在中国足球目前的大环境中，各俱乐部终日低头寻找地上的六便士，却错过了头顶的月亮。北京人和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家俱乐部。他们对足球文化传承的忽视，使得自己对足球的投资不但没有换来舆论的赞赏，反倒是落下了难以摆脱的争议。


但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无底洞一般、做慈善一般地投资足球，也并非他们的义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中国足球没有走出一条合理的商业模式之前，要求俱乐部把重视足球文化传承放在优先位置，未免也有些强人所难。低水平的中国足球，却为各个俱乐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这样畸形的足球环境，更让足球文化没有了立足之地。

北京人和的苦衷，不是他们自己的苦衷，而是属于整个中国足球的苦衷；

陕西、贵州球迷的苦恼，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苦恼，而是属于整个中国球迷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