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汕-著《当代北京足球史话 》在线阅读

科夫维奇斯基

这是一部北京足球史话，它以讲故事的形式反映了北京足球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从古代蹴鞠、清末民初留着大辫子的足球队到现代足球的发展，北京足球经历了坎坷，涌现了史万春、年维泗、曾雪麟、王俊生、沈祥福、金志扬、高峰、徐云龙、曹限东、陶伟、杨智、王涛等一批教练与球星。书中翔实记录了北京足球这些年来的重大事件，如“5•19”事件，国安夺冠，国安罢赛等，记录了北京球迷对北京足球的热爱与支持。北京足球那些无法磨灭的记忆在书中一一重现。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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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目 录（1）


第一章?北京早期的足球运动

古都北京，很早就有足球这项运动。现代足球运动19世纪末传入北京，清末留着大辫子的潞河中学足球队合影照，留下了100多年前北京足球队员的身影。足球运动最初盛行于学校，20世纪40年代，叱咤北京足坛的优秀球员多出自大学。此后，足球运动逐步从学校走向社会，成了北京老百姓的念想儿……

一、古代中国和北京的足球?

二、现代足球传入北京?

三、足球运动在北京学校传播?

四、大学生足球人才辈出?

五、足球是北京老百姓的念想儿?

六、北京足球的开放性?

七、足球受北京各行业喜爱?

第二章?五六十年代足球运动的快速发展与曲折?

50年代是中国足球的快速发展期。第一支国家队在北京长期集训，几年后从北京出发去匈牙利留学。北京见证了中国足球队的成长。1957年中国足球队与印尼队的比赛在先农坛进行，拉开了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大幕。中国足球的荣辱沉浮都从北京开始。而当时的北京足球队是史上公认最强的地方队。

一、北京成为发展中国足球的中心?

二、北京是中国足球的竞赛中心?

三、一场必定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比赛?

四、北京是中国足球的舞台与窗口?

五、北京有过国内“巨无霸”球队

六、自己组建和培养的北京队?

七、50年代红火的群众足球运动?

八、北京足球队在经济困难年代?

九、北京依然是国家队训练比赛的大本营?

十、“文革”让中国足球受到重创?

十一、足球在70年代初再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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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目 录（2）


第三章 改革开放使足球更为火爆?

改革开放后，很多重要足球赛事都安排在北京。1981年，中国足球再次冲击世界杯的序幕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拉开，可惜未能如愿出线。火爆的赛场也曾发生过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印记的“5·19”事件。 20世纪80年代，北京足球两夺全国甲级联赛冠军，但一批当打之年的球员却选择离开。北京足球和全国足球一样急切呼唤着变革。

一、邓小平复出看足球轰动世界?

二、北京球迷与中国足球心连心?

三、北京足球80年代两度辉煌?

四、发生在北京的“5·19”事件?

五、北京冒出了高洪波等一批新人?

六、80年代后期北京足球的“自残”行为?

七、北京足球和全国足球一样呼唤变革?

第四章? 北京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

1992年6月，在北京红山口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决定进行足球体制改革。北京足球队运动员出身的王俊生成为足球改革的带头人。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启动。从此，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北京球员和球迷火爆聚会的场所。足球文化从此在北京越来越浓郁。北京国安红透京城，1995年被誉为“最有魅力的球队”。

一、北京红山口会议?

二、北京出来的足球运动员王俊生领头“吃螃蟹”?

三、职业联赛红遍北京城?

四、集结国安部队?

五、金志扬上任记?

六、国安为什么是职业联赛初期最有魅力的球队?

七、足球在北京成为文化现象?

八、那些年，我们追的大男孩儿?

九、毫不逊色的成年球痴?

十、球迷中的经济人士?

十一、完成国安球迷海陆空远征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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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目 录（3）


第五章 ?十余年奋斗终不悔?

1995年，北京国安与联赛第一失之交臂，此后夺冠更加困难。国安在北京市支持下大力扶持年轻球员，培养了徐云龙、陶伟、邵佳一、杨璞等新一代国脚。“国安永远争第一”成为足坛最震撼的口号。“三杆洋枪”曾确保了国安的联赛成绩，但后来的引援不利又让国安屡吃苦头。足坛黑风玷污绿茵场，国安激烈抗争，引起足坛震荡。

一、丢了1995第一后夺冠更加困难?

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足协杯冠军?

三、国安转会潮?

四、“三杆洋枪”确保国安留在前三?

五、1997年冲击世界杯失败检验了职业联赛?

六、沈祥福率“十八棵青松”再保第三?

七、国安没让徐云龙、陶伟、邵佳一、杨璞等外流?

八、国安进入困难期的几年?

九、中国足球实现了44年的梦想?

十、再度与冠军失之交臂?

十一、无法回避的北京国安罢赛事件?

第六章?北京足球永远争第一?

北京国安继续为“争第一”而拼争：沈祥福把国安带回前三，韩国铁帅李章洙用大运动量训练法让国安三年都在第一集团。2009年北京国安获得联赛冠军，实现了北京球迷等待了16年的梦想。2011年，葡萄牙名帅帕切科把国安队带到新的高度，但2012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北京球迷依然聚集在工人体育场为北京国安加油。

一、沈祥福挖掘的“伊金靴”“陶核心”“杨国门”?

二、李章洙让国安三年都在第一集团?

三、职业联赛16年终获第一个冠军?

四、帕切科时代?

五、“北京最大的四合院”工人体育场?

六、拿了多个全国冠军的北京女足?

七、难以如愿的北京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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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目 录（4）

第七章?足球已成北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人喜欢看足球，也喜欢踢足球。在北京，有坚持近30年的“百队杯”足球赛，有规模宏大的少儿足球乐园越野俱乐部，有民间联赛“回超”，有平均身高1米20多的中国首支袖珍人足球队；出了很多高考状元的人大附中足球队在全国中学足球队中也是一枝独秀……

一、越来越多的北京百姓在加入足球运动?

二、热爱北京足球的人们?

三、北京足球的北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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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一、古代中国和北京的足球

足球是当今风靡世界的第一运动。但至今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它竟然起源于水平不高、成绩令人难以恭维的中国。21世纪初，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宣布：山东淄博的蹴鞠，对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感谢中国将这项运动带给了世界。

早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就有了足球活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有2000余里土地，有数十万士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搏、蹴鞠者”。可以想见，那么多人踢球，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

这还不算稀奇。西汉学者刘向还记录了另一种说法：“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若果真如此，足球运动的历史在中国那就超过5000年了。看来刘向对足球也有浓厚兴趣，他已经把足球当做一门学问来考证，如果他生在当今，一定是世界杯赛场场必看的超级球迷。

在古代，踢足球曾遭到过封建统治者的反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下过禁踢足球的圣旨，并以革职、砍脚、充军等措施严厉处罚踢球的军官。尽管如此，并未禁住人们踢足球的兴趣。而且，朱元璋的子孙就已经开始违背他的意旨。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朱瞻基在宫中看内监踢球的情景。明武宗朱厚照酷爱足球，竟然找人在宫外的场所陪伴他踢球。

民间踢球活动也没有绝尽。这从李渔《美人踢球》诗中可以看出：“蹴鞠当地二月天，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筒，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去娇无语，恨杀长安美少年。”看，女孩子的球技把长安美少年都镇住了！

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很早就有足球这项运动。在唐、宋、元、金，足球很受北京青少年的喜爱，每于“十月以后，寒贱之子，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盖京师多寒，足指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亦蹴鞠之类也”。古时，在北京还有以蹴鞠为技艺的表演。如明代宛平县显灵宫道士郭承仪，善于做蹴鞠表演，肩、背、膺、腹皆可代足，还可以使球绕身滚动不坠，令观者瞠目叫绝。另有记载，清代的满、蒙、汉八旗子弟“皆蹋石球为戏”。清代绘画《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也展现了老北京人踢小石球健身与游戏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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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一、古代中国和北京的足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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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古代蹴鞠多为有钱人玩儿，民间对此非议不少，加上中国古代这项活动带有娱乐杂耍性质，踢球者常被视为玩物丧志之徒。元代杰出的戏剧家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北京地区，他就曾讽刺官场中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批评他们沉湎的一项娱乐就是蹴鞠（踢球）：“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燕作、会吟诗、会双陆。”这群浪荡公子也让蹴鞠蒙受了不应有的恶名。

蹴鞠到了清代中叶几乎绝迹。而恰恰在此时，英国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近代体育运动也应运而生。19世纪中期，足球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不断发展。1863年10月26日，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诞生日，这一天，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足球运动组织——英格兰足球协会。而此时中国正处在被列强瓜分，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国人哪还有什么闲心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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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二、现代足球传入北京

现代足球运动是19世纪末传入北京的。最早是在通州潞河中学的协和书院开始有足球活动。难能可贵的是，百年前的足球运动员还留下了珍贵的照片。照片上，运动员们梳着长辫子，穿着运动服，面前还摆着足球。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协和书院与汇文大学堂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是北京最早的校际比赛。潞河中学的协和书院之所以能够开风气之先，是由于这所学校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卫理会创建的。西方的竞技运动得以很快在潞河中学中传播，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孔祥熙和董守义，后来担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足球队教练李凤楼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20世纪初足球就在潞河中学成为了主流运动。1906年，潞河中学队以2比0战胜英国水兵联队，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后来，潞河中学足球水平高的消息也传到租界，喜欢足球的英法驻军正愁常年找不到对手，因此多次约赛。后来，这种比赛成为北京足球赛事的“传统节目”。驻军球员人高马大，中国学生则小巧灵活，双方各有胜负。据以记录旧京闻名的厢红旗学者唐鲁孙记载，潞河中学最辉煌的胜利就是9比0大胜驻军队，赛后潞河中学主教练佟锦标请所有球员到煤市街清真馅饼店吃了一顿牛肉馅饼。在100年前，这已经算很丰厚的赢球奖了。当然那些英法驻军也是业余足球爱好者，水平参差不齐，赢9个球也是那批人太业余了。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北京足球的传说也不少。比如北京首场国际比赛的策划者竟然是国画大师吴昌硕。这位画家曾留学英国，非常喜欢踢足球。他回国后得知英国水兵有支球队在北京，便组织协和书院学生军与英国人对阵。这场比赛最初被清政府怀疑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但在英国人的压力下还是如期比赛。比赛时竟有几千人前来助阵，最终中国学生以2比0获胜。后来，英国人找了一些理由，说这些中国队员的辫子甩来甩去，经常碰到英国人的眼睛，才导致了输球。据说，这场比赛还闹出一个笑话，一个清政府官员坐轿路过球场，看到观众多没有进去，但第二天他派人到英兵驻地送去“白瓷九龙杯”一座，称这是送给优胜者的。他以为胜利者肯定是英国人，结果让英国人也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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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三、足球运动在北京学校传播


清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大学堂和清华学堂等都组织了足球队。这些由学生组成的球员技术特点鲜明，讲究用脑踢球。1915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当时运动会的组织人才奇缺，其组织者是外国人，具体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干事侯格林德。由清华、汇文和协和三校组成的华北足球队获得足球比赛亚军。1913年至1917年，这三个学校每年一度的三角对抗体育比赛，都有足球比赛，这也推动了早期北京足球运动的开展。此后，足球运动逐渐扩展到一部分中小学。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足球中心地带东单附近的东晓市小学、汇文小学和打磨厂小学足球运动开展较好。1929年，北平举办了有13个队参加的儿童足球赛。30年代初，北平五大学（清华、北大、师大、燕京、辅仁）的体育竞技俱乐部，将足球列为竞赛项目，促进了足球技术水平的提高。

民国年代学校足球开展得相当普及。后来担任过中国足协主席的年维泗回忆说，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但家长都很支持他踢球，认为足球是让男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好运动。年维泗的父亲年景峰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教育家，在北京汇文中学等著名学校担任校长。汇文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踢球的风气很浓，年维泗从小耳濡目染，并很快显示出踢球的才华。年维泗的足球生涯是从胡同里、城墙下踢球开始的。有两件儿时发生的踢球故事他至今记忆犹新：因为空间狭小，踢球时他将一块玻璃踢碎了。年维泗的家教很严，他非常害怕，但是父亲没有责备他，而是领着他到邻居家道歉、赔偿。有个慈祥的中年人说：“你这脚头很硬，以后要有点准星。”这个人就是一代“故事大王”孙敬修。还有一次，在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谈判尚没有成功，双方仍有试探性的枪炮对射。年维泗等几个小孩儿正在育英三院踢球，突然一颗炮弹掠空而来，炮弹落在场边墙上，他们惊惶地大叫起来，幸而那时炮弹质量不高没有爆炸，否则几个踢球的小孩儿将与炮火一起升天了。北京男孩子喜欢足球由年维泗的经历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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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四、大学生足球人才辈出


民国年代喜欢足球的主体是学生，后来成为足球人才的不乏大学生。

要说民国时代对北京足球贡献最大的当属北京辅仁大学。30年代初，辅仁大学足球运动刚刚兴起，校足球队叫友谊队，不久改名“辅友”队。到了30年代末，辅大教育、史学等系的一些同学，在外籍教师赞助下，以“辅友”队为基础，组成了“紫星”足球队。球队的宗旨是发展足球运动，以球会友，切磋球艺。平时主要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在训练和比赛中讲究球技，注重球风。球队主力队员李凤楼，这时已声震华北，他和叶德禄、唐国梁、张之桢等人，各怀绝技，屡屡打败其他球队。1933年，辅大的李凤楼和其他8人，被选为北平代表队队员，参加旧中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比赛。当时北平队队员有：王与民、徐裴民、李凤楼、杨约翰、熊大缜、杨普智、张国成、林松发、张之桢、武贵成、谢继先、唐国梁、房歌春、左登金、叶德禄等。

30年代，北平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社会上业余队之间的联赛和辅仁、清华、燕京、师大、北大五所大学足球联赛。赛事颇旺，观众如潮。辅大紫星队在两大联赛中，以纯熟的球技和优良的球风，多次夺冠，享誉北平。

谈辅仁足球，不能不提李凤楼。李凤楼生于1912年，通县人，1934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先后在辅仁中学、辅仁大学任教。1944年后历任辅仁大学体育部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李凤楼自幼酷爱体育，尤其是足球运动。青年时代曾参加北方著名的“北华”、“北宁”、“紫星”等足球队，辗转国内外进行比赛，以他的高超球技、良好球风、高尚的体育道德修养，赢得了同行们的尊敬，受到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喜爱。在当时，南方有球王李惠堂，北方有球王李凤楼，被冠以“南李”、“北李”的美称。40年代至50年代初，李凤楼不仅率队参加一系列的传统比赛，还积极带队参加每年秋季为冬季救济贫苦民众在北平举行的各种义赛。此外，他还多次应邀率队赴天津、青岛参加义赛，为劳苦大众募捐。

那时，紫星队常在辅仁大学足球场与利华、师大、燕友（由在京的朝鲜籍球员组成）等队进行角逐，吸引了众多球迷。

紫星队还拥有技艺精湛的第二梯队，即辅仁中学（今北京十三中）的紫光足球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批国家队队员的曹桂明就是由紫光队到紫星队的。

在辅仁大学足球队中不仅产生了后来第一批中国国家队和北京队队员，而且他们在各自专业都学有所成。


鄂伯尔，1943年考入辅仁大学教育系，被选进辅仁大学足球队任守门员。1942年入选华北队，1951年入选西南区代表队，1952年调中央体训班足球队(即国家队)为守门员，成为国家足球队第一代守门员。后来他著有《怎样踢足球》、《中等足球技术》、《足球发展简史》，并与人合著《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分析》。中国足球体育界人士用“下得球场，上得讲台，入得书房”来形容鄂伯尔，这一点也不过誉。

刘国斌是辅仁大学经济系学生，当时是学校足球、篮球、排球、垒球、乒乓球五项球类队队员，同时还是象棋校队的队员。这样全面的大学生运动员恐怕很难再找到了。1953年，他代表北京青年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青年足球比赛，后被选入中央体训班足球队（国家队前身）。建国初期他作为守门员的出色表现，一直被人们称赞。30多年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桥牌赛中，他与国家体委四司司长李葳搭档，比赛中遇到了邓小平、丁关根的组合。当丁关根介绍“刘国斌”的名字时，邓小平马上说：“哦，我知道，很好的守门员嘛！”

那时候学校足球不脱离学业，走的是真正体教结合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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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五、足球是北京老百姓的念想


除校园足球外，足球运动在部分职工中也有所开展。像东单就是民间足球的欢乐海洋。一些企业的足球队如平汉铁路局队、邮政局队、电车公司钢轮足球队等在北京都有一定声望。

那时没有足球的管理和推广机构，一些热衷足球的民间人士承担起责任。宋心灯等倡导的在意大利兵场（位于现在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对面路南一带）举行的夏令公开足球赛，从3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每年都吸引不少足球队参加，成为北平足球界的重要赛事。20年代和30年代，北京知名的足球队有中央、震寰、三育、平汉铁路局等，这些业余运动员因踢一脚好球也成为名将。其中，拥有黄振熏、黄志民、黄中孚、尹商屏、赵锡田、谭福祯的震寰队实力最强。这些队除定期参加夏令公开足球赛、友谊赛、表演赛之外，还经常进行平津两地的互访比赛。

民国年代也有国际赛事，但多与当时在北平的英、意、法等国驻军的足球队进行比赛。30年代后期，一次在辅仁大学足球场，紫星队与意大利水兵队比赛，当比赛进行到快要结束时，踢中锋的李凤楼接到右边锋传中球，正要准备起脚射门，被意水兵队两后卫“关门”封住了进球路线，此时李凤楼突然用脚后跟一磕把球弹击起来，在观众的喝彩声中，球飞入球门的右上角，以1比0绝杀了意大利水兵队。这个球射得神奇，射得漂亮，令对方目瞪口呆，激起全场观众呐喊狂欢。

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北平足球运动涌现出一批技术和意识都较好的年轻运动员，如鄂秉信、邵先凯、李朝贵、王陆、史万春、曹桂明、年维泗等，40年代后期除传统强队育英、汇文、志成等中学继续保持足球优势外，又涌现出西燕、北光和兄弟等成人队，成为北平足球的劲旅。

民国期间足坛有两位人物，不仅当时活跃，而且在后来为新中国和北京足球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一位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届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凤楼，还有一位是从饭店服务生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足球队队长的史万春。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五、足球是北京老百姓的念想


史万春1926年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六人，他是独子，一家八口都依仗父亲的微薄工资。那时，踢球是很奢侈的运动，一双球鞋就让家里犯愁。为了减轻负担，他和另一个小伙伴商定，到天桥旧货摊买一双球鞋，比赛时各穿一只。即使这样，每当球鞋踢破该换时，他都难以向父亲开口。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刻苦训练和良好的足球天赋，他常常在一场比赛中独中数球。即使对方好几个人防他，他总能用逼真的假动作连过数人。看他踢球的成年人都说，这孩子就是踢前锋的材料。

因球技出众，十三四岁的史万春就可以打成年人的比赛了，那时比赛地点在天安门东侧如今是中国博物馆的消防队球场或东长安街的意大利驻军球场，小孩与大人交手常常不吃亏，也让一些球队注意上了他。40年代北京最好的饭店是北京饭店，由于饭店经常接待外国人，所以踢足球的风气很浓，也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球队。他们看上了史万春，希望他加盟增强球队实力，但史万春已经上了初中，还想多学些知识。然而父亲突然去世让他别无选择，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小小年纪的他和在家中做手工的姐姐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北京饭店的侍者也分三六九等，16岁的他只能穿下等侍者的白大褂，要听穿坎肩的指使，有的时候挨训很不是滋味，但不久他在饭店里也受到与其他下等侍者不一样的待遇，因为北京饭店的足球队全指着他来取胜呢。他不仅是绝对主力，而且是球队的灵魂，他因此在饭店的地位大大提高，踢球成了他保住饭碗的依托。

在为北京饭店效力的同时，他还与北京有名的足球高手梁振声、赵长兴组成了兄弟队，由李凤楼亲自指导，这个兄弟队是北京足球远近闻名的劲旅。兄弟队比李凤楼为首的紫星足球队、以孙鸿年为首的利华足球队成立稍晚，这几个队代表了40年代后期北京足球的最高水平。这些民间的、业余的球队跑遍了北京，那时基本没有公共汽车，大多连自行车也买不起，都是步行到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或辅仁大学比赛，这些北京的球队也多次与外地球队交锋。正是这些民间业余球队，后来为发展北京市的足球做出不小的贡献，他们大部分在解放后成为体育教师或厂矿企业的体育骨干，而史万春成了新中国第一任国家队队长。

史万春虽然踢中锋，但个子只有1.67米，他后来能成为国家队队长，完全是凭借过人的技术和意识。他的风格是小快灵，退役后他成为北京队教练，其小快灵的风格影响了几代北京足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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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一、发展中国足球的中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运动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北京的足球运动进入一个快速普及和提高的时期。城区建成了一些足球场，高等院校和大型厂矿也都修有足球场，连中学都组建了足球队。1951年，参加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球队有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代表队以及解放军和火车头代表队。

为参加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大会，华北地区进行了足球比赛大会以组建华北队。当时华北地区真正的强队只有北京、天津，二者之间的比赛实际上就是此次大会的冠亚军决赛，这场比赛吸引了二万多观众。这场比赛紧张激烈。比赛初期，天津队攻势较多。天津队左内锋王俊声趁北京队门前中区空虚插到腹地，接得中场妙传抬脚射中首开纪录。不久，北京队史万春与邵先凯巧妙配合，扳平比分。天津队不满足平局，继续进攻，在30分钟时一直表现抢眼的左锋姚宝珍在北京队门前6码处把球射入门内，显示了强劲的实力。北京队史万春、曹桂明等主力稳扎稳打，在上半时即将结束前把比分扳成2比2。下半时，天津队的个人技术显出优势，而北京队的传递配合又高出一筹，僵持到16分钟时，北京队左内锋蒯兆德一脚远射获分。天津队力争挽回败局，而北京足球队密集防守，把优势保持到终场，从而以六战皆捷的成绩获得选拔赛冠军。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国足球水平本身就不高，而地区水平差距又太大，北京队六场比赛得失球比例竟然为81比3，除了胜天津一战艰苦外，其余均以大比分获胜，其中对实力最弱的平原队打出了31比0的惊人比分。

大会闭幕时选出了1951年华北区代表队成员30人，其中北京市队12名队员。他们是：梁振声、赵长兴、史万春、李朝贵、蒯兆德、年维泗、曹桂明、邵先凯、窄明积、冯智杰、张继耀、侯郅华。

1951年12月，在全国足球比赛大会上，北京所在的华北队获得亚军，冠军是足球基础雄厚的东北队。这次大赛选出了30名国家队员，北京运动员曹桂明、邵先凯、李朝贵、史万春和年维泗入选国家队。当时年维泗刚18岁，因在比赛中显示出过人的足球才华而破格入选。12月15日，周恩来总理冒着严寒观看了足球表演赛，并提议由北京、上海两市体育分会出面邀请冠亚军东北队、华北队到京沪表演。这对于推广足球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同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出访东欧，成为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足球队。那个时候交通工具还不发达，他们坐了14天火车才到捷克斯洛伐克，很多球员下车后腿都肿胀了。第一场比赛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队踢成了1比17，可以说是惨不忍睹。后来在东欧打一路输一路。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一、发展中国足球的中心(

面对足球运动的这种落后现状，国家决心采取措施，励精图治。措施之一就是成立国家队以尽快整合人才，提高足球运动水平。新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集训地是哪里？当然是北京。可当时北京也找不到一处训练和住宿一体的理想地点。但国家队终归要有住处，否则如何集训？后来足球主管部门联系上位于东城区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虽然训练和食宿都很艰苦，但总算有了集训的地点。几个月过后，因为大学招生要腾出宿舍，国家队连这样的条件也保证不了了。为了保证这支国家队的训练，足球主管部门想出一个办法，先让队员去各地巡回比赛，同时在此期间继续寻找集训地点。

国脚们离开了第一个集训地——红楼，开始了国家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拉练式训练。时值深秋，国脚们背着被褥和十几个足球，提兜里提着脸盆，从前门火车站坐车南下，那架势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他们坐过硬板火车，坐过四等舱的轮船，把褥子铺在甲板上，薄薄的被子盖在身上，任凭飕飕的江风吹打。好在他们都年轻体壮，没有生病的。每到一地，客随主便。三个月内，他们一路走一路练一路与地方队比赛，走了若干个城市。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还是没有住处。1952年4月，国家队在天津重庆道100号住下，在这里挂上北京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前身）的牌子。后来国家体委成立，北京盖起了一些体育场馆，各项目国字号选手才结束了漂泊生涯，足球队在北京也有了固定的训练地点。

当时中国足球水平很低，连足球水平同样较低的印度队来华访问，中国队都怕输掉。球队的技战术水平也很低，在北京举行的一些国内比赛，不少球队使用落后的两后卫战术。守门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鱼跃，扑球的时候都习惯肚子着地，一场比赛下来，胸前全是土。那时还欣赏“涮人”和“踢高丫儿”（踢高球）。凡是能带球“涮”一下人的球员都被看做好样的，华而不实的转圈儿“涮”也大受青睐。有谁能踢一脚高球，观众席上便高声叫好。

为提高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国家决定派一些年轻球员去足球水平很高的东欧国家学习。这是邓小平和贺龙同志特批的。20多名中国足球运动员先来到北京集中训练一段时间，然后从前门火车站坐火车到莫斯科，最后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那里开始了足球留学生活。近两年时间的留学，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

留学归来，北京继续是国家足球队训练的地方，为国家队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属于北京市体委的先农坛体育场曾长期给国家队使用。

科夫维奇斯基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二、中国足球的竞赛中心


北京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种独特地位也使它成为中国的体育中心和竞赛中心。北京的先农坛体育场建成于1937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修整，是当时进行国内国际比赛的最好场地。北京本身就有好几支强队，如中央体育学院、八一、火车头等队，还有经常在北京活动的上海、大连造船厂（其中就有不少昔日东北风队成员）等队。这些队伍经常捉对厮杀，其中以体育学院队和八一队两队实力最强。北京体院队是最早组成的赴东欧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国家队，集中了全国足球好手，包括北京一些足球名将如史万春和东北的孙福成、上海的徐福生等，还有张宏根、年维泗、张俊秀等新秀；八一队球员是从各大军区运动会上选拔出的足球新人，如著名后卫陈复赉、高筠时、姜杰祥，中场周兴、王锡文，门将黄肇文和前锋哈增光等。这两个队比赛时，先农坛体育场座无虚席，观看比赛是当时北京人周日最大的娱乐活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创了体育比赛现场实况转播的先河，张之的现场同步解说，让很多没有球票的观众也能随时知晓场上情况。

北京也是国内承办国际足球比赛的首选。受当时国际大环境影响，来访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和亚非一些国家球队，很少有西方国家的足球队来访。

1955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了中华体总体训班（实际上的国家队）与苏联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这是他一生中现场观看的唯一一场国际足球赛。

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上学时在班级足球队当过守门员。20世纪初，像毛泽东这样1.80米的个子在湖南简直是鹤立鸡群了，他在门前一站，想必能震慑住对方的前锋。1956年，毛泽东还接见过南斯拉夫足球队。要知道，那时一些国家的副总理来北京，都不一定见得到老人家。在这之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一个小岛上也接见过中国足球队。毛泽东讲话向来有一股“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气，对足球也不例外。老人家说，祝贺你们获得奥运会冠军，12年后我们也要拿奥运会足球冠军。当时毛泽东正踌躇满志地为中国构想美丽图景，对足球他同样充满着革命家兼诗人的浪漫豪情。


毛泽东观看的那场比赛，史万春是当时国家队队长。赛前他们知道，苏联泽尼特足球队是甲级联赛第四名，水平高于我们。那天先农坛体育场座无虚席、人山人海，中国队员顽强拼搏，对方始终没有拉开比分。后来史万春发现观众席上有些骚动，而且响起热烈的掌声。当队员们知道毛主席来了的时候，个个心情激动，决心要给毛主席争光。下半场，中国队以1比2落后，朝鲜族运动员金龙湖带球刚过中场，看到对方守门员位置靠前，一个远射把比分扳成2比2，队员们兴奋极了。史万春说，他一直想看一看毛主席，但激烈的比赛让他不敢看，直到进球欢呼的片刻，他向主席台看去，只见毛主席笑了，也和观众一起鼓掌。

比赛结束，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主席台看去，这时领队告诉他们，要等待毛主席的接见。这消息把球员们激动坏了。毛泽东穿着灰色的风衣，身材魁梧，走路沉稳，与泽尼特球员握手。与客队握完手，毛主席向中国队走来。国家队教练李凤楼和队长史万春首先迎了上去，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连说几句：“打得好！打得好！”毛主席和队员一一握手。球员们事后回忆，本来想喊“毛主席万岁”，但他们全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史万春看到第二天报纸登出的照片，竟然是他站在毛主席和李凤楼中间。这让史万春一辈子感到内疚，他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一个普通运动员怎能站在主席中间呢！”

科夫维奇斯基

三、一场载入足球史册的比赛


1957年6月2日，这是一个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必定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国足球队开始了首次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的征程，比赛地点就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对手是印度尼西亚。要知道，当年亚洲足球的格局远不像现在这样。如今的亚洲强队韩国、日本的足球水平，当年不比中国队强；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那时还没怎么开展足球运动；而印度尼西亚曾是荷兰的殖民地，在50年代足球运动很普及，印尼足球队是当时亚洲前几名的强队。

这是一场背水一战的比赛。此前在雅加达客场比赛，中国队由于缺乏大赛经验和不适应炎热潮湿的天气，以0比2败北，所以主场比赛必须获胜。

这场比赛如此重要，毛泽东主席赛前在中南海接见了印尼足球队。

据胡金兆在《京华绿茵见闻录》里讲述：

那几年足球勃兴，看球的人多了，球票日益告紧。为看球，当时在全国文联工作的胡金兆总是下了夜班就直接到王府井利生商店排队买票。由于去得早，往往能站在前头。但这次是世界杯外围赛，二者不能同日而语。卖票前一天，买票的队伍就排开老远。他是全家总动员，连老母亲都出来轮班站队，老太太下班后吃完晚饭去整夜排队。

凌晨4点，一个小伙子跑来报告“最新消息”：刚从《北京日报》夜班工人处获悉，售票时间提前到早7点，每人限购一张，增加东长安街售票点……这一下排队的人乱了，过去再紧张的球票也是规定每人至少可购两张，轮班站队保证两个全能看上；只卖一张，太损了！谁看谁不看呀？胡金兆一看先农坛这边这么多人，他又不靠前，不由想到报纸还未出来，东长安街售票点也许还没什么人，不如奔那儿更有把握。可是天还没亮，没有车，怎么去？这时，一位三轮车工人一拍车座子：“上来，咱们奔东长安街！”球迷一下跳上了三个。三轮大哥把车蹬得飞快，直奔东长安街体育场。到那里一看，人果然不多，还不足百，三轮大哥汗流浃背，兴冲冲地说：“这步棋咱们走对了。”这样，他们每人买到一张票，又没耽误上班。到单位，胡金兆忍不住夸耀这一夜买票奇遇，大家听他说手中有一张票，羡慕死了。更让胡金兆得意的是一个同学还给他母亲找到一张票。球赛下午3时开始，他就陪着母亲奔先农坛，早去为占个好座儿。



进场前一路都是等退票的，靠近先农坛，母子俩碰到一位华侨青年，手扶英国兰铃牌（俗称凤头）自行车，用生硬的北京话喊：“一张球票换一辆车！”那时凤头车极稀罕，值500元，相当于一个二级工一年的工资，而球票才五角，可是没人动心搭腔。要是搁在今天……

这场比赛，周恩来总理，陈毅、贺龙副总理都赶来了，他们提前半小时就坐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超级足球迷邓小平因公务走不开没来。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足球，他1912年随伯父去沈阳，在学校里就踢过球，解放后多次赶到体育场看球。陈毅元帅也酷爱足球，在这之后的1963年，陈毅随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尼、缅甸。在缅甸海滩，陈毅穿着游泳裤与缅甸总理比赛足球，这可以说是我国参加“国际足球比赛”行政级别最高的“运动员”了。贺龙元帅是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在艰苦卓绝的延安时代，他便组织过战斗篮球队，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时候，曾邀请第一支国家足球队来军区比赛。如此重要的比赛，贺老总当然不会放过。

那一天，北京乃至全国的球迷都围坐在收音机旁，先农坛体育场外高音喇叭下听实况转播的球迷黑压压一片。著名体育解说员张之的精彩解说绘声绘色，很能牵动球迷的心。当张之向全国球迷宣布双方运动员进场时，数千万球迷的心都收紧了。

由于首场比分双方为0比2，所以，所有的人对攻破印尼队球门都既急迫又没底，至少第一次交锋使人感到印尼队像牛皮糖，非常难缠。何时能够打破零的纪录，是球迷们最关心的。


双方往返几个回合，既在试探又在调整心态。一分多钟时，中国队张宏根得球带了几步，发现队友还没有上压到门区，索性用左脚发力射门，球急速呈弧线从高处下落，球进了！这个球是离球门二十多米的地方射进的，是中国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一个进球。十多分钟后，年维泗面对一个半高球机智地用胸一顶，连人带球一起进了大门，此时离开场才十多分钟，中国队已经２比０领先了。如果按这个势头打下去，还不把印尼队打花了？但很快，中国队经验不足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印尼队利用经验，控制节奏来拖住中国队，他们稳住阵脚，在反击中打成功率。比赛进行到39分钟，印尼队左后卫张鑫昌用准确的长传把球吊到中国队门前。这个球恰恰位于守门员和后卫之间，造成中国队后卫姜杰祥与守门员黄肇文相撞，球落在地上，印尼队几个前锋一拥而上，把球送入空门。此后，双方你来我往。下半时印尼队果然把比分扳成３比３。时间已经不多，比分维持下去中国队将被淘汰。先农坛体育场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主场如此大好形势下，战局会急转直下。离比赛结束只有10分钟了，中国队左边锋王陆在对方球门右侧用他擅长的左脚转身射门，球进了！这个“一脚定江山”的进球，令全场观众欢呼沸腾，50年代的观众虽然要比现在含蓄得多，但仍有人把帽子扔向了天空。最终中国队以4比3险胜。

按今天的赛制，中国队因净胜球少已被淘汰，但当时的赛制是一胜一负则加赛一场，所以中国队不敢冒险，把机会留给了下一次。

11天以后，第三场比赛定在第三国缅甸首都仰光举行，双方0比0打平，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梦想破灭。但在北京那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津津乐道。

科夫维奇斯基

四、中国足球的舞台与窗口

中国足球首次冲击世界杯进军瑞典的努力虽然未能成功，但极大地推动了足球运动的普及。此后，国际足联因政治原因把中国足球排除在世界足球大家庭外，但在艰难的条件下，中国足球界励精图治，而北京则成为中国足球与外界交往的最大舞台。

在北京举行的多次重要国际比赛给人们留下了精彩的回忆。1956年开始，中国、朝鲜、越南三国举办足球对抗赛，轮流在三国首都举行，北京率先承担了这项赛事。中国派出北京体育学院队（实际为国家二队）参赛，教练是邵先凯、薛吉竹，队员有曾雪麟、刘国斌、任文根、严德俊、邓雪昌、李元魁、苏永舜、陈山虎、袁道伦、孙元云、张水浩等。首场比赛是北京体育学院队对阵越南，刚开场10分钟连进对方3球。这时，从球员到观众都以为中国队会轻而易举取胜。岂料顽强的越南队毫不泄气，竟然连扳3球打成3比3。北京体育学院队如梦方醒，艰难地又攻进2球，最终并不轻松地以5比3取胜。但在随后对朝鲜队的比赛中，中国队以0比1败北，屈居亚军。

由于西方主要国家的足球队不愿得罪国际足联而不来中国比赛，中国足球界就尽量邀请苏联、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对中国较为友好的足球队来比赛。1958年春，苏联国家队来华访问，队中有世界一流球星雅辛、涅托等。在一系列的比赛中，他们显示出巨大优势，走到哪里都能赢五六个球，但在广州和北京队及八一队的比赛都打成了平局。苏联队当然不服，提出到北京再赛。结果以3比0大胜八一，而与北京队比赛时，北京队竟然先进一球，苏联队使出浑身解数，最后以2比1险胜。苏联队教练给北京队评价很高，认为北京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强队。足坛宿将们记得，比赛中，北京队张宏根多次带球突破，苏联队由当时的世界级前卫涅托防守他，而涅托也数次被他晃过。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场球的纪录片《一球之差》，在全国各影院放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足球。同年，瑞典尤格登队来华。瑞典队是第6届世界杯赛亚军。这个队是瑞典国内的冠军队，实力雄厚。迎战他们的北京足球队超水平发挥，以1比0获胜。这是瑞典的足球队第一次败给亚洲球队。瑞典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称赞北京队“防守严密”，进攻“像鼬鼠一样迅速”，守门员“轻快如猫”，并承认赛前低估了中国足球的水平。在这之前，由11名国家队队员组成的北京队以4比2战胜了由多名法国俱乐部职业球员组成的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轰动一时。



国际足球比赛也增进了国家之间的了解。50年代中日没有外交关系，1957年10月，竹腰重丸率日本足球队访华，与北京队和八一队进行比赛，中国球队都获胜。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观看了比赛，这在日本引起很大重视，足球为中日交流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59年10月，第一届全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为增加精彩程度，邀请了世界强队苏联和匈牙利进行中、苏、匈三国足球对抗赛。中苏足球对抗在全运会开幕式团体操后进行。苏联队优势明显，开场2分钟就攻进张俊秀把守的球门，此后顽强的中国队顶住了对方的多次射门，0比1的比分保持到终场。两天后，苏联队和匈牙利队在工人体育场对垒，其精彩程度令人叫绝，第二天的报纸赞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比赛。这场比赛本来匈牙利队一直领先，不料最终被苏联队扳平。最后由匈牙利队对中国队，如果匈牙利胜两球就可以夺冠，而且匈牙利队明显技高一筹。中国队自知实力逊于对方，基本采用老虎不出洞的打法，匈牙利焦急中错失多次良机。比赛临近结束，中国队抓住全场仅有的机会，由冼迪雄在乱军中攻入一球，意外地以1比0获胜，从而获得三国对抗赛的第二名。这场比赛非常轰动，体委的科研人员对全场比赛做了技术统计，北京籍运动员年维泗全场奔跑9222米，这个纪录几十年后才被打破。虽然取得意外的好成绩，但中国足球界清醒地看到，中国足球与苏联、匈牙利相比，不在一个档次，如果对方是在主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中国队肯定会输两个球以上。

对抗赛结束，苏联和匈牙利足球队对北京球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北京观众热情，尊重双方运动员，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但不对客队起哄，甚至说北京球迷是他们走遍世界所见到的最文明的观众。

科夫维奇斯基

五、北京有过"巨无霸"球队

50年代初，北京足球队还不算一个强队。跟上海、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比，基础薄弱，比赛机会少；跟大连这座足球城比，人才还是少。

20世纪50年代讲究全国一盘棋，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作为首都的北京，需要有个好球队，让外国球队进来就不能小瞧咱们。50年代初，北京的足球、篮球、排球以临时集训的形式组成业余队，别说和外国队比，就是和兄弟省、市的专业队比赛，成绩都不理想，常常是失败者。当时北京市体委主任是柴泽民，这位老革命后来成了中国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1955年国庆节游行后，彭真、贺龙等领导人到北京饭店就餐，柴泽民与彭真市长、贺龙元帅等人一桌。贺龙元帅的话题很快转到体育，他对柴泽民说：“老柴，你们北京队比赛老是输，这可不行……你要抓紧啊!中国球类运动水平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不少，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首都要带个头嘛!”贺龙建议北京市要建立专业队，培养优秀运动员。柴泽民听了贺老总的一席话，把筹建专业队的工作很快提到日程上来，并在一两年内完成了各个运动队的组建。贺龙还不放心，干脆决定把从匈牙利留学回来的国家红队全部落户北京，穿上北京的球衣打全国联赛。

这对北京足球来说好像是天上掉馅饼。这支北京足球队阵容强大，几乎集中了中国足球的全部精华。1958年评选的10名最受欢迎的足球运动员，北京队就占据了7名，其中张宏根、年维泗名列前两名。张宏根是50年代中国的头号球星，年维泗后来是中国国家队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还当过中国足协主席。张俊秀是中国队一号门将。北京球员史万春、孙福成、方纫秋、张京天也都在最受欢迎之列。此外，国家队员陈家亮、丛者余、王陆、徐福生、 谢鸿钧、孙宝荣、王克斌、孙云山、孙元云、朴万福、王德发都效力于北京，他们夺得了1957年、1958年甲级联赛冠军，而且都以提前几轮甩开对手的令人信服的成绩夺冠。上场比赛的球员一水儿都是国家队的，就是替补球员也大多数国家队的。当时一些弱队对北京队比赛采取了不记胜负、只求学习的态度。1959年首届全运会，上海足球队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是第三，而第一是北京队，第二是八一队。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对上海队这种自卑感提出批评，但也足见北京足球的强大。

在连续两次获得甲级联赛冠军后，北京队本来极有可能获得首届全运会冠军，但当时国家队要到东欧比赛，由北京的二线年轻球员参加全运会比赛，结果获得了第三名。

此后，由于国家队员原则上不参加国内联赛，这支王牌军淡出北京，但他们为北京足球创造的辉煌，载入了北京体育的史册。这些球员为提高北京足球水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老北京队员张宏根是50年代公认的头号球星。张宏根1935年生于上海。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他自幼迷上了足球，显露了极高的天赋和灵性。年纪小小的张宏根无论速度、意识、身高、技术都是出类拔萃的。1953年刚刚18岁的他代表华东队参加全国比赛，因其卓越的足球才华而被调入中央体训班，也就是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李凤楼慨叹：“这是我们多少年来没有遇到的好苗子。”1954年，张宏根与同代二十多位年轻足球运动员一起留学匈牙利，在著名教练安倍尔·尤瑟夫的指导下，技术提高更快。当时匈牙利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最出名的球员是前锋普斯卡什和中锋南蒂。尤瑟夫对领队柯轮说：“张宏根就是南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足球的希望。”

张宏根脚下细腻，过人巧妙，意识出众，传球精妙。1955年中国队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足球赛。赛前公认中国队与东道主波兰队差距在六个球以上，但中国小伙子打得意气风发，仅以2比3小负，其中最耀眼的就是张宏根、张俊秀。张宏根下半时在离球门30米的地方打进了一个技惊四座的球。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贺龙高兴地说：“足球队应该多出几个张宏根那样的球员，左脚好，右脚好，头球也好。”凭着过人的才华，张宏根在国家队踢了长达11年，代表国家队出访五大洲多个国家，仅1954年到1957年，就为国家队踢了51场国际比赛。可惜的是，张宏根后来的伤病使他不到30岁就挂靴了。他的腿伤一直是体委上上下下的心病，贺龙元帅多次过问。1975年，邓小平首次复出时听体委汇报工作，一些老运动员一起前往，邓小平五六十年代是足球场的常客，见到张宏根便亲切地问：“张宏根，你的脚好了吗？”张宏根到晚年还说：“小平同志那么高的地位，内心都在装着国家和世界的大事，恢复工作后居然还能记得我的伤腿。”张宏根退役后曾经做过国家队和多支地方队的教练，2003年11月，张宏根与胃癌抗争四年后溘然长逝。

张俊秀是为北京足球做出贡献的又一名运动员，他是中国运动员中第一个被称为“万里长城”的。张俊秀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是哥哥培养了他踢球的灵性。张俊秀工作所在的天津机械厂让他做厂队守门员，出众的守门才能后被天津队相中，从此他走上了足球运动员的道路。张俊秀1953年被选拔到中央体训班，成为国门。1954年中国足球队到匈牙利留学，张俊秀是头号守门员。当时，中国队的水平确实很低。在布达佩斯，由厨师和宾馆工作人员组成的球队就能和中国队打个平手。有一次，一支田径队训练结束后与中国队踢足球，轻轻松松地就与中国队打成了1比1。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匈牙利女子手球队的一位守门员颠球技术比中国球员还好，让中国小伙子很惊奇也很惭愧。幸运的是，匈牙利的球员常常辅导中国球员。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守门员、匈牙利国门格罗施奇与张俊秀成了好朋友。教练尤瑟夫重点培养张俊秀，使张俊秀的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尤瑟夫的训练得法，语言风趣。他对张俊秀说：“你在门前一站，连个苍蝇都不能让它飞进去。”过去中国的守门员根本不会鱼跃扑球，张俊秀在匈牙利学会了，而且达到了匈牙利甲级队员的水平。1955年，中国队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与东道主波兰队的那场比赛，最耀眼的就是张俊秀。面对对方三十多次射门，他出色地扑出多个必进之球，很多波兰观众都为他喝彩。第二天波兰党报《华沙工人报》登出张俊秀三头六臂的漫画，认为他的守门简直不可思议，并称他是中国足球队的“万里长城”，从此“万里长城”的绰号一直伴随着他。

科夫维奇斯基

一、邓小平复出看足球轰动世界


说改革开放后的北京足球，还要提到1977年的夏天，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长征杯足球赛。决赛那天，规定时间已到却没有开球。过了会儿，麦克风里宣布“来观看这次比赛的有邓小平同志……”在场的观众情不自禁地喊叫起来。这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公开露面，消息顷刻间被发往世界各大通讯社。足球场透出了大新闻，世界都感到中国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看的这个赛事，参赛的多是亚非队，也有朝鲜、伊朗、摩洛哥等强队，中国一队由辽宁队加上容志行等组成，北京队加了两名八一队的球员组成中国二队，还有由一批年轻球员组成的中国青年队。比赛打得非常热闹，北京球迷好多年少有这么高水平的球看，这次来了个“大补”。主办者有明显控制比赛、用足球补充外交的打算。

北京队与朝鲜一个甲级队争前四，北京队表现非常英勇，后卫赵立华拼抢头球受伤血流满面，半个脸都红了，不少观众吓一跳，教练叫一位替补活动准备替换他，只见赵立华用手使劲一挥，那意思是我不下！他被队医包扎一下又上场了，全场观众对他的顽强报以热烈掌声。当北京队两球领先时，只见场边有人向场内指示什么，不久北京队连丢两球，最后以2比3输掉。这样朝鲜队才没有过早出局。还有摩洛哥队，实力很强，一位中国裁判连续吹掉摩洛哥两次进球，引起球场内骚乱，摩洛哥被淘汰。后来邓小平接见各代表团团长，对摩洛哥的团长说，我知道是我们裁判的问题。

这个赛事活跃了中国足坛，满足了北京球迷的观赏意愿，但裁判控制比赛、阻拦一些队晋级，引发了人家不满，被总结为花钱费力还招埋怨。最后张宏根执教的中国青年队得了冠军，这个队的一些新秀如李富胜等被调入国家队。

改革开放后，各地都大力挖掘足球人才，北京足球队也不甘落后。1979年全运会，北京队除去沈祥福的位置在国内是最好的，19岁的新秀李辉也异军突起。他视野宽阔、攻守平衡，有突破能力，是国家队已经盯上的苗子。加上王俊生、李惟淼、刘利福、张东平、李惟霄、刘德利、谷大泉、温远、夏宝柱、贾光拓、薛继先等发挥较好，北京队一路杀入半决赛。在与有多名国家队队员的八一队比赛时，北京队坚持把自己摆在弱者地位，坚决打防守反击，顶住了八一队多次进攻。而张东平二十多米外一脚远射洞穿李富胜把守的大门，1比0的比分坚持到结束。最后与山东队争夺冠军，北京队很期望为自己的城市获得一个全运会冠军，但北京球员灵性足够、身体吃亏的弱点再度显现，与对方人高马大的徐永来、相恒庆、刘承德在争抢上处于劣势，最后以1比3失利，屈居亚军。全运会后，王俊生、洪元硕、李惟淼等一批老队员退役。由于大批年轻队员缺乏比赛经验，1980年甲级联赛上半段，北京队才拿4分，完全跌入降级区。但这批年轻队员颇有潜质，下半段好像完全变了一个队，顺利保级。第二年，这批年轻球员获得联赛第3名，北京队重新回到甲级强队的行列。

而此时全国足球界和球迷已经把目光转向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重要战役。1979年，国际足联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国队时隔24年，终于可以再度参加世界杯外围赛，而中国队的主场依然设在北京。

科夫维奇斯基

二、北京球迷与中国足球心连心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世界杯进行了第二次冲击，不少中年以上的球迷总说，那次比赛确实精彩。不少人提起来仍津津乐道，说容志行、古广明、沈祥福等人的技术与控球能力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那时的赛制很不科学，中国队头两场比赛都是对新西兰队，先在北京主场比赛。那一天，工人体育场坐满了8万观众，这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足球比赛，观众紧张，球员也紧张。正如中国队领队张俊秀所说，每个队员背着“中国”二字倍感厚重。新西兰横冲直撞的打法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尤其他们粗野的飞铲使中国队核心容志行被担架抬下送到医院。这场本可以拿2分（当时赛制胜一场为2分）的比赛最后以0比0平局，只得1分。接着，在新西兰进行客场比赛，面对新西兰队的硬朗打法，中国队还是一筹莫展，最终以0比1败北。两场比赛仅得1分，中国队被推到了悬崖边。接下来对阵当时亚洲最强的科威特队，如果再输中国队就死定了。这场比赛在工人体育场进行，为了加强中场左路的调度，主教练苏永舜急调已经到泰国参加泰王杯比赛的北京队队员刘利福，与左路另一位北京球员沈祥福搭档。球迷马宗义回忆说，由于那时把比赛完全和国家荣誉等同看待，所以现场每个观众都像参赛球员，很多人的嗓子都喊哑了。当容志行为中国队顶进第一球，整个看台在蹦跳中都有晃动的感觉。当时宋世雄直播时高呼：“容志行，祖国感谢你，人民感谢你！”但不久，中国队禁区犯规被判点球，全场愕然。当对方罚点球的球员把球射向球门时，只见守门员李富胜如灵猫一般将射来的球死死扑住，全场再度沸腾。直到北京球员沈祥福打进第3球，中国队第一个2分才握在手中。事后中国队都为北京观众充当第12名球员感到欣慰。

当中国队打完六场比赛时，离走进西班牙世界杯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可最终还是出局。反思那次失败，从表象看是沙特和新西兰的消极球坑苦了我们，沙特不惜用失掉五个球来“做掉”中国队，但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身实力的问题。因为沙特还没有损到家，人家正好输五个，还给你们再赛一次的机会。我们再次比赛仍然没有踢赢新西兰队。那时候中国队踢球比现在好看，但那时中国队也有对抗能力不足的严重缺陷，对人高马大的新西兰人一筹莫展，三场比赛才拿了1分。新西兰队看准了中国队的软肋，一味高举高打地欺负中国队。苏永舜当时就说，不是因为身高不足，为什么科威特身高不如我们却把新西兰制服？苏永舜说中国足球还要在技术上提高，其次才是解决身高问题。可惜30年后现在的中国队身高已是亚洲第一，整体水平却沦为亚洲二流了。

中国队失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赛程上犯了一次糊涂，要在今天看起来真是俗话说的大傻帽儿了。我们所有的比赛都完了，新西兰还有两场没踢。这两场是对铁定出线的科威特和出线无望的沙特阿拉伯，前者一身轻松，后者吊儿郎当，这使新西兰队绝处逢生。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外部世界的许多现象还很陌生。中国队的确被亚足联的赛程弄了个措手不及，同时，中国队还犯了一个错误，即打完比赛就将队伍解散，队员回到各省市去了。那个时候，球员家里都没有电话，找齐他们都费了一番周折，再说歇了二十多天马上拉回来打比赛，状态可想而知。


看了中国队全部主场比赛的陈金贵当时是北京水暖一厂的技术工，他说，这次世界杯预选赛可以说是悲喜交加，最后以失落告终。他师傅石云铸就是被新西兰队沙特队那场球气死的。

石云铸的绰号叫“革观”，全称是“革命观众”。一听这名字便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那年月“革命”本是个挺庄严的词，后来叫的人多了，渐渐变成了调侃。他所在班组的工人几乎都有“革命”的头衔，有个老工人脸上有麻子，大家都开玩笑称他“革麻”，即“革命的麻子”；球迷石云铸自然被人称为“革观”了。好在那年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说话不必像“臭老九”（知识分子）那么谨小慎微。

“革观”喜欢看球还有一段经历：他苦大仇深，三辈子没碴儿（出身好），从解放初开始当学徒，干起活儿来像头黄牛。他几乎什么嗜好都没有，一门儿心思干他的车工。像他这样根正苗红、城市里几辈子都“干净”的人不多，因此被分配到七机部当工宣队队员，并担任足球队领队。他没想到足球这么有意思。为了让足球队打好比赛，他多次熬夜，挑选了几十条毛主席语录，一旦球队比赛得难解难分，他就在中场休息时带大家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每当带着队员喊语录时，他俨然像个教练，得意极了。七机部知识分子多，大家都很有礼貌地一口一个“听石师傅的”，更让他得意忘形。他也把感情全交给了球队。自那以后，他凡有比赛就看。那年月正规比赛不多，所以他一下班就去东单体育场看业余比赛，直到天黑，球场的人全走光了，他最后一个离开。礼拜天他带上两个馒头，在场外一蹲就是八个小时，大人的、小孩的、不大会踢的，各式比赛他“一览无余”。有一天，厂足球队去30公里外的通县赛球，他轮不上坐汽车，就提前一个半小时骑车先行。球队的汽车离体育场不远时，见顶风骑了几个小时、满头大汗的“革观”奋力蹬车的情景，车内的人无不感动。就这业余队比赛愣把他迷成这样!

70年代初，朝鲜的一支足球队来北京比赛，观众都是各单位挑选的政治上可靠的人。比赛前几天，他坐卧不宁，自己三辈子贫农，也积极要求入党，按说没什么问题，可人家要说起他造反的那段经历可怎么办?他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单位公布名单，结果还真没他。他急了，几步就跑到办公室，大声说：“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我政治上哪点儿不可靠?不就给你们贴过大字报嘛，你们借机打击报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这一吵还真把看球的权利争回来了。

“革观”坐在体育场里真不是滋味，旁边好几个女师傅说：“半天也不进一个球，真没劲。”也有人问：“怎么才算赢啊?”“革观”一一讲解：“把球踢到那白网子里就算赢。”“革观”好几次想为中国的球队叫好，可赛前强调的纪律是“要为双方鼓掌”，“要注意政治影响”，他真怕喊得过火影响了两国关系。那场球可把他憋坏了。



1981年，中国足球队参加世界杯亚太赛区比赛，他不但怀着最大的兴致看比赛，还画了一张表，预测各队之间比赛的各种结局。有时临睡觉躺在床上也看，口里还念念有词“如果科威特胜沙特，如果中国平科威特，假设新西兰负……”可能性足足有几十种。他妻子看他这入迷的样子，真觉得他像变了个人。

新西兰和沙特队比赛那场，沙特队放水，上半场就输了5个球，一下把有望出线的中国队挤到了危险的境地。他看完已是半夜了，比赛中间他就不停地骂：“什么玩意儿啊!”“臭不要脸!”“一群混混儿！”看完比赛躺在床上，他还是骂。妻子说：“又不赢房子赢地，至于吗?”“革观”说：“比输房子输地都可气。”他睡不着，一骨碌爬起来，就着花生喝了八两二锅头，吐了两次才昏昏入睡。 第二天清晨，他刚从被窝爬起，就倒在妻子的胸前。妻子以为他开玩笑，说：“大早晨起来别逗。”妻子推开他，他像根木棒似的又倒在床上。

送到医院，他已断了气，据诊断是脑出血，年仅44岁。有人说他不喝这酒就没事了，也有人说他不看球就不会喝酒了，还有人说不喝酒早晚也得犯，更有人说如果中国队出线了他根本不会生气，更不会犯病。各种假设无从考证，他的死却是不可更改的。

厂足球队的队友为了告慰这位铁杆儿球迷，商定在中国队走进世界杯决赛圈那天，给他存放骨灰的墓地献个花圈。直到2001年中国队首次冲进世界杯，他的好友、厂队守门员马师傅带着大家来到“革观”位于通州的墓地，献上的挽联上写着“有志者，事竟成”的花圈。

科夫维奇斯基

三、北京足球80年代两度辉煌

80年代初，北京足球有过较大的起伏。此时，北京队既有沈祥福这样的国家队绝对主力，也有李辉这样的新秀，但由于北京足球队历来坚持小快灵的风格，对抗中总是处于下风，而辽宁、八一、山东这样力量型的球队占了上风。要想更上一层楼，必须对小快灵的风格加以改造。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优秀教练，他就是曾雪麟。

早在50年代，曾雪麟就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球员留学匈牙利。后来曾雪麟随国家白队落户天津，从队员到教练，几度春秋，把天津市的足球水平提高到全国一流。曾雪麟在1960年挂靴后就带领天津队拿过甲级联赛冠军和全国锦标赛冠军，是那个时代的双冠王。70年代他提出来北京和夫人团聚，天津体委虽不愿意放，可也要照顾他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于是曾雪麟成为北京足球的“新教父”。

曾雪麟带队坚持北京队小快灵的风格，发现了李辉、杨朝晖、李公一、魏克兴 、路建人、刘清等新秀，重用了沈祥福、刘利福等中坚，还有谷大泉、刘德利、陆相宾、张东平、贾光拓、薛继先这样技术型的选手。这届北京队还有个重要的特征是后卫好。这是因为曾雪麟独具慧眼地引进了八一队的于景连、魏石利，让他们担当中路防守的重任。实践证明，他们非常称职。再加上北京自己培养的右后卫王仲兴、左后卫任嘉庆、夏宝柱，北京队真正形成了攻击犀利、防守坚固的特点。对于过去北京足球历来的“小快灵”风格，曾雪麟认为，“快”和“灵”要坚持，而“小”必须融进“大”。他重用的前锋刘清和杨朝晖身高为1.86米和1.82米，在80年代初就算是高前锋了；后卫于景连、王仲兴、魏石利等都既灵活又壮实，这样在对抗中就不吃亏了。过去北京队都是进球多丢球也多，经过曾雪麟改造，1982年联赛失球倒数第二少。这样北京队积分高出辽宁、广东、天津、八一、上海诸强，获得了甲级联赛冠军。这一胜利让北京球迷欢欣鼓舞。



1983年因全运会分为南北赛区，北京队获得北区冠军。1983年全运会，北京队是夺冠大热门，可此时却犯下了骄兵必败的大忌。第一场对河北队，由于全运会前连北京二队都胜过河北队，所以在排兵布阵上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料开场不久即被河北队打进一球。北京队有点蒙，倾巢出动，全线压上，虽然攻势占优，但在焦急中射术不精，几度丢失良机。而河北队坚持密集防守，伺机反击，结果趁北京队后防空虚再进两球。夺冠热门北京队0比3完败河北队，成为全运会足球比赛的最大冷门。而小组赛的另一个对手是广东，北京队要想晋级，前提是广东必须胜河北，北京赢广东三个球以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广东队吸取了北京队的教训，面对河北队，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如愿取胜。接下来对广东队的比赛，对于北京队来说只剩华山一条路，就是不遗余力地进球。开场不久，北京进球，北京队队员迅速跑进球门捡起球奔向中圈争取时间快发球。广东队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拥有中国最好的前锋古广明以及国脚池明华、杨宁、谢志雄等，很快他们回敬一球。这场球打得精彩纷呈，一直打到3比3、4比3。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0分钟，双方不再进攻，各自倒来倒去，很容易被人视为假球。30年后本场球员王仲兴回忆说，确实没有打假球，那个年代没有中间人，也没有暗中勾兑，双方都想进球，北京队想死而复生，广东也力争多进球。那次全运会为了鼓励进攻不以净胜球而以进球数排名次，当打到4∶3时，双方感到这是确保自己出线的比分，于是消极比赛。这场比赛令河北球迷大为不满。当然，这场球最后确实是在利用规则漏洞，有违体育精神。接下来，北京队对东道主上海队。按当时的实力，北京队强一些，但强龙难压地头蛇，上海队表现也很抢眼，北京队三次领先被三次扳平。加时赛北京机会仍多一些，而对方林志桦在距门30米处的一脚冷射挂球门右上角入网，北京队就此止步。

1983年全运会北京队成绩不理想，但由于整体实力较强，打联赛的意外性比淘汰赛小许多，虽然曾雪麟已经上调国家队，孙云山作为主教练还是成功地带队拿下了当年的联赛冠军。三年两个半冠军，意味着80年代前期北京足球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科夫维奇斯基

四、发生在北京的"5·19"事件

曾雪麟带北京队获得甲级联赛冠军后，成为国家队主教练的人选。但由于苏永舜给大家普遍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足协还是等待他去加拿大探亲后归来，继续担任国家队主教练。苏永舜决定留在加拿大陪老母后，带北京队获得全国冠军的曾雪麟成为国家队主教练也就顺理成章了。国家体委还派两个年轻教练徐根宝、戚务生当他的助手。

1983年春，曾雪麟走马上任。这是继李凤楼、年维泗后第三个北京教练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任期内曾经带队获得亚洲杯亚军，在印度举行的尼赫鲁金杯赛上战胜过马拉多纳缺席的阿根廷国家队。在冲击墨西哥世界杯的战役里，没有人认为中国队不能小组出线，因为对手是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文莱，这三个队没有一个战胜过中国队。

1985年5月19日发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球场风波，已经载入中国足球的史册。对它批评指责也好，为它辩护也好，它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回避的。

那天下午，始终处于高昂临战状态的中国队即将从北京体育馆驻地启程。有着“中场推土机”之称的队长左树声挥着拳头说:“沉住气，拿下来!”中场主力林强嘱咐伙伴:“逼抢得凶一点，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得球。”李辉则说:“我希望这场比赛快点开始，早点儿拿下来。”事先没有人会想到失败，每个人都确信中国队至少会有两次敲开香港队的大门。

但他们也隐隐感到了某些不祥之兆，比如，确定比赛时队服的颜色以及球队去工体车里坐着的异性球迷都给他们带来心理负担。他们的内心并不轻松!舒适的大轿车终于启动了，平稳飞快地向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开去。路边的钻天杨一棵棵地向他们扑面过来，又急遽地被甩到车后。路上的北京小青年偶尔发现他们，都向他们招手致意。车只要在红灯前停下，小青年们都凑到车前喊着:“晚上就看你们的了。”曾雪麟微笑着，他深深地感激这些热心的球迷，他在心底回答着他们:“放心吧，我手下的小伙子们到临战的关头，个个都像绷紧了弦的箭，他们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尤其是面对从心里就怵我们的香港队。”不过，此刻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足球界有史以来的最大悲剧正在等待着他们。

1985年5月19日21点30分，占尽优势的中国国家队出人意料地以1比2败给了香港队。北京工人体育场的8万球迷和数以千万计的中国电视观众，经历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震颤。当印度裁判一声长长的终场哨音吹响，全场观众如同参加葬礼，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各自的心像被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沙哑的嗓子哽塞了，手中的旗帜低垂着，人们直愣愣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痛苦地接受着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实。谁能想到，几分钟之前还是浪翻涛涌的工人体育场，此刻竟像冻结了的北冰洋。



四年的期待瞬间毁灭，怎能不让人痛心疾首！怨恨、愤懑、失望的感情在人们的心中涌动。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们坐在休息室里，发呆，啜泣，叹息。紧闭的铁门外，人们有节奏地呼叫着：“曾雪麟滚出来!”“中国队滚出来!”震耳欲聋的怒吼声简直可以把整个屋子埋葬。为确保中国队的安全，球员们被告知暂时不要离开休息室。

心理上失去控制的年轻球迷在寻找着发泄的对象：

——看完比赛的中国青年足球队，刚刚登上大轿车，竟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国家队，随着一阵哗啦啦的响声，几块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

——工人体育场外马路边的几十个垃圾筒，在一阵叫骂声中，一个接一个地被踹倒，像喝醉酒似的东倒西歪地翻倒在马路旁。

——一辆停靠在马路边的小汽车，被一群蜂拥而上的年轻人推翻，随着爆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哄笑声。

——一座治安亭和一座交通亭，也成了一群年轻人的眼中钉，他们不知从哪里迸发出的力量，竟将这些庞然大物推倒在地。

——地铁站上的巨大玻璃窗，也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猎物，一块块石头像连珠炮似的砸去，玻璃碎块四处飞溅。

……

电话铃在骤响，报话机在呼叫，不一会儿工夫，20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动，40辆卡车紧跟着红灯闪亮的警车疾驰而来。

与此同时，各国驻京记者站的记者也纷纷驱车赶来，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用先进的通信设备，把中国大地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报道出去。西方记者按照各自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的报道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动摇”，“要建立精神文明不容易”；也有的报道惊喜地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人个性的解放，“表明中国已完成它重返国际社会的过程”。

国内一些报刊也豁达地给各种言论以发表的园地。新华社办的《世界体育参考》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来讨论，大多数人主张对个别违法闹事的人绳之以法，但他们并不赞成一味地指责球迷，而是对有关体育部门领导提出批评，他们说：“对于5月19日的事件，有关体育部门领导大谈球迷闹事的严重性，而闭口不提众所周知的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中国足球队多年来一直不能冲出亚洲与他们的责任，是令人十分反感的。希望体育部门的领导在严厉批评别人的同时也能作一些自我批评。”

事件发生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评了有关部门，指出如果责任心强些，本来是可以避免发生这个事件的。无政府主义实在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


事件过去二十多年，“5·19”已经是刻在中国足球史上的专有名词了。中国足球失败过无数次，但很少有像“5·19”那样把日子记得这样清楚。二十多年过去了，凡是经历了那个飘着丝丝细雨夜晚的人，凡是被未曾料到的结局震惊而久久呆立在看台上的球迷，都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遗忘那记忆的碎片。

“5·19”使人们第一次向过去从未触及的落后足球体制发出严肃的诘问。穿越二十多年的时间隧洞，中国足球的成绩虽然踏步不前，但社会嬗变之迅捷却让人们发出由衷的惊叹。

“5·19”之前，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几十个小时完成了对国家队的情报之旅，把中国队的阵容打探得无比清晰，而曾雪麟去香港观战的申请竟然因为缺少经费没有获准。如今不要说国家队教练，就是一支少年体校的球队都可以全队拉到欧洲搞一段集训。

“5·19”之前几天天气已经有些热，有的国脚怕热，可是国家队住所没有空调，甚至洗澡都要到楼里的公共淋浴室排队等候，如今的国脚住最豪华的酒店，吃营养学家配制的菜肴，包专机飞赴客场。如果保证能冲进世界杯，恐怕他们提出包飞船到月球也会答应。

“5·19”之后，香港队平均每人得到一万多港币的奖励，中国队的一位队员说：“妈呀，相当我十年的工资，给我们这么多钱冲出亚洲简直易如反掌！”如今小组出线给任何一个国脚一万元奖励，他会骂你这是对他的侮辱，因为职业联赛的不少主力队员每天收入一万都很正常了。

“5·19”之后，所有的媒体都对球迷口诛笔伐，却没有一家媒体敢于对主管部门问责，如今哪个媒体不敢问责足协就是不时尚，报纸也休想卖出去。

“5·19”也第一次把球迷推向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舞台。二十多年后看“5·19”，它是建国以来因体育比赛引发的一场暴力事件，轰动中外。其中固然有个别人借机发泄生活中的不满，但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对体育比赛理解的偏差。谁都希望自己的球队获胜，但比赛终归有胜有负，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用暴力发泄的权利。那时媒体也不够成熟，一边倒地认为国家队胜香港队是天经地义，不胜两个球就是输。这种一边倒的舆论造成了球迷点火就着的局面，后来媒体也做了反思。

“5·19”事件第一次让中国人懂得足球是圆的，足球场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通过“5·19”，球迷理智了，媒体成熟了，安保加强了。从这之后二十几年，中国足球经历了更多的失败，北京球迷再也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北京的球场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

科夫维奇斯基

一、北京红山口会议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球走到一个路口。前面已经很难走下去。中国足球经历了国奥队“黑色九分钟”告别巴塞罗那奥运会，国家队兵败伊尔比德无缘美国世界杯，尤其搞行政足球难以为继，不少球队连参加联赛的经费都没有了。与以往不同，中国足球失败不再满足于寻找技战术的不足，而开始从体制上寻找出路。

但是从体制上变革又谈何容易！几十年来，在中国人意识中，足球职业化一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足球领域的体现，球员归属于俱乐部始终是剥削阶级买卖人身的罪恶，中国足球怎能步他们的后尘？

1992年6月22日到27日，在北京红山口召开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会前先在体委会议上吹风，讲了先从足球体制改革做起的设想。因为足球影响大，老百姓喜欢，对它期望值高。足球一穷二白，没什么精神负担，不像乒乓球那样，拿了那么多冠军。还有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为改革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红山口会议上，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议题第一天就遭到不少地方体委领导的抵制，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国情不适合走职业化道路。他们首先不能容忍的是，走职业化会让球队脱离体委领导，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运动员将拱手让出，这些企业老板懂足球，懂训练，懂培养人才吗？会议上争执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中国的改革常常需要高层领导保驾护航。会议期间，主管体育的国务院领导李铁映6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省的与会代表。李铁映态度明确，一锤定音：“这次会议……能不能成为我国足球事业上的转折呢？现在解决足球的问题，首先是解决足球界的思想问题，思想不上台阶，工作就上不了台阶。我认为，中国足球界从思想观点到各项制度，要有大的改革，没有大动作就不会有大进步。我们要解放思想，建立新的国际水平的足球体制，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我国足球事业搞上去，这是足球界的光荣任务，没有后退的余地。”李铁映讲完话，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顷刻之间，思想统一到走职业化改革之路上来。即使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马上感到，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这次大的改革了。

科夫维奇斯基

二、王俊生领头“吃螃蟹”

虽然确定了足球改革的方向，但对于搞足球的人来说，搞职业化就如同军人脱下军装就领导生产一样，还要经过艰辛的探索。

王俊生，这个北京足球队运动员出身后来做地方体育管理又走上中国足协领导岗位的中年人，是整个足球改革的坚定派。但他也有个困惑：踢了半辈子足球懂得什么经济啊？足球要在他的任期内实现体制转换，从吃皇粮到自给自足，而且要从足球实现突破给整个体育界一个启示，这个担子太重了！从王俊生十几岁进入北京足球队，直到42岁从北京体工大队队长的职位转到足协，足球运动的一切经费都是国家提供，虽然用起来紧巴巴，可是真不用操一点儿心。王俊生承认那时连“实体化”的内涵都解释不清。他请教了体育界的一位前辈，老人告诉他：“我国原有单项协会的功能仅是开展外交和扩展体育工作，也就是比较虚，实体化就是要变虚为实，为协会工作注入实际内容，有一定的权力，在足球内部形成依托社会、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体育工作的社会化、产业化。”

很多人为王俊生捏了一把汗，有人劝他：“那可是个烂泥潭，陷进去就很难拔出来。”足协副主席张吉龙为他担忧地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据说不久前在广东的首届俱乐部锦标赛上，曾经做过商业化运作的尝试。想借鉴欧洲广告、赞助、冠名等方式，结果惨淡经营，出现了只售出17张门票的萧条景象，体育场说连水电费都回不来。所有的人都忧虑：“中国职业足球也就这副德行了。”“被赶走的观众何时才能回来看水平低劣的比赛？”

那一年中国足协得到的行政拨款只有区区的300万，还不如今天一些中超一个主力球员的年收入。要命的是为了让健力宝少年队留学巴西和给女足经费，足协的账面已经近乎为零，职业联赛无从谈起，弄不好将会“开天窗”。开赛前几个月，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考察职业联赛的做法。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人家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它们划走一大批。”


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谈判小组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几度声言破裂。熟谙外语的许放与对方进行了三个月的“礼尚往来”，每天都向王俊生汇报。谈判接近尾声，王俊生发现许放眼内有红红的血丝，他关切地说：“老许，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许放打起精神说：“有两三个吧。”1200万美元终于在后来陆续拨到中国足协的账号上，那在当时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1994年开展职业化的时候，的确面临很多困难，因为这是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如今王俊生回忆起起初的艰难，不免有些伤感。当初最积极从事足球改革的同事中，有几个已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就在足球改革两年多后的一个晚上，王俊生接到许放心脏病猝死的消息。他伤感至极，从始至终料理了战友的丧事。还有足协老臣马克坚，在联赛初期，他殚思竭虑，年近花甲的人就如同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工作。他经验丰富、有足球技术又有很强的策划乃至文字能力，这在足球界是很难得的。王俊生认为像这样的全才，即使到80岁也会有人来请。可惜这也成了美好的假设，马克坚在一个夜晚看完足球转播后倒下再也没有醒来，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足球界的人士都记得1994年职业联赛在成都宣布开始的那一天，也就是甲A联赛开战的那一天，经常浓云蔽日的成都在这一天碧空如洗。人们担心职业联赛的上座率，可是这一天竟然是人声鼎沸、万众欢呼，所有的人进了体育场就亢奋了。一个没有枪炮的“地域战争”开始了，一个每到联赛就万人空巷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