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在线阅读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2

尚处于“业余”的状态。

就这样，日本足球史上著名的“队员在身份上属于企业员工，工作之余从事足球”，即“由企业包揽一切的非职业足球”性质的足球体制，简称为“企业足球”的独特体制，在JSL建立后于日立制作所及洋马发动机率先确立，并迅速蔓延到各家企业。

与同时期的世界作横向比较，这既不同于国际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也与盛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足球体制相迥异。后者是“队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内容却是专事从事足球”，即“由国家包揽一切的专业足球”（非国际意义上的职业足球）性质的足球体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参与企业足球的企业一般都是民间企业。因此企业足球与后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由于没有国家背景，日本的企业球队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母企，因此由企业主导的体育在定位上乃是企业营销活动的一环，母企的业绩、大环境的景气波动无不左右着球队的命运，甚至联赛本身都可能受到影响，而东欧和前苏联模式却无此之虞。

而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企业足球模式不啻是一种进步。在此之前，学校足球特别是大学足球一度担当了日本足球引擎的角色。JSL的诞生，意味着日本足球的领头羊由学校足球上升为企业足球，这是一种飞跃式的进步。

然而说到底，在西欧占据重要地位、以足球俱乐部形态存在的“社会足球”，对应到JSL时期的日本却在某种程度上“异化”成企业员工的消遣娱乐，校园学生的特长秀技。唯有游泳、花样游泳、花样滑冰、体操、高尔夫等种类有限的运动项目，成为社会体育的主流。再往后说，日本足球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J联盟为主导积极推动的，正是上述欧洲式的社会足球形态。

“政变”推迟职业化10年

与此同时，日本国足延续了从克拉玛时期提出的每年一次欧洲拉练的方针。1966年，国家队巡回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与前苏联国奥队、联邦德国国奥队等进行了10场比赛。远征期间，日本人顺道前往温布利大球场现场观看了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决赛东道主对联邦德国队的比赛，第一次现场体验了世界杯的震撼。由于经费拮据，由长沼健带队的这支队伍不得不借宿在印度人在伦敦开设的小旅馆。

这样的海外对抗，日本国足在墨西哥奥运会夺铜之前经历了不下50次。

作为日本足球的掌舵者，在聘请克拉玛、进行海外拉练、创办JSL并夺得墨西哥奥运会铜牌之后，把握到日本足球复兴脉搏的野津谦将目光放得更远了。他考虑着手做这4件大事：一、联赛职业化；二、开办教练学校；三、申办世界杯；四、通过募资帮助日本足协财团法人化，实现现代转型。

这样的思路和气魄，即便在现代足球人看来，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墨西哥奥运会结束后，野津造访了深谙职业棒球经营之道的读卖新闻社，拜托读卖集团“天皇”正力松太郎设立职业足球队。这一年，是正力辞世的前一年。当时野津向正力许诺说，5年后日本足球将开始职业化。野津还描述说，自己的目标是打造欧洲式的职业俱乐部和联赛，希望有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作为后盾的读卖足球俱乐部能够率先问世。

1969年，野津谦出任国际足联理事后，立即从德国回聘克拉玛担任首席指导员，从亚洲13个国家选出了43名教练，与亚足联联手开办了“首届国际足联教练学校”。这是日本由足协牵头有组织地培养教练的开端，也让世界足球界认识到培养教练和确立教练培养体制的重要性。

野津从学校足球起家，对普及足球运动情有独钟。考虑到少年足球在社会层面的空白，早在1962年时，野津就效仿德国的体育少年团，在日本创造了体育少年团，颠覆了时人以为少年体育“学校才是唯一场所”的常识。野津亲自担任少年团团长，而这一做法也被后来历任足协主席沿袭了下来。到了1970年，他忧虑全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只有决赛能够获得NHK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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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且只有部分地区才能收看，遂请求日本电视台“为了足球在青少年中的普及”承当起直播职责。经过多方奔走，到1976年，这项赛事改革为在注目度和影响力更大的首都圈举行，从此定格为今天东京国立竞技场的“冬季风物诗”。

1974年，野津力促日本足协紧随时代脚步，变身现代意义上的“财团法人”（这一概念与“社团法人”在后文一并阐述）。但是作为一个主要依靠门票收入而赛事本身却鲜有观众问津的一介民间机构，这个所谓的“财团法人”在野津执掌期间时时陷于资金短缺状态，经常需要他亲自以医生的个人信誉和威望四处募资，以度难关。

野津还考察了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亲眼目睹了贝利的绝技，脑海里冒出了日本也要举办世界杯的念头，并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斯坦利·劳斯进行了商谈。

但这一切，被他一手提携、形同父子的长沼健所发动的一场被日本足球史称作“不流血的革命”、“少壮派政变”所瞬间终结。

按照野津当初的方案，他计划让世界杯在1986年花落日本。最终这届世界杯在墨西哥举办，马拉多纳星光闪耀。有一种说法称，假如野津能够继续留在主席位上，也许日本足球将提早10年转轨职业化，而世界杯也将提前10年来到日本。

长沼健确立财政基盘

“一名专业医生领导的足协，不可能有将来。”1976年，不时诟病“野津谦体制”的长沼健从执教11年之久的国足主教练晋升足协专务理事，迎请日本体协的平井挂职担任主席。从此，长沼健成为日本足协实质上的掌门人，开创了一名球员经由国家队队长、主教练职位进入足协最高层的首例。“长沼体制”此后在日本足球高层持续长达26年，长沼本人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卸任，其助手冈野俊一郎则将这一体制续延到2002年日韩世界杯闭幕。

作为日本足球转型现代的引路人，长沼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日本足协的机构改革上。此时的日本足协尚是一个在财政和组织上都相当羸弱的团体，一旦财政基盘不保，其作为财团法人的地位也将自动丧失。

成功策动“政变”之后，长沼健很快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效仿国际足联进行足协机构改革，去部门化，改为成立专门的职能委员会；引进“会员登录制度”，向球员收取登录费；启动“官方赞助制度”，引进日本著名的体育品牌制造商“阿西克斯”和饮料制造商“麒麟啤酒”为日本足协官方赞助商。这样，继20世纪60年代长沼亲自出马在德国成功牵手世界一流体育品牌阿迪达斯之后，日本足协又获得了强有力的财力后盾（今天，阿迪达斯和麒麟啤酒正是支撑日本足协的两大官方赞助商）。

传说当年长沼健苦思冥想如何让足协摆脱赤字经营。当时的足协还栖身于东京原宿岸纪念体育馆的一间狭小办公室，当他的视线转向窗外，隔着“山手线”一排排电线杆子，不经意间瞥见对面“麒麟啤酒”大厦高耸入云的威武身影，一个大胆的念头忽然闪现脑海。此后，他亲自前往交涉，这才有了麟麒啤酒与日本足球此后将近半个世纪的牵手。

一个有意思的后续插曲是，2011年女足伦敦奥运会预选赛，日本队在第4轮的中澳大战结束后被“保送”出线。第二天，主教练佐佐木则夫被媒体问到如何庆祝出线时，笑称“喝了两罐随队携带的麒麟啤酒”。是的，麒麟啤酒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与日本足球“二人三足”地携手了。

传统的天皇杯决赛改至元月1日举行，也是长沼健的妙案：每年元月1日，有将近250万日本国民蜂拥至明治神宫例行传统的“初诣”（如同北京人元月1日、大年初一到雍和宫“烧头香”），哪怕其中有1%的观众能够顺道拐进旁边的国立竞技场，也有望取得不错的票房收入。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元月1日，国立竞技场，天皇杯决赛”已然成为日本国民不可或缺的“冬日风物诗”，成为新年习俗文化的一部分。2011年，天皇杯决赛东京FC对京都不死鸟，两支J2球队史上首次争夺日本第一，可容纳50339人的国立竞技场的决赛门票提前售罄。如此火爆的票房成绩，不夸张地说，溯其根源，正是拜日本足球先人了不起的创意所赐。

在传统赛事之外，长沼健还破天荒地策划了一系列吸引眼球的国际赛事。1977年，球王贝利在日本的告别赛吸引了65000名球迷进场观战。这是东京国立竞技场史上首次出现爆满的盛况，仅一场比赛日本足协就赚了7000万日元的纯收益。1980年，长沼健创建了丰田杯，将世界顶级俱乐部请到了家门口。

长沼健的改革在当时整个日本体育界也是创先河之举。他推出的“会员登录制度”一度遭到日本体协的反对，但现在已成为日本体育界的通行法则。

正是上述一系列新的经营制度的建立，日本足协初步确立了财政基盘，从而告别“赤字体质”。

时至今日，日本足协不曾出现一次财政赤字，长沼健对日本足协财政基盘的建立功不可没。到1993年J联赛诞生，日本足协历经艰苦努力，积累了一笔40亿日元的原始家底。

财政基盘的确立也使得日本足协建立以在全国范围内发掘人才和培养球员为目的的国家训练中心制度开始成为可能，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基层校队教练的志愿行为。这是后来历经多次改革，发展成为今天繁荣而独具特色的日本足球国家训练中心制度的开端。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3

第四章奠定巴西流技术风格

巴西足球三夺世界杯以及战后日本经济处于高度成长期的时代特性，促使JSL时代的日本足球在J职业联赛诞生之前早早进入以师从巴西为主流的“开国”时代。日本足球开始为未来植入技术风格的基因。即便20世纪90年代之后技术成分在巴西足球中悄然褪色，对技术的信奉却早已融入了日本足球的血液。此外，以荷兰式全攻全守为代表的现代足球战术也在日本零星闪现。

足球在远东一隅悄然生长，内外风潮涌动。

来自足球王国的首位传道士

许多人都知道，奥寺康彦是在JSL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球员唯一成功输出海外的例子。然而，若以此质疑身为业余联赛的JSL的开放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自1958年第一次登顶世界杯以来，巴西足球在世界舞台异军突起，到1970年第三次问鼎并获得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现“大力神”杯的前身）的权利，巴西足球成为时代强者的代名词。另一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日本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日企大规模进军海外的鼎盛时期，足球与企业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幸运地加速了日本足球向海外先进足球国家的开放。

在崇拜强者的天性和胜利的驱动力下，众日企各显神通。

一种方式是派遣留学。古河电工依托常驻圣保罗的经理，为宫本征胜和奥寺康彦赢得了在帕尔梅拉斯短期留学两个月的机会。“没有这个飞跃的机会，就没有奥寺后来在德甲的职业生涯。”时为古河电工主教练的川渊后来回顾说。

另一种方式是引进外援。为了在联赛舞台争夺荣誉，有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母企的JSL球队开始竞相延揽巴西外援，以尼尔逊·吉村（即后来的吉村大志郎）为首，日裔巴西球员纷纷前来日本淘金。他们被奉为JSL的“救兵”，对外援的这种爱称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J联赛时代。

吉村是在墨西哥奥运前一年的1967年来到日本的。当时许多日企在世界各地设有工厂，洋马发动机也不例外。一天，洋马专务理事兼足球部部长的山冈浩二郎突发奇想，希望洋马巴西工厂能够帮忙物色一个年轻的、球技高超的日裔巴西球员。吉村正是就职于洋马巴西工厂的日裔三世，此时在圣保罗市日裔人联赛中已小有名气，被洋马队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一名“转盘工研修生”的身份引进日本，成为日本联赛外援第一人。

吉村外号“小猫”，这是指他柔软细腻的触球技术在当时的日本联赛冠绝一时。据说当年比他提早6个月以关东大学联赛连续四届射手王身份进入洋马的釜本邦茂，在见到吉村的第一眼，就被他的球技震住了。一直到大学毕业，釜本接受的足球指导都是德国式的，挺胸、停球，球弹得高高的，但吉村的技术却全然不同。皮球仿佛被一股无形的魔力左右着，乖乖地吸附在巴西人的胸部、足下。

有着日本人的外貌，但一个停球、一个假动作、举手投足间无不显露出巴西球员出神入化之功的吉村的存在，极大地激发起釜本的训练激情。训练中两人经常组成搭档，釜本在墨西哥奥运会铜牌争夺战中的先拔头筹，正是流畅的胸部停球的结果，也是他与吉村共同切磋的见证。

吉村的到来，也使得洋马队原本过于偏重防守的打法因为球员技术的提升而转型为短传渗透。他和釜本的搭档为洋马队成功地构筑了巴西式攻势打法，开始在日本足球界刮起一股巴西旋风。而洋马队的宿敌，拥有杉山隆一的三菱重工则坚持德国机械式整体打法。1968年11月17日，双方在国立霞丘田径竞技场的一场比赛盛况空前，多达4万名观众到场，创下此后保持了近20年之久的日本联赛最高观众入场记录。

吉村的一招一式在日本联赛具有超强示范性，成为现代日本足球倾倒于巴西式个人技术的原点。同时，他诚恳的个性、认真的训练态度，也让挑剔的日本人对他赞赏有加，为后来日裔巴西人进军日本打开了门扉。

另外，20世纪70年代日本足球的一桩盛事球王贝利空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3

降日本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2年5月26日，球王贝利随桑多斯从巴西来访，献技东京国立竞技场，日本人在家门口亲眼目睹了世界顶级球星的技艺。

1940年10月21日出生的贝利这一年31岁，两年前刚刚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上以横空出世的表现帮助巴西队史上第三次问鼎。国立竞技场的夜光灯下，贝利在全场爆满的日本球迷的盛情中，下半时奉献了两粒进球。一个是背对日本队防守队员，胸部停球、转身，随后穿过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接地面反弹后凌空抽射。另一个更为精采：先将球挑过第一名防守队员，以假动作晃过对手，如法炮制挑过第二名队员，抢在对方转身出脚之前头槌摆渡、突破，最后以左脚凌空射门命中网窝近角，划上完美句点。

贝利的神技倾倒了全日本，其中有许多是日本少年。赛后，孩子们着魔般地追随着贝利乘坐的大巴，口中高呼贝利的名字。翌日，《产经新闻》史无前例地因为一则足球新闻而售罄，上演了一出“洛阳纸贵”。

六大巴西外援接力式驰援日本足球

“釜本洋马”与“杉山三菱”凭借实力和人气二分天下的美好日子，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国民英雄杉山隆一的退役和国足的低迷，到70年代后期，日本联赛急遽降温。进入80年代，巴西外援独步日本联赛，读卖俱乐部（现东京绿茵）与日产汽车（现横滨水手）等后起势力垄断了天下。

洋马队引进巴西外援的做法和贝利效应对其他JSL球队产生了影响，其他球队纷起仿效。藤和引进了一位名叫塞尔吉奥·越后的日裔巴西二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日本足球引进的第一位职业球员。越后后来很快退役，开始在日本全国巡回指导少年足球。为日本足球引进巴西流技术指导贡献卓著，一心抱着要在呵斥中激励日本足球成长的越后，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进入了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直到今天仍是日本最为“毒舌”、“辛辣”的足球评论家。

乔治·与那城正是在这一潮流中来到日本的。与那城的父母年轻时从冲绳移民巴西，小乔治在巴西的日裔人联赛中表现活跃，1972年加盟日本JSL2部的读卖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晋级JSL1部及此后跃进的功臣，人称“读卖先生”。他脚法细腻、控球灵活，与后来的拉莫斯和户田哲也构建的短传渗透风格打败了无数对手，也为这支俱乐部打下了日后职业化的实力基础，其战术风格也一路从川崎绿茵时代传承至今天的东京绿茵时代。

乔治·与那城在1985年加入日本籍，在森孝慈手下参加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J联赛开幕后历任名古屋逆戟鲸八、京都紫樱等球队主教练，直到近年还在J2联赛北九州向日葵队担纲一线指导。

自与那城之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每隔4年，日本国足就会涌现出一名原籍巴西的国脚。与上述两名日裔巴西人不同，后来的拉莫斯、吕比须和三都主是纯正的巴西血统，南非世界杯赛场上的斗莉王则身上流淌着日裔父亲和意裔母亲的血液，最终这四人殊途同归地选择了日本，并代表日本分别出战了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等J联赛诞生后的全部5届世界杯。

我们不妨从这里一气说到后来的J联赛时代。

拉莫斯，与从巴西归来的三浦知良共同引领了从JSL到J联赛的过渡期及J联赛黎明期的日本足球。其于1977年赴日，1998年退役，在日本整整效力21年，参加了自1990年亚洲杯以后至1994年美国世界杯预选赛间的所有国足赛事，如今是日本沙滩足球队主教练。

吕比须（原名洛佩斯），1987年赴日时已是圣保罗队的职业球员，后在JSL辗转效力于日产和本田技研，7年间四度夺得射手王。1997年他加入日本籍，后在法国世界杯预选赛中成为日本队锋线一把不可或缺的尖刀。

三都主（原名桑多斯），19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3

94年在16岁之际从巴西赴日本高知县明德义塾留学，3年后通过测试入签清水鼓动，1999年以22岁的年龄当选J联赛史上最年少的最佳球员，2002年三都主选择加入日本籍，是后来两届世界杯日本队左边路的不二人选。

田中斗莉王（原名图里奥），日裔三世，1998年来到日本涉谷幕张高中，2001年加盟广岛三箭， 2003年取得日本国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日本队中后卫绝对主力。

他们的存在，延续了过往日裔巴西外援们不息的血脉，他们对日本足球的贡献也从俱乐部延伸到国家队，从球员层面延伸到教练层面。

而在欧洲人看来，自墨西哥奥运会很久很久之后，才看到一名日本球员携着不屈的意志出现在欧洲足球舞台。这个天生有着强健体魄的左边锋，在德甲科隆队和不莱梅队都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奥寺康彦，1977年获得德国人赫内斯·魏斯魏勒的青睐，从古河电工进入德国豪门科隆，成为日本足球史上第一位职业球员。

1980 1981赛季，欧洲冠军杯科隆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那场雨战在夜晚进行。中途上场的奥寺一举攻入一粒宝贵的客场进球。爱玩文字游戏的《太阳报》翌日打出了这样的标题：“FOREST SUNK BY JAPANESE SUB（森林队被日本的SUB击沉）！！”此处的“SUB”是双关语，意为“替补队员”，或谐音为“潜水艇”。英国人至今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海军潜水艇攻击的一幕，借此玩了一把英式幽默。

关于奥寺，有一点可能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即便在时为世界第一联赛的德甲，他也被视作为数不多的能够吃透并适应全新的区域式防守战术的球员之一。凭借这样的战术领悟力，奥寺在德甲活跃了9年之久，人称“东洋电脑”。

不知不觉中，日本人其实已经在接触一个叫做“职业足球”的概念。只不过这时，这个概念仅仅是偶尔掠过他们脑海的火花，很耀眼却转瞬即逝。然而，作为职业足球不毛之地的日本却产生了奥寺康彦这样登陆欧洲冠军杯的职业球员，这说明日本并非是不适合踢球的民族。

“大空翼”掀青少年足球热

内外激荡的时代氛围给了创作者最好的题材，此时，“大空翼热”的出现变得理所当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漫画家兼足球评论家高桥阳一在东京都葛饰区的淡水河边创作了后来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动漫作品《足球小将》，经《周刊少年JUMP》连载，很快风靡日本。

一群日本绿茵场上的男儿在世界足坛异军突起并逐步称霸世界这样的故事情节发展符合日本民众崇拜英雄、不甘示弱的民族心理，也点燃了日本青少年的足球激情。

1982年，15岁的三浦知良在私立的静冈学园高中仅仅修完一年课程，便按捺不住梦想的召唤，中途退学单身奔赴巴西。“我的梦想是在巴西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这样的梦想在三浦初到巴西之际，连他的巴西教练们都表示怀疑，但4年后，辗转历经多支默默无名的球队之后，三浦知良终于成功地与著名的桑多斯队签下了职业合约。

20世纪80年代，巴西国内人才尚未流向欧洲，三浦所在的桑多斯队球星济济，其中就包括后来名闻遐迩的邓加和桑派约，而三浦正是该队主力边前锋。在日本职业足球整体尚处于荒漠的时代，三浦少年以一己之实力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个在巴西全国锦标赛上场的日本籍职业球员，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浦日后回顾说，当年在巴西闯荡的艰难，家人为之付出的精力和财力之巨，使其一度欲打退堂鼓返回日本。就在这样苦恼的日子里，一天，他在街头忽然留意到，巴西少年没有像样的球鞋，就连皮球也是破损不堪，却仍然踢得快乐而投入。这给了来自富裕日本的三浦以极大的反思和刺激。

三浦知良在1989年一次返回日本期间，在富士电视台放出豪言：“总有一天，我要引领日本国足打进世界杯！”

这就产生了一个壮观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3

的叠加效应。

一方面，大空翼的问世创造了辉煌的发行和销售数字，推动了日本青少年足球的迅猛发展，中田英寿、城彰二以及在南非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球星本田圭佑不约而同地坦言，自己就是看着《足球小将》长大的。日本最早的青少年足球教室创始人、著名球评人塞尔吉奥·越后在2010年日本取得南非世界杯16强后也不禁感叹，自己近半个世纪的普及活动远远不及一部漫画《足球小将》。

另一方面，三浦知良职业足球梦的实现，被视为大空翼的真人版演绎，拉近了足球少年与梦想间的距离，进一步放大了大空翼效应。在三浦的示范效应下，开始有足球少年在家人的支持下，自发走上海外留学之路。直到今天，粗略统计有近1万名日本少年在海外各国自费留学，三浦知良本人就开设有日巴足球留学中介机构。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国内足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一幅罕见的分化图：一方面，随着JSL的降温，众企业球场看台门可罗雀，东京燃气队（现为东京FC队）比赛时的观众人数最多时也不超过几十人；而另一方面，本应由JSL担当引擎的日本足球界，最引人瞩目的反倒是传统的各地高中足球赛及其最终的全国决赛全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在世界多数地区从来不乏人群参与，在足球非职业化时代的日本亦然。足球这项运动，在早期以部活的形式进入并扎根日本校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员工消遣娱乐的方式进入日本企业，这种快乐又因其坚实的载体始于1917年的全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地区性大学联赛乃至各级地方社会人联赛以及JSL全国业余顶级联赛的持续存在，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富有足球传统的大学和传统足球城市，主要散布在关东、东海和关西地区。

就大学而言，到80年代末最著名的足球豪门是早稻田大学、筑波大学、明治大学及国士馆大学等等，它们在历史上的成绩或有起落，但足球传统从不曾有变。它们的崛起也不代表其他大学的堙没，殊不知参加最终赛会制（淘汰制）全日本大学足球锦标赛争夺的，是来自日本九大地域的16所大学，而每一地域的代表球队都由本地域经预选赛（联赛制或淘汰制，规则由地域大学生足球联盟自定）产生。特别是大学足球最为兴盛、享有参赛名额相应最多的关东和关西两大地域大学联赛，仅以关东为例，参与争夺的大学就多达24所，24支球队在该联盟架构内尚分属甲、乙两个层级的联赛，通过联赛年度最终的座次，决定参加上述全日本大学生足球锦标赛的关东区名额（全日本大学足球锦标赛名额总数和各地域分配比例随年份有所微调）归属。

这只是日本大学生足球赛事中最权威的赛事，其他全国性赛事还有“总理大臣杯”全日本大学足球锦标赛等。

而以足球的地域性来说，东海地区的静冈县、关东地区的埼玉县和中国地区的广岛县并称“足球御三家”，即“足球王国”。单单是静冈县，就拥有静冈市、清水市、藤枝市三大足球城。另外，在神户、长崎这样的接触足球年代较早的地区，足球在青少年中也很盛行。

在这样的土地上诞生了一批传统的足球名门高中，他们或是作为足球名门大学的附属高中，或是基于地缘基础的足球名门高中。

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是清水商高（JSL和J联赛前后两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风间八宏、名波浩、小野伸二、川口能活）、静冈学园（三浦知良）、清水东高（反町康治、武田修宏、高原直泰、内田笃人）和藤枝东高（中山雅史、长谷部诚、成冈翔）等静冈势力。

当时，但凡静冈球队出征高中足球锦标赛，最低使命是进入四强，即站上国立竞技场，否则，回到静冈就甭想有好日子过。等待他们的，将是周遭长达数月的抨击，随后便是难堪的冷淡，哪怕是与足球圈全然挨不上边的街头卖茶点的老婆婆，也决不会给队员们好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4

脸色。不夸张地说，这情景俨然就是出征世界杯的巴西队。

此外，东京都一带的帝京（佐佐木则夫、矶贝洋光、中田浩二），还有九州帮领军的长崎国见（高木琢也、大久保嘉人、山村和也）也是高中足球舞台的活跃角色。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版图易张，崛起的是千叶派的市立船桥（野口幸司、茶野隆行）、九州帮的东福冈高中（长友佑都）和鹿儿岛实高（前园真圣、松井大辅、远藤保仁、伊野波雅彦）等。即使是足球并不盛行的内陆的群马县，也出现了前桥育英（山口素弘、松田直树、细贝萌）这样的足球名门。

这些学校几乎垄断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日本高中锦标赛的霸主地位，而各地参与全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争夺的，是来自47个都道府县的48支高中校队（其中，东京都为两个名额），这些当地代表性校队的产生需要通过县内的层层预选赛，日本高中足球氛围之浓郁，不言而喻。

JSL时代的日本足球，如果说有“青少年培养”一说的话，那么其摇篮正是高中校园。从足球名门高中进入足球名门大学，最终进入一流日企，是当时许多足球少年的人生规划。但这种培养全然是足球名门强校的传统使然，仅在赛事组织上统归全日本高中体育联盟（简称“高体联”）管辖，高体联向上加盟日本足协，两者携手合办全国规模的全日本高中足球锦标赛。作为日本足球总舵的日本足协，此时因历史局限（非职业化首要意味之一就是非产业化，非产业化对一家民间团体意味着绝对意义上的贫困）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筹资和国字号的选拔强化上，一无精力二无预算有组织地抓管草根青训。说到底，这时为国字号而设的精英型选拔和训练制度“国家训练中心制度”也不过处于草创期。

强大的民间自治社会，铸就了作为个体的人，以及学校、地方联盟的强大自治精神。从某种意义而言，作为日本足球“总舵”的日本足协，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下受益良多，而以非职业化足球时期尤甚。

传统强校的足球教练也往往独具个性，号召力强大。即使是到了J联赛开幕之年的1993年，日本以东道主身份参加U17世青赛并打入八强之际的主教练，就是来自长崎国见高中，教练是小岭忠敏。前日本国脚高木琢也在15岁（1982年）选择高中时，听说小岭离开了岛原商业执教了国见高中，毫不犹豫地就直奔国见而去。而1993年世青赛八强是日本U17国青队史上第一次打入八强（第二次，就是以巴萨风格轰动世界的2011年这一届了）。

于是，这样的足球历史传统，加上大空翼和三浦知良效应，先天上坐拥学生人群的高中足球，没法不愈加红火。

同时，学校自发组织的足球节在日本全国各地也很流行。譬如，现在茨城县的足球中心是鹿岛，而那时是拥有古河电工的古河城。其中古河一中、古河一高是全国冠军的常客。整个古河城都以足球城为荣，不仅设有专用足球场，每年都利用春假举办“古河足球节”，赛事多由各校教师自主组织运营，也时常可以见到小球员的家长自告奋勇地为球队和记者服务，以现代体育概念诠释就是志愿者。

从一个足球城略带原始的笨拙却不乏热情亲切地组织赛事的景象，依稀可见后来J联赛依托于地域社会基础的“百年构想”的影子。换言之，“百年构想”的原点至少可追溯至此。

此外，建立于社会上的少年足球团在20世纪60年代由野津谦引进联邦德国模式首家推出，到80年代，少年足球团和青少年俱乐部在日本已不鲜见。1978年出生的泽穗希就是在这时进入东京都府录少年足球团的。

当时的日本还鲜有少女球队。当今活跃于L联赛的AS狭山女足队，其母体是1978年出现的狭山市体育少年团FC，而其成立少女部开始活动是在1985年，这也许是日本最早的少女足球队了。

泽穗希所进的府录少年足球团，是当时常见的少男少女混合型球队，在其后两年，中村宪刚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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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家俱乐部。一次釜本邦茂参观该少年团，教练向其介绍，我们这里最厉害的一名小球员是一个女孩子，这就是泽穗希。

2011年日本女足夺得德国世界杯冠军后，担任足球评论员的风间八宏有独到见解。以他的观点，日本女足姑娘从小不得不混迹于男孩子群中，“艰难的成才环境反而助其磨砺了一身好球技，这与巴西街头足球有异曲同工之处”。

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起，日本的少年足球人口开始追赶棒球，足球金字塔底呈扩大趋势。而日本足协也不失时机，不仅长沼健亲自担任了全日本少年足球团团长，还创办了“全日本少年足球大赛”，1989年进一步创建了“高元宫杯”全日本U18、U15足球锦标赛。这样就把新生的社会型青少年俱乐部与中学校队一并纳入了同一赛事框架，并请来热心足球的日本皇室高元宫宪仁亲王亲自为该赛事冠名。

青少年足球及其背后的足球地域基础，是以后J联赛成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即便从这一意义而言，割裂JSL时代和J联赛时代间的联系而失之偏颇地观察今日日本足球，决难找到正解。

世界足球顶级元素开始流入日本

继续考证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远在济科之前的1987年7月26日，还处在JSL时代的日本足球，就出现了一位世界级顶级球星，这就是奥斯卡。

这位在1978年、1982年和1986年三度出战世界杯，1982年世界杯作为队长统领拥有黄金四人（济科、塞雷佐、法尔考和苏格拉底）中场的巴西人，从圣保罗加盟了日产汽车（现横滨水手）。和33岁的他同期抵达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洛佩斯。这一年洛佩斯年方18岁，却已入签圣保罗队，与在巴西国家队声名隆盛的卡雷卡是队友。

此时的横滨日产队好手林立，战绩上却步读卖队之后尘。巴西国家队中后卫出身的奥斯卡利用其世界级的判断力和高空作业的强大威力，定位球时的积极助攻，为这支球队加强了防守面，传播了什么叫做职业意识。1988 1989赛季，日产汽车包揽了JSL、天皇杯和JSL杯三个冠军。退役后的奥斯卡还在日产队出任了主教练，蝉联三冠王。

据说洛佩斯之所以成行日本，是因为他与奥斯卡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为什么要不远万里去这么远的异国踢球？”“因为我想向这个足球还不发达的国家传递何为足球的快乐。”

洛佩斯深感共鸣。在奥斯卡离开后，洛佩斯继续在日本踢球，1997年加入日本籍，在日本队从法国世界杯预选赛出线的马来西亚“槟城之喜”中，为中田英寿送上了决定法国之行的决胜妙传；中山雅史在法国世界杯决赛圈攻入的日本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也是由洛佩斯传输的。

奥斯卡是J职业联赛诞生之前，世界顶级现役球星效力于日本俱乐部队的首例。从这一意义而言，奥斯卡才是赴日本踢球的世界级球星中的先驱。

JSL时代并非只有巴西流技术风格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足球从来就不乏德国足球的基因，到了JSL时代，这种基因更多地体现在战术风格上。

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联邦德国力克荷兰夺冠，但由克鲁伊夫引领的荷兰队却以一种不拘泥于传统站位、充满眼花缭乱变幻的全攻全守风格，在世界足球界刮起了巨大旋风。一届对既有足球战术带来巨大变革的大赛，又在与日本足球渊源深厚的德国举行，不可能不被日本人注意到。

1981年，退役后在静冈县僻静一隅白手起家创建雅马哈发动机队的墨西哥奥运战士杉山隆一，为跌落至JSL乙级联赛的雅马哈队尝试引进了荷兰人汉斯·奥夫特，10年后的日本国足主帅。在短短两个月的临时指导中，奥夫特侧重训练一种实战性战术：从旧有的人盯人切换到崭新的区域式防守，后卫在解围后立即前压营造越位，等等。凭借这一全新的全攻全守型打法，1982年，雅马哈队夺得了JSL乙级联赛冠军重返甲级，并一举夺得了天皇杯。

于是到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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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80年代末，当全日空队（后为横滨弗留吉尔斯队）主教练加茂周摸索以新战术撼动读卖与日产双雄地位时，很快就想到这一新战术。1991年，加茂周邀请握有科隆体育大学文凭的斯洛文尼亚人贝德尼克担当助手，共同以当时处于全盛期的“萨基米兰”的压迫式打法为参照，为全日空队打造全新的战术风格。

加茂周挑战区域式防守这一现代足球先进战术的举动，在日本联赛造成了示范性轰动效应。日本人在惊讶之中领略了世界前沿战术的巨大威力，横滨弗留吉尔斯队后来在1993年J联赛开幕之年一举问鼎天皇杯，加茂周本人也在J联赛开幕后成为日本本土第一位职业教练。

然而，从断球、控球到门前一击，横滨队在进攻精度上却迟迟无法磨合到位。“日本球员的跑动速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但技战术素养却令人失望。比赛中突然出现毫无意义的传球，无谓的重大失误，让机会化于无形，让我很是困惑。球队的状态也极不稳定，往往是进3球然后连吞4球，莫名地一败涂地。日本球员在技战术上都存在根本性的症结，这些本该在青少年龄段就解决，而这些球员要进行修正，年龄已经偏大。”两年后离开日本奔赴斯洛文尼亚国足履新之际，贝德尼克不无遗憾地指出。

贝德尼克的观察无疑是犀利而精准的。在他旅日指导期间，日本足球正处于从业余到职业的过渡期。日本联赛创建20余载，从风声水起到日渐凋敝，其瓶颈日益突显。

日本联赛的明与暗

创建于1965年的日本联赛，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以下效应。

第一，日本第一次拥有了全国性足球联赛，整合了包括球队、球员、教练、经营运作层在内的足球社会资源。经由1972年的扩容和建立升降级制度，截至1992年JSL最后一轮，日本拥有JSL甲乙级球队共47支，其下还有更多的置身九大地域社会人联赛、都道府县社会人联赛和地方社会人联赛的企业或社会球队。这47支JSL球队中的多数，将在未来进化为J联赛球队。

换言之，正是JSL和JSL球队的存在，使得后来在此基础上诞生的J职业联赛绝非平地而起，球队即便谈不上拥有百年基业，也拥有了一定的历史和地缘基础。未来的J联赛将是对其提炼和升华的产物。

第二，由于联赛的驱动，日本足球的开放不局限于国家队。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效应下，接触世界足球渐成日本足球人的常识，为下一步建立J联赛之后迅速与世界接轨提供了管道、意识与经验层面的探索与预热。

第三，足球场馆设施基本建立。许多地方球队都确保有一定程度的训练设施，特别是在工厂内修建了训练场地的东洋工业，在其于1965年实现四连冠之后，引得其他球队争相效仿。首都圈内购买土地固然困难，但不少球队仍然修建了俱乐部大楼和配备有夜间照明设施的场地。直到今天，不少J职业球队仍在享用前人的成果。

第四，所谓“非职业的企业足球”和所谓“业余球员”，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名存实亡，职业足球时代的到来变得水到渠成。

企业球队在成立之初瞄准的是纯业余，并非职业方向，以不影响公司业务为原则，从而确立起“非职业的企业足球”。但随着联赛的进展，训练优先于公司业务渐成既成事实，踢球并不妨碍领取薪水变得理所当然。

更有甚者，有球队开始根据比赛结果向球员支付报酬，尤其是1969年成立的读卖俱乐部，球员原则上不在公司内担当任何业务，专职以踢球为业，凭借场上表现领取相应薪水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使得“非职业的企业足球”体制走向实质性消亡。

对此，日本足协不得不在1985年以追认的形式提出“特别证书资格球员”的概念，其实质是承认其以职业球员的身份登录在册。之所以不敢正式提出“职业球员”的概念，是因为日本足协的上位组织是标榜自身为纯业余团体的“日本体育协会”。各竞技项目职业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是在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4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并且从这时直到规定球员参赛年龄在23岁之下的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希望提高奥运会的商业价值而试图让顶级职业球员参赛，国际足联则希望保持与奥运会的差异以维持自身利益，两者间对于足球运动员的奥运参赛资格一直处于胶着与打架状态。这也导致了日本体育协会迟迟不敢放弃自身的业余团体身份。

无论如何，JSL当初瞄准的美其名曰“以业余球员为参赛对象的联赛”就此被架空。

然而，实质上的职业化在球员身上实现，但联赛无论实力还是运营水准却停滞于业余水准，这样的联赛自然是矛盾与错位纠结，人气指数亦远不如同一时期的日本橄榄球联赛。

此外，联赛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未能有效提升足球在日本国内的知名度；设施健全的场馆数量有限，关东地区球队的主场比赛大多重叠安排在东京都国营的国立霞丘田径竞技场或是国立西丘足球场进行；地方球队建设滞后，等等。

尤为严重的是，球队的企业附庸性质使其易受母企业绩的左右及经济状况的影响，甚至面临撤并消亡危机。古河电工队因母企经营环境恶化，被勒令不得新招球员，且一年内不得与外界打比赛，后来经多方奔波说服，终于得以参赛，但引进优秀大学毕业生一事延误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恢复。这直接导致了这支JSL名门球队迟迟难以夺冠，直到1976年才在镰田光夫任期内一偿夙愿。

同时，这种企业附庸性质也使得球迷人群狭窄，上座率低，联赛的萎缩也是必然。

球员退役后的工作保障更是无解难题。随着实质性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球员日益疏离原有业务岗位，员工的声援也不再热烈。最直接面对这一矛盾的是行将退役的球员，即便回到职场，等待他们的也只有冷板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踢球反而耽误了他们在企业的职业发展。

对JSL球队而言，如果是与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线争夺全日本第一，一切固然好办，但这必然意味着发展的停滞。何况，作为当时那个时代日本足球最高水准的代表，企业球员要在国际赛场上战胜由职业球员构成的来势汹汹的国外球队，职业化已然成为不可回头之路。

JSL明与暗的分界此时已清晰可辨。只是那个时候，野津谦已经离去，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日本足球人并不多，但是无论如何，催生未来J职业联赛的岩浆已在地底下悄然蓄积。

点燃变革导火索的，正是国家队的屈辱。实力和人才，一个业余联赛最致命的缺陷，在此原形毕露。而国家队，恰恰是一国足球最高竞技水平的标尺。

无可忽视，此时由甲、乙两级构成的JSL已具备升降级制度，在这个架构中参与竞争的球队多达47支，底下还有由九大地域、都道府县和地方各级协会所构成的三级联赛梯队。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高达五层的联赛金字塔也是一个不俗的存在。一个联赛的基本特征不可谓不具备。

但是对大多数JSL球队和球员而言，有旱涝保收的企业作为后盾，足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娱乐，既非安身立命之本，何谈兹事体大，缺乏提升实力的上进动力。爱踢球的青少年，没有职业球员这一容器接纳他们，多在步出大学之后就鲜再接触足球。这也是一个贴有“业余”标签的联赛的必然结果。

位于日本足球金字塔顶端的JSL，由于是业余联赛而出现人才断层；原本该为足球进行专门的育成和强化的日本足协，又因为自身是一介财力单薄的民间机构而几乎放弃了育成。这一代日本足球领军人物，如长沼健和冈野俊一郎，不是没有热忱，也不是没掌握一定的足球规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这一切传导到国家队，就是恐韩，就是恐惧当时被他们称之为“东亚巨人”的中国队。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5

第五章恐韩，恐韩！

也许是历史的鬼使神差，从柏林到墨西哥，奥运舞台总能戏剧性地给日本足球带来惊喜，这是日本国足球直到今天仍有强烈奥运情结的根源。当日本足球人摆脱奥运情结转而追逐世界杯时，恐韩却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为通往世界的坚硬壁垒。

时代局限下的错误认知

日本国足第一次出战世界杯预选赛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十强赛是日韩的单骑对决，由于韩国总统李承晚拒绝在韩国本土举办赛事，主客场比赛均安排在东京举行，但日本却轻易地负于韩国。这是日本国足第一次遭遇韩国壁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业余足球的全盛时期，世界杯是何物，出战世界杯又有何意义，连当时亲身参加了预选赛的长沼健本人也是如坠云雾。加上日本足球此时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东京和墨西哥两届奥运会，足球界弥漫着浓重的重奥运轻世界杯的风气，世界杯预选赛是可有可无的事物，即使偶尔参加，也是漫不经心。

墨西哥奥运会夺得铜牌之后，日本足球界将下一个目标转向世界杯。自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起，日本开始持续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却屡屡不敌澳大利亚（当时大洋洲预选赛胜者）和以色列（当时属于亚足联）。这个时期，日本足球依然残留着浓重的“业余主义”精神，日本足球人对世界杯的认识是“属于职业球员的赛事”，因此不惜将世界杯定位为奥运会前国家队热身强化的一环。譬如，他们常常派年轻球员参加世界杯预选赛接受锻炼，而“正式”的奥运会则由国家队主力参加。

到了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开始有日本记者亲赴世界杯现场采访。这名记者名叫贺川浩，是今天日本职业生涯最长的足球记者，人称“日本足球活字典”。贺川浩整整报道了九届世界杯，直到2010年因年事过高才不得不放弃连续第10次的世界杯之旅，堪称现今活跃于各大世界性足球赛事上庞大的日本记者团队的始祖。也是从1974年起，日本的电视台开始正式直播世界杯比赛。

尽管如此，日本球员和球迷对世界杯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世界杯是用来在电视机前观看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事物”的程度。

新时代的预感

说JSL对日本足球实力的提升没有贡献，当然并不恰当。

1979年首次在日本主办的世青赛上，马拉多纳首次在世界大赛脱颖而出，获得MVP并帮助阿根廷队获得冠军。而由松本育夫率领的日本国青队，也冒出了一代罕见的英才：后来成为日本旅德职业球员第二人、第三人的尾崎加寿夫、风间八宏，以及柱谷幸一、水沼贵史这样的年轻球员。他们很快成为国家队主力。

1980年底，西班牙世界杯第一阶段预选赛在香港举行。以21岁的木村和司、户冢哲也为进攻核心，糅以水沼贵史等新人的年轻的日本队惜败在中国队和朝鲜队脚下，失去了晋级四强赛（亚大区24支球队分成4组，每组头名晋级）的资格。然而这支队伍所展露的日本队打法风格，却在这个日本足球的“漫长冬季”，令人预感到新时代的来临。

足球记者后藤健生1981年刊登在《日本足球周刊》杂志上的一篇报道，充满了惊喜的口吻：

日本队在本届大赛上的表现十分出色。他们几乎完全扼制住了中国和朝鲜高大前锋的快攻，断球后也不一味长传冲吊，而是通过后卫间的传接，准确输送到中场。而从中场沿着两翼朝对方禁区内展开的进攻，其丰富的程度委实叫人惊叹。它糅合了短距离盘带、边路转移、二过一、稳准而不失轻巧的最后妙传。论进攻展开的意外性和创造性，日本队的打法远远凌驾于拘泥程式与套路的中朝之上。从来我只咋舌于国外球队的个人技术和创造性，而日本队却凭借体力和速度与其对抗。所以说，这是日本队一个何其巨大的变化啊。这些年轻的日本队员，他们的面容还稚气未消，身材也略嫌单薄，离担纲大任尚需时日，但他们已然利用高超的技术压倒了中朝两队的力量。

回顾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5

国足的风格可以描述为：一群即使以袒护的眼光来看控球也绝对称不上漂亮的队员，只是拼命驱使着身体勤奋地防守着，并利用快速反击伺机进球。纵然是几乎被奉上神坛的墨西哥铜牌战士一代，其套路也是以盯人队员镰田光夫为核心大打防守反击，利用快马杉山隆一的速度制造机会，最终由釜本邦茂完成门前致命一击。

那是被称作“昭和型大和魂”的一代。拼搏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由于没有过硬的技术作为支撑，加上视野的闭塞，战术风格与世界标准相距甚远。

这样，日本队以往旧有的、无力以短传渗透与同档次及更强对手相抗衡的战术风格，以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预选赛为转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无疑，JSL的存在和巴西流技术风格的熏陶，使得日本足球开始探索堪与亚洲强队抗衡的战术风格。

然而，这一切还远远不够。

当日本人终于把目光转向世界杯，虔诚地希望在世界杯上冲出亚洲之际，却发现一个无奈的事实：碰壁，俨然是他们在亚洲对手面前无法摆脱的宿命。

尤其是韩国。

恐韩，恐韩！

是的，“恐韩”一词并非中国足球专有。事实上，当年远比我们羸弱的日本足球，早在中国之前就出现了“恐韩”（“韓国 ”，英文为“Korea Complex”）这一词汇。

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身为日本足协理事的长沼健亲自带队，却以2比2和0比2，倒在韩国人面前。从此，日本足球陷入韩国阴影不能自拔，“恐韩”一词喧嚣尘上、挥之不去。

日本人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事实上，以这场失利为契机，长沼健很快如法炮制昔日经验。别忘了，墨西哥奥运会日本国足强化的法宝就是海内外各种拉练，克拉玛认为要弥补一个羸弱联赛的实力与见识局限，国字号必须通过与国外强手的频繁交手提升水准。“日韩定期对抗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办的，试图通过与韩国同切同磋，达到提升日本国足实力的目的。然而，自此到1992年奥夫特执教时期的戴拿斯杯，日韩15次定期对抗，日本队仅获得3次胜利，而且，1974年9月28日取得的日韩对抗第一次胜利，也是唯一一次3球以上的大胜，却赢得侥幸。到了 1984年对抗赛，日本队才凭借水沼贵史在国家队的处子秀，取得了客场击败韩国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历史性胜利恰恰烘托出日本队的羸弱。还是在这个期间，日本队整整22年对韩33次交锋中，仅取得4胜6平23负的战绩。更残酷的是，日本人先后在三届奥运会和两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上被韩国队无情放倒。这包括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及在日本国内掀起巨澜的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1985年进行的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通往世界杯的一丝希望，那是日本国足历史上首次打入亚洲区预选赛决赛。此时，深感无能为力的长沼健已在1976年兵败蒙特利尔奥运会预选赛后，交出了留恋多年的教鞭。

这支队伍拥有技术卓越、被誉为日本现代“任意球鼻祖”的木村和司，儒帅森孝慈和队长加藤久亦是深孚众望，全队众志成城。此时，全队每一名成员都认定，只要每天以过人的毅力坚持跑100个坡道跑，就能赢得比赛。哪怕已然超越人体极限，只要能冲出亚洲，不惜拼死一搏。这样的意志，渗透在每一个队员身上。

森孝慈们拼搏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时期的日本国足，从球员的角度，其身份是业余球员，意志却毫不逊色于职业球员，人称“武士军团”。用“斗将”一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的森孝慈，决心在1985年的这支队伍身上重现上古的美好神话。

自从1980年从德国科隆队进修教练课程回国，森孝慈就被视为日本国足冲击世界杯的王牌，在川渊手下实质性地指挥了上面提到的西班牙世界杯预选赛，而聚集在他手下的加藤久、原博实、木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5

村和司、水沼贵史等被冠以“森家族”（加藤和原后来陆续进入日本足协强化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水沼贵史辗转横滨水手和法政大学，现执教于一支冲击J联赛的东京地方球队“东京23社会人俱乐部”，木村和司在2010赛季回归旧主横滨水手，生平第一次挑战主教练职位）。

然而，比任何人都强烈地痛感所谓业余的局限性的，正是森孝慈本人。

这支技术过人，而战术风格亦在4年前的基础上进一步鲜明，被后世誉为“类似指针式存在”的日本国足，却依然难以摆脱恐韩的心理阴影。

日本队以小组第一从14强赛出线打入淘汰赛制的东区四强赛，半决赛5比1大胜中国香港队，但在争夺东区唯一一个出线名额的决赛中却遭遇最后的拦路虎韩国。结果，日本队以1比2在主场惜败，0比1在客场汉城告负，以1比3的总比分，倒在通往墨西哥的门槛上。

此时，韩国已经在1983年建立了K职业联赛。日本足球从这场败战中，开始领悟到什么是“业余主义”（“主义”一词乃日本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所创，所谓“主义”，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唯一衡量标准”）的瓶颈。

然而，日本人还是不敢彻底突破。

继1985年以追认的形式提出“特别证书资格球员”的概念之后，1986年，痛定思痛的日本足协进一步尝试性地向球员引进“NON AMA”（非业余）制度，又一个名义上介乎于国际足球通行语境下的“业余”与“职业”之间，但实质是职业性质的球员制度。之所以不敢直接大胆地提出“职业球员”的概念，仍然是因为受制于其上位主管是标榜自身为纯业余团体的日本体育协会。

奥寺康彦和木村和司率先取得首批“NON AMA”球员资格。其中，奥寺是头顶德甲职业球员的头衔回归的，木村则是国产职业球员中的“天字第一号”，年薪1200万日元。森孝慈还大胆提议：“不光是球员，教练也应该职业化。只有破釜沉舟，才能迫使他们发挥出120%的智慧和能力。”

然而，森孝慈的做法却被外界误传“醉翁之意在于钱”，最终不得不以辞职收场。

广州天河胜中国被称作“奇迹”

下一任主帅石井义信，因冲击汉城奥运会惨败请辞。

这里有一个插曲。2010年11月9日，后藤健生为采访广州亚运会足球比赛重访天河体育中心，不禁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23年前，我一度访问过这里。那是汉城奥运会预选赛，由于一直挡在日本队面前的拦路虎韩国队因东道主身份自动入围，并且日本队已有过1986年世界杯预选赛打入决赛的经历，冲出亚洲的好机会降临了。”

“最后的决赛是中日两国的单骑对决，先在广州，日本队1比0获胜。当时中国队右边卫朱波的助攻极具威胁，刚从联邦德国返回的奥寺康彦压制住了朱波的边路，原博实力压贾秀全以头槌攻入了来自水沼贵史的任意球。然而，如果以为日本队就此离奥运会大大进了一步，那就错了。在东京主场，我们在只要打平就可出线的情况下0比2负于中国。日本足球再次在预选赛中饮恨。那个时候客场战胜东亚巨人中国，说它是奇迹，毫不夸张。”

一群来自民间企业球队的半职业半业余的所谓“精英”，终究无法踢过一支国家专业队。

那是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打入奥运会。

笔锋一转，他续道：“然而现在，一支没有备战时间，且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居然可以完胜中国。只有短短23年。当年的进球功臣、亚洲核弹头原博实，如今是日本足协技术委员长，统帅着这支队伍。当年奉上任意球助攻的水沼，如今其子宏太正子承父业，在今天的天河体育场以任意球复制了父辈的一幕。整整一代人，一切改变了。看着比赛，沉耽于流逝的历史，感慨不已。”

再往后一任日本国足主帅横山谦三，在球迷“暴动”中被迫下课。

1988年前后，身为国际足联主席的阿兰维热，也有意让日本承办亚洲第一个世界杯。世界杯对于日本，突然间从遥远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05

本帖最后由黄陂论坛于 2012-10-18 16:12 编辑

的梦变为带有现实意味的存在。既然要承办世界杯，就要有一支不辱东道主之名的强大的国家队。此时，横山谦三出任了日本国足新一任主教练。从这一年起，日本人就开始为下下届世界杯，即1994年美国世界杯作长期规划。最先着手的是选拔优秀球员，实现年轻化。后来“多哈悲剧”时已然在各个位置成长为亚洲顶尖的三浦知良、拉莫斯、井原正巳，正是在横山手下首次入选国家队的。然而，当1989年日本国足在意大利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出局，次年在戴拿斯杯和亚运会上都深陷低谷时，球迷们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爆发。

1990年11月柯尼卡杯，有球迷在看台上打出了“横山下课”的横幅；元旦天皇杯决赛，“横山开路”的谩骂此起彼伏。媒体的口诛笔伐亦是连绵不绝。1991年1月23日，事态进一步升级，球迷集体署名向日本足协提出更换国足主帅。一支毫无建树的国足，将日本列岛卷入了一场风波。

不彻底的职业化造成无谓内耗

在谈论纯粹的技战术之前，总有一些没有理顺的关系困扰着日本足球。

日本足球引进 “NON AMA”制度后，忽如一夜春风，与各球队签约的“NON AMA”球员超过百人。他们在俱乐部领取的是实质性的职业球员工资，在日本国足却被以业余球员对待为国家队上场只是尽义务，没有报酬。而且，足协也没有“球队有义务保证向国足输送所属球员，除非受伤等特殊事项”这样的硬性条款规定。如此不伦不类的所谓职业化，人为制造了种种内耗。

企业球队中，有的担忧球员在国家队的比赛中受伤，不愿意输送队员；有的故意作梗让球员在国家队集训中迟到。球员的反应也是形形色色：有人声称不愿意入选国家队，原因是在所属球队一旦获胜就有钱可赚，而为国足踢球却纯粹是尽义务；有的声称与其代表国足打国际比赛，不如在日本联赛中打读卖俱乐部更有滋味。赞助商方面也互相倾轧，球员与国家队各自签有不同的赞助商，相互“打架”，导致不少赞助商坚决反对球员代表国家队出场。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心目中的国家队观念日趋淡薄。这已不是东京奥运会“一切为了国家利益”的时代，也不是“不入国家队就难以实现旅欧梦想”的时代。

当时日本足球与世界有多远？一句话，正如许多高中生所说：“我的梦想是在新年之际，站上国立竞技场的决赛舞台。”只要在高中足球锦标赛上踢出成绩，就可以此为敲门砖进入理想大学，毕业后直通一流企业，一劳永逸。这是那个年代日本足球少年最为现实的人生规划。

足球少年的梦想象征着与世界的距离。没有一个职业联赛作为容器，许多喜爱足球、有志于从事足球事业的年轻人在选择职业之际，就被排除在了足球事业之外；反过来，日本国足的疲软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向。

墨西哥奥运会上的日本国足将士，此后纷纷“晋级”：主教练长沼健入主足协，森孝慈、横山谦三先后执教国足。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拉近与世界的距离：创办“日韩定期对抗”，创办“麒麟杯”（创办于1978年，最初名称为“日本杯”，邀请的对手既有国家队也有俱乐部队， 1992年成为国际足联公认的A级赛事，每年从国外邀请两支国家队打单循环赛），后来还发起“戴拿斯杯”（创办于1990年，旨在提升东亚诸国国足实力，2003年发展性消亡，变身东亚足球锦标赛），等等，就像“杯赛控”一样，将近邻强国和欧美强队纷纷请到日本国内与日本国足热身强化。

但是，同样的套路从墨西哥奥运会走到这一刻，整整20多年，不知绕行了几多迂回，世界足球仍是遥不可及。与此同时，日本国足内耗不断，作为足球之本的JSL人气依然低迷。

所有旧招，都已黔驴技穷。

当外部世界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内部的力量也在不断积累，日本足球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就是一种必然。打开这个闷罐局面最后的撒手锏，正是日本足球的彻底职业化。从1988年3月起，日本足协就开始探讨顶级联赛的职业化，却因种种原因举步维艰、停滞不前。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领军人物。

浮光掠影地走过日本足球的前70年。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就要拉开序幕。无论如何，从种种意义而言，日本足球其实从明治时代以来，就不断地与世界竞争着，不懈学习着，一路生存发展至今。无论是校园足球、巴西流技术，还是旧联赛的成败教训，都成为今日日本足球的基因、无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割裂这段历史，无以成就今日日本足球；回避这段历史，也无法读懂今日日本足球。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13

本帖最后由黄陂论坛于 2012-10-18 16:18 编辑

第二篇多哈悲剧（1988 1994）

第一章 “职业足球之父”登场

有人说他是智者，有人说他独裁，但无人否认他对日本足球的贡献。这就是川渊三郎，助推日本足球实现飞跃的第一功臣。川渊有一句名言：“墨守成规从来不是我的风格。”他总是在自我突破，所以，他成功地改变了日本足球。

知天命之年再度出山

1988年5月2日，一个电话，将在古河电工处于半赋闲状态的川渊三郎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说他半赋闲，是因为这时他已完全是足球的圈外人。

川渊三郎早年浮出基层进入日本足协管理层，还要追溯到1976年。那一年，他辞去了古河电工主教练一职，开始担当JSL运营委员。1980年兼任日本足协国足强化部长，在渡边正主教练病倒后还一度代行主帅一职。这时候的川渊在身份上是古河电工的员工，操持日本足球纯属志愿行为，但他仍然忙得不亦乐乎。

时值日本足球深陷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出局后的低谷，在亚洲胜绩鲜见，球迷向背。1974年，朝鲜“4·25体育团”赴日访问，旅日朝鲜球迷占据了东京国立竞技场过半看台。日本国足0比4惨败，场面惨不忍睹。

“这可是主场啊，非常震惊。所以说，日本足球要想变得强大，必须采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手法。一味在旧思路的延长线上修修补补，不会有出路。”川渊三郎开始强行突破。

首先尝试的是国足年轻化。这也是吸取了墨西哥奥运会之后日本足球因青黄不接而坠落的教训。出征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的全部队员年龄均在25岁以下，其中就有著名的木村和司、冈田武史、山本昌邦等。然而在亚洲区八强赛中，日本队却四战皆墨。

“这是第二次震惊。国足强化部门分崩离析，但领导层却仍是老面孔。输了球，却还要按老套路循规蹈矩，这样下去，日本足球变革无望。”川渊忍痛割舍了足球，辞去了全部与足球相关的公职，回到古河电工专注社内业务，但上班族一眼可以望到头的职业前途和对足球的不了之情，时时在他心头纠结。

电话是JSL总务主事、三菱重工的森健儿打来的，在业务和足球间分身无术的他希望川渊能够接过其衣钵。所谓总务主事，相当于后来的J联盟主席角色。

没有人比川渊更清楚日本足球的困境，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日本足球的潜力所在。已经51岁的川渊很快作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吃惊的决定： “将后半生交给足球，搏上一命，也要推动日本足球大变革。要让足球成为日本体育的主流。”

使命：全方位职业化

此时的日本足协已经在1986年引进非业余制度，认定奥寺康彦和木村和司为“特别资格证书球员”，球员层面的职业化转型已然启动。但川渊瞄准的是更深入一步的制度层面的职业化。

在他看来，属于企业体育范畴和企业附庸的足球，训练条件和支持的球迷自然有限；正是这种非职业的足球环境的过久持续，以至于日本仅仅在1968年奥运会上拿过一次铜牌，从此无缘国际大赛。企业足球当然也有好处，比如球员作为企业的一员，可以定期从企业领工资，不管踢得好坏与否，都可以确保安逸的生活。但是，这种体制不利于造就强大的球队。日本足球必须转变体制，像欧洲那样走职业化道路，必须让足球置身于背水一战、不得不奋力竞争的环境之下。

无论是俱乐部总裁、教练、球员，还是新闻官、职员，全部足球人都必须无一例外地实现职业化，凭借在足球上的业绩谋生并赢得在社会的立足之地。川渊梦想打造的，正是这样一个无可逃避却又简洁明快的世界。

幸运的是，对于社内业务与踢球的两全之美抑或是顾此失彼，川渊三郎全部深谙于心。他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借口踢球而懈怠了主业，有没有借口主业荒废了球技？他自认问心无愧。

完成了这样的自我诘问，川渊确信，他的使命就是斩断所有足球人的退路。前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方位职业化，不留死角。

促使川渊下定决心的还有另一个重大因素。他要向当时日本社会对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14

于所谓职业体育的偏见乃至无知发起挑战。当时日本已经存在职业化的棒球联赛，在他看来，深夜宿醉之后第二天打出本垒打就被媒体热捧为“职业”云云，近乎是一种对职业体育的无知与愚见。职业体育决不能被肤浅化为单纯的“看热闹”。

这与30年前他的恩师、德国人克拉玛教练传授于他，而他在早稻田大学校队巡游欧洲之际的所见所闻大相径庭。

在德国德累斯顿的一所学校，年轻的川渊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8块训练场地齐刷刷地铺开，绿草如茵。孩子们在地毯般的草地上尽情地追逐着皮球；而紧挨着的另一块场地上，一支职业球队正精神抖擞地打训练赛。在一家平凡的社区俱乐部，就连残障人士也摇着轮椅，陶醉在耍玩篮球的快乐之中。

纵观世界，即便是AC米兰、尤文图斯这样资金与实力兼厚，令人仰止的大牌球会，也没有一家是纯粹属于财阀的私有产物；没有一支“梦之队”不是在扎根当地社会和传统的基础上。但凡足球发达国度，人们需要并且拥有的，往往是一个更为自由的能够从事运动的社会环境。

比照之下，日本人一旦离开校园走上社会，就鲜见有人再享受运动。日本社会是社会体育的荒漠，社会型俱乐部这种可接纳社会人从事体育的“容器”，近乎真空。如此，即便国家队的成绩再辉煌，也无非是昙花一现，最终归于幻灭也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男女老幼都纯粹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运动设施与环境能够充分满足运动的需求，最终，在这样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职业体育人成为受人尊敬的楷模日本的孩子们，什么时候能够享有像欧洲社会那样健全良好的体育环境？

这样的梦想，川渊原以为再不可能实现。没想到多年以后，机遇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降临。

划时代的“地域密着型”理念

1988年8月1日，川渊走马上任JSL总务主事。聚集在JSL秘书处的有秘书长木之本兴三，有来自日产汽车的佐佐木一树和来自古河电工的小仓纯二。与电通并列日本两大广告代理巨头的博报堂也前来加入。此时的职业化前景尚不明朗，但博报堂却举全社之力参与新联赛的广告策划。职业化的梦想点燃了每个人的热情。

此时，前任森健儿组建的 “首届JSL活性化委员会”曾经在水面下推动“特别联赛（介乎于业余与职业之间）构想”。日本足协上层虽然一致赞成JSL活性化，但在推动职业化问题上却认为为时尚早，原因很简单：远从1936年就成立的职棒联赛尚且赤字经营，赢利的唯有读卖职棒队一家，何况人气低迷至此的足球。森健儿的计划因此遭到搁置。

突破，在这时再次成为一种必然。

川渊上任之后的第一道指示，就是立即组建“第二届活性化委员会”。既然认准了职业化方向，就要全面提速。1989年2月，草拟新联赛加盟条件；1990年4月，公布新联赛正式加盟条件。

加盟条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降低条件，新联赛就会沦于新瓶装旧酒，最终因迷失方向而离职业化的初衷渐行渐远，而一旦过于苛刻，新联赛也将陷入因无人问津而导致流产的风险。

川渊决定先进行投石问路。

加盟条件最初是“必须拥有至少12名职业球员，确保拥有可自由支配的能容纳观众人数达1 5万人的足球场，建立球员育成梯次体系，教练班子必须持有资格证书”。

报名的JSL球队达到30余支，在全部47支JSL球队中占据半数以上。形势比预估乐观。

此后足协迅速提高门槛为“球队法人化，职业球员需达18人以上，确保与地域居民、自治体和企业的三位一体化，确保分担联赛经费”。

所谓“球队法人化”，意味着JSL球队需要从过去如温室花草般依赖母企的“未成年人”，成长为走上社会的自立的“成人”。这就需要首先完成身份转换，从母企的附属部门脱离出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同时在财务上亦与母企分离，实行独立核算。一支职业俱乐部凭借在足球上的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14

业绩生存于社会，理所当然。

所谓“确保与地域居民、自治体和企业的三位一体化”，首先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规定每一支加盟俱乐部必须落户于日本某一特定地区，并要求其融入当地社会，受到更多球迷的支持和热爱。但同时，这也为职业俱乐部这一遽然降生于世的新生事物，指明了其赖以生存的根基乃至存在的意义。

不可否认，新生俱乐部在一个相对漫长的过渡期内仍然需要也必然与曾经的母企维系着某种关系，但意在高远的川渊，却要引导其将生存的根基和存在的意义，指向一个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方向当地社会。

这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川渊三郎把它形象地表述为“让体育使日本变得更美好，为地域社会作贡献”，这正是著名的J联赛“地域密着型”理念。很明确，新联赛制度设计的最终指向是要让职业足球俱乐部为当地社会共治、共有，最终实现共享。

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包含美好愿景的理念。

但是，JSL球队能不能认同呢？

川渊三郎筹建中的新联赛的赛事组织机构“J联盟”并非任何国家行政机构，它对未来底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职业俱乐部不存在任何行政强制力。事实上如果不加入J联盟，脱胎于JSL的球队也完全能够在这场足球社会的大转型中继续安身立命保持业余本色栖身于新成立的JFL（日本足球顶级业余联赛）及其下传统的地区性社会人联赛中。

川渊三郎在期待之余也暗自捏了把汗。幸运的是，跃跃欲试的JSL球队仍然多达20支。

之所以一呼百应，不可否认有时代的背景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泡沫景气”的巅峰期，日本一流企业在主业之外仍有充裕资金可投入运转。J联赛打出的“地域密着型”理念，至少在这一时期是大多数企业顺水推舟的乐事。

1991年2月14日，10支加盟球队正式出炉。它们是：住友金属（鹿岛鹿角。关东地区，茨城县）；全日空（横滨弗留吉尔斯，现消亡。关东地区，神奈川县）；三菱汽车（浦和红宝石。关东地区，埼玉县）；古河电工（市原东日本，现千叶市原东日本。关东地区，千叶县）；读卖俱乐部（川崎绿茵，现东京绿茵。关东地区，神奈川县）；日产汽车（横滨水手。关东地区，神奈川县）；丰田汽车（名古屋逆戟鲸八，现名古屋逆戟鲸。东海地区，爱知县）；清水FC（清水鼓动。东海地区，静冈县）；松下电器（大阪钢巴。关西地区，大阪府）；马自达汽车（广岛三箭。中国地区，广岛县）。

为保持与传统的延续性，川渊三郎允许它们在1993年J联赛正式开幕前的两年过渡期内继续使用旧名，但开幕后必须一律使用与企业名脱钩的新队名。

1991年7月1日，新联赛名称公布，为“日本职业足球联赛”（以下简称“J联赛”）。日本足协完整阐述了建立J联赛的三个理念：提高日本足球水平和促进足球普及，振兴体育文化和推动国民身心健康，为国际交流和友好贡献力量。

1991年11月，“社团法人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以下简称“J联盟”）成立，川渊三郎出任首届J联盟主席。为自断退路背水一战，川渊以此为契机彻底退出多少人梦寐以求、本可安享终身的日本一流名企古河电工，为长达30年的企业生涯画上句号。

众所周知，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论资排辈）是企业传统的通行法则，一流日企更是处在日本社会金字塔的顶层。对于川渊这样资历身份的人物而言，这一切意味着稳定的职位、丰厚的收入和各项福利保障，意味着令人景仰的社会地位。不难理解，自断退路之举于川渊个人是一个类似丢掉金饭碗的举动。

而对于顺着世界大势浩浩荡荡走向职业化的整个日本足球而言，这更是一个划时代之举，是新时代的风向标。此前在1974年已经实现财团法人化的日本足协，其最高管理层仍然是以“企业在编”，安享稳定丰厚高薪，仅以挂职和外派的形式在日本足球的各类机构任职。

职业足球的未来此时还是一个未知数，不夸张地说，前路是荆棘丛生。但是作为日本足球新领军者的川渊已决心与足球同进退、共存亡。J联盟如同一架战车轰隆发动，原有的平静生活被彻底颠覆，然而川渊却说，自己“无暇沉浸于感伤之中”。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30

第二章大树之根

那么，什么是财团法人，什么又是社团法人？1974年的财团法人化和1991年的社团法人化分别对日本足协、J联盟而言意味着什么？

承蒙川渊先生的好意，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我在重庆幸运地对川渊先生进行了一个特别专访。其时马来西亚假球风波演绎甚烈，于是我不无冒昧地直接请教已经从J联盟主席晋升日本足协主席的川渊先生，日本足球是否存在这一现象。他莞尔一笑，轻轻来了一句：“日本足球不存在假球赌球行为，我这个主席比较容易当。”

我承认这是一句实话。这不仅因为类似问题从未见诸于发达的日本媒体的报端，更是因为从J职业联盟诞生的第一天起，整个日本职业足球就被纳入了日本社会的法制框架。

“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意味着民间公益身份

在日本，财团法人日本足协是日本国内统揽振兴足球活动，主办J联赛、JFL联赛、女子足球联赛（L联赛）及天皇杯全日本足球锦标赛、全日本女子足球锦标赛等官方赛事，选拔组建代表全日本足球最高水准的国字号出战国际比赛的团体。社团法人J联盟，则是其旗下专门管理运营J联赛的团体。

所谓“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是法律术语，标志着这两类法人是属于民法范畴的公益性民间机构。作为财团法人的日本足协和作为社团法人的J联盟没有任何来自国家财政税收资金的流入，这是由两者的民间团体性质决定的。

所谓公益性，简言之，是与营利性相对的一个概念。公益性民间机构的存在不以营利，而是以公益、以促进社会的福祉与美好为目的；但是法律也并不排斥它从事经营，只是经营收入只用于维持事业运转和人事费用，所获利润不进行分配，而是以种种有形无形的方式回馈社会。

日本法律明确规定，财团法人是运作具有特定目的财产的法人。在日本，财团法人的原始财产多来自大型企业创业者或皇族的嘱托，或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企业捐赠，从事其所嘱托的有特定目的的公益性事业，同时利用这笔财产运作事业，以运作收益维持财团运转。这种模式是由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比如著名的国际化非盈利慈善机构“日本财团”，就是由日本著名慈善家和企业家笹川良一在1962年出资创建。

日本各类体育协会，包括日本足协正是在这一时代潮流下加入财团法人行列的。公益性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一旦依法获批成立，就会享有良好的社会信用，这是一笔无形资产，同时还依法享有接受社会捐赠和政府税收优惠的权利。

日本足协1974年变身财团法人，其原始财产正是野津谦与长沼健交接班时期，大致是以1977年为界，通过向各家企业，特别是麟麒啤酒公司取得赞助，加上“球王贝利退役告别赛”、“釜本邦茂退役告别赛”等一系列大型活动的票房收入初步奠定。

然而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日本法律也明确规定，财团法人一旦目的事业失败或财团破产（请注意“或”字），就会进入财产清算程序，清算结束也就意味着财团法人资格的彻底丧失，这也是当年野津谦和长沼健煞费苦心之处。破产之虞、赤字体质、资金不足，也是制约J联赛诞生之前日本国字号强化的一大根由。

另一方面，社团法人是与财团法人在同一公益概念之下的另一种法人身份，社团成员以一定的公益目的结成一个社团，不同于财团法人的法人资格在于财产本身，其法人资格在于成员本身。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成员加盟，这个社团就在法律上丧失了存在资格，所以J联盟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吸引足球俱乐部加盟。我和你是平等的，没有强制要求你加入的任何行政权力，但我可以用理念吸引你，志同道合者一起从事一项彼此认为有意义的事业。当然，与财团法人一样，社团法人一旦目的事业失败、破产，也会遭受到被解散的命运。

破产的道理不难理解。那么何谓“目的事业”，什么又是“目的事业失败”呢？

现代足球在日本已超越纯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30

运动范畴

对财团法人日本足协和社团法人J联盟而言，其事业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川渊三郎表述的“让体育使日本变得更美好，为地域社会作贡献”，突破了旧时代下球队为企业所私有、把持的窠臼，把球队和足球还给当地社会，造福日本社会，这就是著名的J联赛“地域密着型”理念。又或者进一步如1991年日本足协表述的建立J联赛的三个理念：提高日本足球水平和促进足球普及，振兴体育文化和推动国民身心健康，为国际交流和友好贡献力量。

如果说两个描述表达得比较抽象的话，不妨联想一下，就会清晰许多。

首先这与日本现代体育，与世界现代体育的主要精神相契合。

2006年在卡塔尔的多哈，2010年在广州，我曾先后两届亚运会专访日本代表团团长、日本奥委会专务理事市原则之。在市原先生的理解里，体育意味着三个“F”的三位一体：

“第一是 Fighting Spirit ，这对孩子尤其重要。不管遇到怎样的强手，不手软；不管自己多么弱小，也拼命打拼。但这个前提是 Fair Play ，第二个F。通过比赛，胜者自然得到尊敬，弱者努力超越自己，也得到相应尊重。体育能教会我们这些基本的做人姿态。第三个F是 Friendship ，友好，友谊。”

足球亦然。足球不只是运动，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内在的精神价值，它意味着打拼、奋进、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意味着尊重对手、团队协作，这些无不促进着一个人的成长，提升着一个人的境界。人类的发展，也同样得益于这样的精神，这也是世界现代体育的主要精神所在。

通过足球加入世界足球大家庭，参与亚冠、世俱杯，参与奥运会、世界杯，正如大运精神所演绎的那样，“促进大学生体育整体水平的发展，促进大学生的道德及体育教育，促进世界各国大学生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合作，以便加强国际大学生体育运动的团结一致”，是为竞技，更为与世界沟通、交流。

事实上，随着日本足球事业的不断发展，当今日本足球背后所蕴藏的内涵演绎之丰富，精神价值之宏大日益突显，甚至远远超越了当初的设想。

譬如受日本女足夺冠的激励，如今正筹措资金为日本女足建立“女足基金”的日本信用卡巨擘Saison公司社长林野宏所称，“震撼的体育记忆激励人生奋起”。

又如日本女足在德国女足世界杯夺冠之后所宣称的，“为国民带来希望，为遭受震啸的灾民带来复兴崛起的力量”。这是如今已然在世界各国成长为宗教信仰般强有力化身的足球文化对于日本社会的给力。

以上形象化的描述，正是日本足协和J联盟当初致力于足球这项事业的目的所在，也是足球的公益性所在。它吻合日本法律中对于公益的描述：“受益者为非特定多数人群，受益机会向大众开放”，是有利于每一个参与者个体，有利于全社会福祉的事业。

J联盟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纳入公益法人范畴，意味着现代职业足球在日本，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超越了纯运动而进入公益性事业的范畴。

管办分离，职权明晰

再美好的公益性事业，也需要严谨规范的制度化框架。日本正是通过法律日本民法框架下的《公益法人认定法》来保障这一切的。

所谓“目的事业失败”，就是说如果你从事的事业未能达成或偏离了当初成立时的初衷，即报批备案时的白纸黑字，甚或因与原目的背道而驰而为社会所不齿、唾弃，那么抱歉，你将被法律定义为“目的事业失败”。并且，从上述日本法律的描述可见，只要符合“目的事业失败”或“破产”两项条件之一，监管机构就可以启动解散程序。一旦目的事业失败，即便你经营得再好，财务再健全，税收贡献再大，法务大臣也随时可以向法庭提出诉状，经法庭审议一纸通告解散这个团体。这就相当于给这个依法成立并运作的民间团体自然而然地安上了履行公益这一社会责任的法定义务。

这个义务，也

黄陂论坛 · 发表于 2012-10-18 16:30

涵盖了财务公开透明的义务。

公益性法人因其公益性质，在日本民法的法律框架内被纳入在监管最为严厉的一个部类。除上述解散条件外，日本的法律体系对公益性法人之严苛也理所当然地一并体现在设立和监管上，其设立需要主管官厅的特别批准，即公益性法人采取“许可（批准）主义”。而作为营利性法人的公司、会社则适用宽泛简便的“准则主义”：只要符合法定条件无须主管官厅额外批准即可设立。

在监管上，公益性法人需要在每个事业年度终了之后向主管官厅一并提交《事业报告书》和《收支核算书》，前者是看你是否做到了“目的事业”，后者是看你的负债情况是否存在破产之虞甚至已经破产，同时审核其中是否存在不正当、不合法的经济行为。这些财务收支，公益法人也必须在媒体平台和各自网站上予以公开。社会人士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赴主管官厅查阅在网站上无法阅览的诸如借贷对照等更为精细的财务报表。

对于财团法人日本足协和社团法人J联盟而言，其主管是日本政府主管教育和文体事业的文部省。这意味着，在日本，整个足球事业与政府监管部门按我们的说法，实现了“管办分离”。这里的“管”者，是政府行政部门；“办”者，是由足协牵头的足球行业。而悬挂其上的“尚方宝剑”，即“管”者履行监管职责的依据正是法律，具体而言是日本民法框架下的《公益法人认定法》。

这里不得不顺便提到后来在1998年专为J联赛比赛推出的“日本体育振兴彩票”，俗称“TOTO”，但它是由文部省指导监督下的另一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另行运营和发售。这样，负责举办全日本规模的足球赛事和日本国字号赛事的日本足协，主要负责举办J联赛赛事的J联盟以及负责彩票发行的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三者间形成平行法人关系。可见在管办分离的基础上，各主办团体间亦是职权分明。

这样，日本足协的收入来源，既因其民间机构性质而不流入任何国家财政税金，也因与彩票运营不是一个口袋也不流入任何彩票收入。这也是日本足协在媒体平台公开向外表明，并在日本文部省有详细报表可备查询的；同时，J联赛只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提供比赛结果作为博彩对象，但对彩票的运营和资金分配不存在任何发言权，后者也同样无法对J联赛的赛事运作和赛程安排指手画脚。

至于日本足协与J联盟之间的关系，则是民法框架内两个对等法人间的契约关系，本着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协商加盟。足协与J联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就保证了国家队与J联赛之间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没有J联赛的强大，就没有国家队的强大，国字号品牌价值降低，国家队赞助商背离；反过来，国家队的强大也有利于激活国内足球人气，从而推动J联赛发展，这些都直接关系到J联赛方方面面的利益。

此外，公益法人的认可和解散分别由内阁府和法务省主管，文部省负责其中相关文体事业类公益法人的督导，以擎制相关机构在审批监管环节上的大权独擅。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法律的一个趋势是，对公益性法人的认定越来越苛刻。2008年12月日本重新修订了民法，要求之前得到认定的全部公益法人在2013年11月30日之前重新提出认定申请，否则时效一到视同解散。这次民法修订提高了公益认定的门槛，之前被认定为公益法人的只有部分能够通过新的公益性认定，成为新法律框架下的公益法人，如“公益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而多数将被归入非盈利性团体性质的“一般财团法人”、“一般社团法人”。

目前，日本足协已经向日本内阁府提出了“公益财团法人”的认定申请，据现任足协主席小仓纯二向日媒透露，此案有望在2012年4月得以通过。而J联盟也在2011年11月15日的临时总会上全会一致通过了朝“公益社团法人”过渡的决议，并在2011年底前向日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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