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甲A十年 十年祭

黄石球迷

十年生死两茫茫

　　——谨以此文献给与1994同在的人们

　　可能像一场风花雪月，可能像一段城南旧事，可能像张曼玉《花样年华》的24套旗袍，或者，干脆就是一碗“上海泡饭”，隔夜的开水泡出隔夜的味道……

　　怀旧不总是那么情意绵绵，有时它会很激烈，十年之前弹指一挥间就跳出来吓你一跳——我告诉王俊生这个日子，他像被北京干燥冬天的静电触击着“啊”了一声；我告诉郁知非，他就像“上车场”呼啸而过的F1一样反应剧烈；我告诉李明，他马上嗅到延吉那一夜飘香全城的狗肉宴；我告诉余东风，已经重度脂肪肝的“老哥”顺手抄起一瓶白酒，像真正的袍哥回忆当年神勇——“格老子的，就10年喽……”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古人活得平淡悠远，可以把十年前的事都历历在目；现在人累得像一条狗，记忆就像生活给我们兜售的一盘充斥马赛克的盗版光碟。但4月17日，必须如墓碑一般提醒的一个日子。

　　翻开被我姥姥手指弄卷的老皇历，才知道历史真的那么暗藏玄机——“4月17日，农历，忌开市”。“忌开市”，就是不宜开商场不宜开楼盘不宜开饭馆不宜开杂货铺，当然也不应把“首届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这一个发着霉味儿的日子开幕。

　　多少年后才得到多少年前的一个忧伤的起源！我甚至不敢在采访中把这个玄机告诉王俊生，否则他把肠子都要悔青，“过去的一切都是被未来注定的”，这是古巴比伦王国碎石碑上的又一则谒语，就像伊拉克战争是被未来注定的，就像1994.4.17的一切被2003.4.17所注定，这有点哲学意味的装孙子；但我想说的是，中国足球在那一天被安上“职业”的字样，是天意，这十年的风花雪月或鸡零狗碎必须因为一个“忌开市”作为合理开头。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找不到拥抱的理由。”陈奕迅的声线如此之俗，但林夕的歌词却怀旧得惊心动魄，仿佛在多年以后的同学会，你才明白当年小女生那道眼神导致的可怕残局，仿佛在十年之后的地铁站，你才在惊鸿一瞥中恍悟人生其实破碎虚空早已无迹可寻。

　　我们在做一次暗无天日的挖掘，“那一年4月17日，你干了些什么？”当我们像考古队员或黑匣子搜寻者般一次又一次重写这句提问，所有当事人的记忆都模糊得有些不合逻辑，事情就像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一样，居然有多种版本，比如说戚务生先说自己在成都某条青石板路上行走，后来却认为“其实可能正在北京体育馆路推着自行车”，地点据分析就在“马兰拉面”门口；比如贾秀全只记得比赛后和朋友喝酒吃肉，但是在南京还是太原？他至今拿不出权威的证据；再比如郝海东被无数人指证那天在球衣行李中夹带了七条“三五”牌香烟准备发笔小财，但他一脸无辜对真相枉然不供。

　　不合逻辑才是真实，我们只需要他们在时光照射下的点点滴滴，生活其实就那么鸡零狗碎，像刘晓新只记得那天他像千万民工中的一员那样喘着粗气走在某座广州天桥，而我只记得那天自己正吃着3块钱的盒饭，就收听到大学时的女友已为人妻的消息，然后走进成都市体育中心，听到当时还显得很伟岸的王俊生吼了一嗓子：“……开幕了……了……了……”，余间萦绕。

　　十年前，陆游还深情摸着表妹唐婉的红酥手；十年前，苏东坡还仔细地给没死的妻子梳着一头青丝；十年前，魏群把生平第一笔巨款摆在席梦思上，像少年周润发一样点根烟端详……十年前，猪肉1.5元一斤，抽“红塔山”还很流行，张国荣还没死，我们穿着紧绷绷的“锥裤”，腰间倘若响起一串BP机的叫声，立马会引起旁边一帮小女生的侧目。

　　那一年好长远……

　　拓荒祭——第一日

　　4月17日，最典型的成都天气，灰云像一床老旧的棉絮在低空堆积，湿度很大，让人胸口有喑哑郁闷的感觉。

　　王俊生出门前，特意穿了一套灰黑色的国产西服，很流行的为广大企业家钟爱的双排扣西服，10年前，他头发还没这么秃，所以可以用“金钢牌”发蜡抹得硬硬的很有型，站在那时还崭新的成都市体育中心主席台上，他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94万宝路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开始！”有人因为紧张，把“升国旗、奏国歌”说成了“奏国旗、升国歌”，弄得一部分观众大笑，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整个开幕式的神圣感觉。王俊生没有忘了，在比赛结束后，向袁伟民打了电话报平安：“一切都很顺利，观众很热情，看台上密密麻麻，我们赢了。”

　　成都市足协的同志回忆，那天大家都去吃了火锅，王俊生的脸被火锅映得很红，喝了很多酒，并豪言：“照这样，几年后中国足球就超过日、韩、伊、沙。”能不能在1994年推出首届职业联赛，这在当时的决策层分歧很大，王俊生在一场牌局中“和”了第一把，或者在一片处女地中挖了第一桶金。

　　余东风也在这场首届职业联赛的开幕战中开始了个人第一场教练生涯，出门前他点燃了炷香向观音菩萨、关二哥祈祷，“第一场执教可不能丢脸”，他认为，输不上三个球就算是不丢脸，因为对手是“十连冠”的辽宁队，而他昨天还只是四川队的一名队员兼助教。

　　4月17日，余东风和四川队却用一种绝对袍哥式的神勇打法让人们吃了一惊，1比1平了“十连冠”，也让川军每人从老板杨肇基手中拿了3000元钱奖金，余东风本来就想应朋友之邀出去喝酒，但他想了一想，史无前例地没有去。回到“筒子楼”后，他捅开蜂窝煤炉子，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在吃面的过程中，他腰间的BP机响了数十次，都是约他出去或发贺词的，其中最绝的是一个钢管厂球迷发了一条：“东风，今天你好‘港’(成都俚语，牛×之意)，老子从今以后喊你‘大爷’。”

　　“现在想起来，那天我居然没有想起打扮一下自己，比如说穿套西服打根领带什么的，我农民一样穿了一套半旧的运动服就开始了执教生涯，球迷突然一起喊‘东风，雄起’时把我吓了一跳。”那一天改变了余东风全部生活。

　　那一天很多人都显得很土，“广东教父”岳永荣去赛场时拎了一个黑皮包——中国大江南北常见的采购员的必备品。这个皮包岳“教父”拎了很多年，因为4月17日那天他拎着它时，里边装了6万元钱，这是宏远集团打给广东队的第一笔款，现金，沉甸甸的现金，“教父”拎着黑皮包在赛场坐的时候紧紧捂着，人生变得很充实。

　　4月17日，戚务生刚刚卸下大连队主教练的职务，他从昆明途经成都，从朋友处借了一辆28圈的自行车，在纱帽街到体育馆路嘈吵的人群中穿行，他并不很清楚是不是王俊生就在体育场里边宣布“职业联赛开幕”，但他接到北京一个电话，“你做好准备，俊生提名你，可能当选中国队主教练”。其实那座体育场里还有一个人物后来绝对的大名鼎鼎——陆俊，那时“小字辈”的他执法了首届中国职业联赛揭幕战，而后数年机缘成了“金哨”，10年了，他的记忆相当模糊，虽然提起“4月17日”时陆俊感慨万千，但他歪头想了半天，居然想不起那天是哪两支队比赛了。“不过，我肯定在吹哨，比赛很激烈，人好多，而且没有人喊黑哨……”

　　“人好多”，也是郁知非的一个回忆，头一天他和根宝在一个弄堂的淮阳菜馆里吃了饭，他问根宝：“要是赢了一场球，你说我该发多少奖金？”根宝说：“怎么也得比以前多给点吧，我认为应该这个数。”根宝放下筷子，右手高高举起了个“6”字——6万。但比赛刚结束他就后悔了：“老板，你可占了我们的大便宜，这么多人来捧场，社会影响这么大，这是一次典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你只给了我们队6万块奖金……”郁知非哈哈大笑：“这是你说的数啊，要是拿了冠军我给你们翻番。”然后他俩一块去上海电视台做了个节目——《论职业化与非职业化的区别》。

　　“那天是一种恋爱的感觉，我迷迷糊糊地就恋爱了，感觉像和根宝搭档参加大革命。”郁知非回忆，“但很快理想被现实辗碎了。”

　　对于那一天，贾秀全在电话里想了半天，才想起4月17日他在南京，“我才30岁，从日本回来就当了八一队主教练，那天我们和江苏打平了，当时很高兴，就和南京铁路局一帮朋友去喝酒”，不过很快他又打电话过来纠正，他觉得与铁路局朋友们喝酒事情应该是另一个版本，“不对，应该在太原，对，太原。”贾秀全对“职业化”没什么太多深刻感受，“以前是坐火车，后来改坐飞机了……”

　　那一天，在成都的首届职业联赛开幕式上打进了点球的魏群能记住的并不是那个进球，而是领到的生平第一笔巨款3000元，他飞快地跑回宿舍，把钞票一张张平摊在宿舍的席梦思床垫上，坐在床沿，点上一根烟，模仿周润发的样子久久凝视着眼前花花绿绿的景象，“哈哈，想不到我魏群也有今天”。

　　那一天，李明清楚地记得球队离开大连时老板王健林一直送到机场，并说了句很像革命战斗故事片中的送别辞：“首战务必告捷”。当晚，李明在总共20万的赢球奖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在延边著名的“狗街”喝酒吃狗肉，“随便吃，随便喝，从此不用在吃饭时提醒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50元”。

　　对于那一天，范志毅实在想不起来那场比赛自己分到了多少钱，“但数目绝对让我产生一夜暴富的感觉”。他仔仔细细地洗了个澡，然后把所有钱揣进一个塑料袋，然后晃晃悠悠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28自行车来到百乐门音乐茶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静静地听歌，其间，他相当奢侈地喝光了三听每听15元钱的可乐并豪爽地给歌手扔了两张50元大钞，点了一首“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歌，他说，“那是当年上海滩的大富豪才有的生活”。

　　对于那一天，胡志军心痛地记得赛前他染黄的头发被勒令剪掉，但胡瓜假装虔诚地对领队说，“感谢组织，帮我解决了思想问题”，他还记得那一年正好遇上整风，海埂春训贴出的大字报头条标题是：“坚决拥护伟大的职业改革，为中国足球事业奉献青春”。

　　——那一天，杨一民在天津搞着调研，用的笔记本上还有“加强素质，保卫祖国”的字样；郎效农坐在足协唯一一台21英寸的电视前看北京队的比赛，用的杯子上还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李虎恩因为主场输给了大连队而喝闷酒、吃狗肉，用朝鲜语骂人；有一个球迷偷了四川全兴队的“阿迪”球，叶春泉大发雷霆，责令“龟儿子的，给我务必找回，一点都不五讲四美”……

　　很多年后，关于这一天的文章终于杀青，我在电话里读给王俊生听，他很唏嘘：“要是不说真会忘了那一天——十年前我的头发真有那么茂密吗？”

黄石球迷

第一部分·甲A十年 十年殇
十年殇——到底有多少伤

　　青城山下，一个叫“幽苑”的度假村，戚务生坐在池塘边，钓竿拎起，又放下，再拎起，再放下……

　　1997年底，一个“亡命天涯”的故事中——大戚来到成都是想说说关于“十强赛”的一些事，再出本书，赚点版费，那几年他真没什么钱。但到了成都才发现，全国人民都在万炮齐轰：“败军之将还敢树碑立传。”为了躲避追杀，一路逃跑，跑到这个叫“幽苑”的度假村，其实也就是一普通的农家乐。

　　大戚平生两大爱好：喝酒、钓鱼。他特别喜欢鱼上钩的感觉，沉沉的。但青城山之行他感觉不好，那天的鱼儿就像他的球迷，远远地吐着泡泡，就是不上钩。

　　我记得大戚到了傍晚才钓起一条鱼，瘦得像泥鳅，也许它真就是一条泥鳅吧，反正大戚抓起它，想了想，扔进水里，“都活得不容易，你走吧”。

　　十年可以是一片大海，可以是这洼川西坝子的鱼塘，甚至就是那条瘦得像泥鳅的鱼儿，我怀疑记忆的真实程序，只记得农舍的名字听起来特别幽怨……

　　我们在策划中把这部分内容解构为“天殇”、“地殇”、“人殇”，直到写作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很无助。我找不到关于“这段忧伤的历史的准确线索”，简明汉语词典对“殇”的解释是“夭折”，在更大的含义里他还有“隆重地祭祀”之意，可惜我感觉不到隆重感，回忆太多只会让自己口舌发干，解开衣服数着肋间条条刀疤而已……

　　许放成为坊间对中国足协唯一公认的“善良正直”的形象，我怀疑，许先生要是不英年早逝，到现在是否还被我们用百分之百的褒扬笔调书写。当然为死者讳，我打住了这个不良念头。

　　所有的死亡故事差不多都和酒有关，许放死前喝了多少酒？金州兵败后喝了多少酒？隋波浪迹天涯喝了多少酒？像个古龙的故事。

　　兵败那天，大戚喝了很多酒，威士忌像烧刀子一样灌在已经寸断的肝肠中，这与2年后国奥兵败差不多，不过霍顿喝的是咖啡，不加伴侣的咖啡喝下去和烈酒一样效果，走过“东亚富豪”的咖啡厅，我瞥见霍顿的眼睛亮晶晶的，配在一张灰暗的脸上，是一种惊诧的搭配。

　　“十年”这个概念太大了，尤其在这个大概念下祥林嫂般历数往事时，我们无法确知应对往事抱何种态度：因时光流逝而达观？或像小白鼠一样痛苦地轮回？还是应该选个好风水，立一块青石墓碑，把天、地、人殇烧成纸灰，学诗人海子慷慨激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去年在伦敦街头散步，有人给我指着隋波，人海中，我只看见一个形容萧愁的中年人，像惊弓之鸟一样消失在拐角处；昨天与大戚聊天，他说“十年！十年前，我永远想象不出坐在高原之上抽着‘玉溪’的美好感觉”。

　　曾经两次和曲乐恒家见面，在北京西郊的那家医院，在沈阳天都大酒店，曲父让我感受到什么才是中年“丧子”的哀愁，曲乐恒让我感受到什么才是青春年少的矢折。我提议一起吃顿午饭，在医院旁边一间小饭馆，曲乐恒对我说：“你能请我吃顿虾吗？我想吃虾，我好久都没吃过大虾了”，在沈阳天都酒店911房，曲父指着满屋子的廉价方便面泣不成声：“孩子就毁啦，他本来可以挣钱的，现在却连饭也吃不起了，连屙屎屙尿都要我们老两口帮忙啊！”他用颤抖的手给我画出车祸的真实现场图要我为他做主，而我知道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在天地人殇面前，一个记者是如此渺小。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一句“好人一生平安，或者不再受伤”。

　　天殇——有种殇，是上天为你准备的

　　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

　　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由于动作猛烈，把站得最近的两个球迷吓得惊了一跳。现在想来，中国足球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

　　戚务生起床时发现枕头上落了一大把头发，吓了一大跳；而王俊生在下午突然感觉嘴里咸咸的，也吓了一大跳。大戚不掉头发是在昆明开始幸福生活之后，王俊生后来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真的呕血，幻觉而已。

　　每个人受伤的时候都有不一样。那段时间，大连东方宾馆10楼楼道上常出现一个飘零的身影，在凌晨或深夜。大戚睡不着觉，所以要拎着酒瓶子敲门，“尚斌，喝两口”，“老金，聊会儿”，天天三更半夜的，然后大家就披了衣服起来聊，在烟雾燎绕中直到下一个会议，直到东方出现鱼肚白，每一次都沓无结果。

　　被披麻戴孝刺激后，大戚拎瓶酒要与俊生喝酒，俊生按住瓶盖，那瓶“黑牌”威士忌珍藏着直到大戚在红塔赢得第一场胜利后才被“酒干倘卖无”；而高峰却悄悄溜到另一层楼喝了几大口“二锅头”，呛得眼泪花子直冒，骂一声“我靠”，然后给那英打电话说：“老那，我都要被逼疯了”；老金在楼道里转了转，想找队员做思想工作，但整个楼道房门都紧闭着，队员们郁闷得像死人，或者干脆对着外边敲门的老金大喊声“我不在”，老金想了想，踌躇而去。

　　有江湖版本，说那一天队内争吵很激烈，是关于“换李铁”的，拍了桌子，骂了娘；但更可信的这不是争吵，而是在渲泄特定的情绪，别人为他争吵的时候，李铁却捂着棉被在房间里睡觉；那个因上了中国队“霉”了运程的东方宾馆女总经理泪眼婆娑；后来做了8848CEO的老榕呢，在口腔溃疡的儿子睡熟之后，写下著名的《金州不相信眼泪》。

　　全体都受伤！因为受伤，所以暴力。

　　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我清晰地看见，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李明回忆：“他们的样子真像要冲进来，人很多，我们都不敢出去”；给小范打起越洋电话，还在早晨的熟睡中的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们冲进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还手，因为觉得他们是对的”；而郝海东呢，他只是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就阴着脸披头回房睡觉，因为他感觉扁桃体又有点痛了，那段时间他一受惊吓就会低烧。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18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

　　老金摇头叹息：“为什么在同一条阴沟翻同一条船？魔障，这真是魔障。”

　　历史对这一天记录了很多，但遗忘了两个细节：这一天，南勇就坐在主席台上看球，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中国队的球；而金州离阎世铎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只有几十分钟路程。4年后，他俩和米卢带着国家队像升天一样出线了。

　　输球的时候，真像死了人。

　　事情到了两年后，还没有好转起来。

　　“九强赛”对于中国队只有一次战斗，申炳浩一次头球砸烂了中国国奥的前程，那场比赛结束后，王俊生只能在4名虎背熊腰的韩国保安扶持下才走进休息室，他摸出手机从汉城给袁伟民打了一个报丧一样的电话：“……输了……”这离甲A开幕那天他给袁伟民条电话报喜时有五年零七个月。

　　申炳浩长得那么丑，球也踢得二流，如果在韩剧里，他属于从乡下跑到城里苦拼无果的小角色。但他干掉了中国队，干掉中国队后便在国际舞台上销声匿迹了，零星的消息报道，他在日本J联赛和韩国K联赛中辗转反侧。

　　事情很窝囊，霍顿还在讨论皮球自由落体的理论依据，他认为那个球从自由落体理论而言肯定没进，霍顿这时候像极了牛顿。

　　赛前，霍顿和雅凯在八万人体育场有一次短暂的会晤，拥抱伟人之后的热量让他说出：“我还活着。”然后就是10月29日那天下午著名湖北球迷“胖哥”手拿3部手机，像真正的领袖一样召集：“湖北方面的球迷，向我左边靠拢；河南方面的球迷，向我右边靠拢，广东、广西方面的……”人很多，在与中国足协严正交涉球票的问题后，喊着嘹亮的口号：“打败韩国队！”

　　但这股强大的声音到了晚上却被只有300人的韩国“红魔”给压了下去，中国队输球后，“8万人体育场”满座的8万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8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

　　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起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在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一根栏杆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对着警察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猛地停下步，很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警察很诧异，王俊生大声说：“放了他，他骂得对！”“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人，感到大脑有点混乱，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由于害怕，中国队转移到了郊区松江，在黑夜中吃了一顿饭，后来听说围攻的球迷已然撤了，又转移回了东亚富豪。在旅行中，惊弓之鸟的霍顿曾问：“有没有咖啡？”得知，“咖啡有，但不是现磨的”，他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是在中国第一次喝了速溶咖啡，而且是两杯。

　　这个晚上发生了一件小事和一件大事。

　　小事是有个记者跑到国奥队驻地敲门，刚问了“你们对输球怎么看”后就突然感到眼前一片金星飞舞，这是因为几个队员很烦他，说“打Y挺的”，动了手。记者本来想告官，但想不出告状后有什么理想结果，然后私下骂了几声，“狗日的”，只得按下不表。

　　大事是王俊生秘密地召集了几个记者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问：“你们觉得到底谁当中国队主教练合适？”有说雅凯的，有说卡佩罗的，也有说桑特拉奇的。北京广播电台记者李轩提起了米卢蒂诺维奇，“他是邪路子，但中国正需要以邪攻邪”，大家就哈哈大笑，王俊生笑得有点勉强，不过认真记下了这名后来在中国犹如神灵一般的名字。

　　那一届国奥队没有被霍顿带出线，但100%队员学会了喝咖啡，每次必交代一句：“现磨的”。

国足万岁

94年 我貌似还不知道足球这项运动

海军上将

国足万岁 发表于 2013-6-10 14:40
94年 我貌似还不知道足球这项运动

我也是、、、、

黄石球迷

第一部分·甲A十年 十年结
心有千千结

　　琼瑶阿姨写《心有千千结》时，我13岁，小范11岁，张恩华8岁，李玮峰才5岁。

　　我的“结”是霍元甲怎么能被小日本毒死，小范的“结”是闸北区那个混小子的一脚怎么偿还，大黑的“结”是晚上能不鼙ゴ暌欢佟昂＠踝印保劣诖笸罚故切∑êⅲ献帕降辣翘槲菜孀糯蠛⒆踊杼旌诘氐呐堋?/DIV>

　　时间在变，心中的结也在变。

　　今天，我的结是怎么完成永远也写不完的简体汉字，小范的结是“我不做老大好多年”，大黑的结是“为什么除了腰椎间盘突出，一切都做不到突出”，大头的结是“怎样的举手投足才像真正的国家队老大”。

　　我们都在依次长大，用看似潇洒实则狼狈的姿势经过人生一个个险恶的关口，从而变得心事重重。

　　我问过他们，只有小范看过《心有千千结》，藏在床垫下偷偷地看，封面弄得和腌菜一样；而大黑属于《铁臂阿童木》时代，天天幻觉自己有十万马力；大头属于《灌篮高手》时代，希望自己能够尽快长高伸手即可摸到篮板。

　　然而，这样不同时代的人却拥有同样的一个“结”，在他们长大成人后，作为中国足球精英，必然面对的是中国足球的恩怨情仇——“抗韩”。十年，可以攒够多少仇恨，可以拧成多少情结，这不是粉红色的琼瑶阿姨能够书写的，琼瑶阿姨这么老了还拥有一副少女情怀，而我们这么年轻就被仇恨弄得老气横秋。

　　大黑讲述的故事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翻版：一屋子郁闷的年轻人，一屋子空啤酒瓶子，一屋子烟雾缭绕，据说那是庄毅第一次抽烟，他还不太会，呛得眼泪都出来了，他说：“他妈的，老子不踢了”，后来他真就如愿不踢了。但当他发了财开着跑车在沈大高速路上飞驰时，却怎么也甩不掉往事对他悲伤的追杀，他对我说：“不回忆了，他妈的，提起那天的事就呛得想咳嗽”。

　　那次兵败对生于1974年的年轻人是一次伤害：这影响到他们一生，“像是世界末日”，申思说。之后他们不再像一个群体，而是各自散去，各自承受生活的压力。

　　仇恨不仅像把刀，还像“非典”。中国队的恩怨情仇自徐弘传至小范传至大黑再传至李伟峰，无一幸免。口罩解决不了问题，洗手也解决不了问题，范老大在威尔士的海边当“寓公”了，但那么清的海水也做不到“金盆洗手”，说起韩国，小范有这样一句评语：“有的队，注定就是要和中国队过不去”，很宿命。

　　十年浩劫，十年浩结。

　　琼瑶阿姨的结是一个粉红色的领结，轻飘飘的奢侈品；中国足球的结是上吊用的死结，双脚一蹬，伸出舌头很吓人。

　　申思与根宝、魏群与徐弘、程鹏辉与尹明善、上海与北京、“格老子”与“阿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球迷顺江而下来到上海，却当头遭一盆洗脚水，那天四川老乡被打得很惨，情急之下，居然说出：“你们宝钢还是我们帮着建设的，格老子翻脸不认人嗦？”但拳如雨下。仇恨使下半年上海队进川时，只得用8辆警车开道，临走时，发现大堂一角扔了把锃光瓦亮的斧头……当年胡斐与苗人凤，当年萧峰与“带头大哥”，当年李寻欢与林诗音，当年韦小宝与建宁公主……中国人一天之内可以结下深仇，何况十年，十年——精卫衔的石头可以填平大海，孟姜女的眼泪可以哭倒长城。

　　——中国足球十年史，就是一部“恩怨情仇”史。

　　天下没有解不开的结，即使如小范和郝海东，也可以在更衣室门口“老吊”长“老吊”短地长吁短叹，但天下又没有不可以成仇的结，申思和根宝同居一隅，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才十年，心就拧得和麻花一样，是否可以乐观地看待事情？20××年，申思和徐根宝重回“白玉兰”宾馆喝咖啡，魏群和徐弘在“谭府菜”再连干一十八碗茅台，至于塔瓦雷斯，盛邀曾与自己对殴的重庆名记王印毅到巴西老家海滩上晒太阳。

　　琼瑶式的结局，俗，却很幸福。

　　国仇——此结可待成追忆

　　“你能告诉我1996年3月21日那天在吉隆坡发生了什么吗？”球员张恩华怔了一怔，恍若隔世的样子……1996年3月21日，美国科学家首次承认在月球上发现“人造结构”，而且“多利”羊开始出现明显衰老；同一天，年轻的葛菲、顾俊在吉隆坡首次搭档出击世锦赛女双冠军，而格罗贝拉则在家乡的小镇上挥舞着拳头要状告欧足联。这些事，都刊登在3月21日的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显著位置。

　　张恩华一向不太记事的脑子却清晰地记得那些往事：一早就开始下雨，大雨砸得地面溅起大片白雾，雨水让大家很高兴，因为沙特人不擅雨战；后来大雨又让中国队不高兴，因为沙特人要换场地，中国队就被换到一个长满大叶草，粘乎乎的场地上去，钉鞋踏上去就提起一脚泥，“哈哈，你们看，咱脚上像不像踩了一脚屎”，张恩华开的玩笑让随队官员很不高兴，“你这农民，注意国际影响，乌鸦嘴！”

　　“国内飞来了好几百球迷，在酒店门口嚷着‘中国加油’，这让酒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有些紧张。戚指导走到门口朝他们挥了挥手，他们就一起大叫‘好’！”有个湖北球迷穿着仿制的中国队队服企图混上大巴，但被及时摁住了，趴在地上他还大叫：“都是中国人哪！都是中国人哪！”

　　“正式比赛时我们都困得打呼噜了，因为已是晚上10点了，正是国内专业队熄灯的时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么重大的比赛却可以临时换场地、改时间——本来晚上7时半开赛，我们出去热了半小时身，却被告知推迟了；8时多又出去热了半小时身，被告知又推迟了，到比赛时连我这么棒的身体都没力气了。奇怪的是，在我们两次热身时，韩国人却坐在板凳上没动，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比赛推迟到晚上10时了，看着我们在场上狂耗体力，他们一定在想，一帮中国农民被人家耍了。操，那时候我们可真傻！”张恩华总结1996年3月21日。

　　黑色三分钟，或黑色九分钟，甚至黑色N分钟，那天晚上是这一拔球员心灵的转折点，李传琪后来总结：“他们是最有才华的一代，但最后成为最没有成就的一代，而且这种转折只用了一夜。”那天晚上他们看上去像一帮初次学坏的不良少年，他们呼啸着跑到隔壁超市去，买了啤酒，买了海鲜，买了鸡蛋，还买了“热得快”，用热得快一杯又一杯煮海鲜，对着瓶子一瓶又一瓶喝着啤酒，鸡蛋壳扔得满桌子都是，有人点了烟，因为不熟练而剧烈地咳嗽起来。张恩华是中国队有史以来最能喝的，“吹喇叭”最快纪录是8秒，但那晚他吹了一瓶便醉了——楼下涌来几百国内球迷在大声叫骂“国奥，走回去吧！”房间的电视上正播放着葛菲、顾俊当晚首夺女双冠军的画面，她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刘越、姚夏、小李明、庄毅、孙刚，还有好多人，大家都在骂娘，骂的什么不太清楚，我醉倒的时候听见庄毅说‘不想干了’，大家都说‘不想干了’。”后来庄毅真的就不干了，他开了公司，到现在他一直有个疑问：“球迷让我们‘走回中国’，但马来西亚与中国隔着海，怎么走回去呀？”

　　戚务生突然闯进房间，他恨恨地骂着球员：“足球还得踢下去，赶紧把你们的臭衣服洗了挂起来，明天训练——你们真是一帮农民，还不如回家种地。”“把臭衣服挂起来”和“回家种地去”成为大戚的名言，分不清是励志还是咒骂。

　　仇恨可以传染，到了1999年某一天，在越南，李玮峰突然和李东国打起来了。“登喜路杯”是霍顿很重要的一次热身赛，直拳和勾拳让英国人有些惊慌，他不明白中、韩情结如此之重，看着红牌像把刀，左一刀右一刀把中国“李”和韩国“李”砍了下去。

　　“其实我只有两件韩国球员的球衣，都是和李东国交换的。”李玮峰是在范志毅、张恩华之后的第三代抗韩代表人物——“范志毅VS金铸城，大黑VS崔龙洙，大头VS李东国”，李玮峰认为这就是所谓“传承”。

　　很多年后,李明见到阿里·代伊的时候有种东西还在喉头郁积，大连金州一定是最能记录中国足球“国仇”的地方，从2比0到2比4只有36分钟，但李明却认为足足有一个世纪，“不是我们输了，而是这么一个国家的足球运动输了”，代伊是中国队的终结者，那天比赛结束后球迷们在“东方”酒店门口点起了鞭炮，但李明听上去怎么都像在为中国队报丧。7年后，他和代伊在北京昆仑饭店“春天酒廊”不期而遇，但春天并没有完全到来，李明用手在代伊脖子上一抹，“我要杀了你”，代伊莫名其妙的样子，李明苦笑着说，“这一耽搁，就是7年啊，我的女儿都两岁了。”

　　到了2000年底，时代已经属于米卢，“的黎波里”，黎巴嫩北部一个濒临地中海的小城，李玮峰开始“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步”。“米卢向我走来，拍着我的头说，‘上去换张恩华，随便踢，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最后是2比2，中韩对决很少见的战绩。李玮峰现在说起那一天还很激动：“李玮峰上去，随便踢，你就随便踢。”

　　从范志毅到张恩华到李玮峰，“中韩情结”的压力不止由中国队3代中后卫承担，还有郝海东，曼谷亚运那个闷热浮躁的下午，郝海东吊着三角眼对金永洙吐了一口口水；走出场地时，与霍顿交换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眼神，他又吐了一口口水，挂在塑胶跑道的围栏上，亮晶晶的像一枚硬币。然后他被禁赛一年，郁闷难当。5年后，33岁高龄的他扭着腰身，像老妖精一样，在A3中打进“城南一和”4个球。

　　中国队的“结”到了世界杯上还是解不开，反而堵在喉咙像一口浓痰。这时候范志毅与郝海东已经和好，看着巴西队狂屠中国队，两个老大站在休息室门口有一次对白。

　　小范：“老吊(对海东最新的昵称)，这球还能踢吗？”

　　海东：“小子们站着都能踢，我们为什么不能踢？我还得踢。”

　　小范：“老吊，我看像这样踢球我能干到2004。”

　　海东：“我能踢到2006。”

　　第一次的世界杯经历，像第一次的男人经历，慌张而不成功。有一次，我把“270分钟不射”的段子讲给小范听，他说：“与韩国拼了这么多年都干不过人家，其实没有韩国队就没有这十年的中国足球，他们影响到我们中国队员每个人的人生。算了吧真没意思，我从此不问江湖，到海边晒太阳去了。”

　　世界杯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大部分只能被当事人烂在肚皮里。不过最后一场比赛前，队里确实发生了争吵，有人和老米拍了桌子，有人扬言要和某人“单挑”，还有人在“华克山庄”通宵豪赌只剩底裤，而范志毅被人指证与赌博公司联手打了假球。离开韩国的那天早晨，范志毅在大堂吧很痛苦地请我们吃饭，全队因此晚出发10分钟，他离去的背影简直和他爹一模一样，很苍老。

　　私怨

　　甲A十年“结”，绝不是两根绳索的死死纠缠。十年，就是一根贯穿历史的线，但恩怨在这根线上打了无数个结，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星期五”刻在树上的密密麻麻的刀痕，每一个结就是一个过去的日子，或者一段被记忆收藏的故事。十年甲A史，也是十年恩怨史，这绝不夸张。

　　李承鹏坚持认为，只有个人恩怨才是十年的“结中之结”，相对于“国仇”和“家恨”，它显然更丰富更生动。我认为他这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态度，因为再大的恩怨，归结到最后其实就是人与人、你与我之间的恩怨。也因此我首先想到了徐根宝与申思。恩怨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具体。谁都知道这是两个上海男人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其实困扰他们的只是小到主力还是替补的问题。

　　申思曾经在自己的自传中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我从国奥队回到职业联赛之初的申花队时，我自信可以凭实力打上主力，我自信在球队的中场我是最强的。我遇到了同样自信，自信自己是欧洲职业队教练水平的徐根宝，我想或许是老天有意让年少气盛的我在这时遇上这位性格火爆的教练或许是命运中早已注定让我们共事三年，风风雨雨的三年，众说纷纭的三年……

　　……一下子长期积压在心头的郁闷爆发了，我自信这场惨败(申花1比6负于广州太阳神)并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造成，而我也不认为怎么一下子我就成了工厂队水平，一个业余球员。这场球之后仿佛正式决定了我在申花队中以后几年的替补命运，而我对通过场上的表现争取主力位置变得越来越不抱幻想，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和教练做过面对面的正式沟通……

　　……曾经有一次训练，在球迷对我的大声声援后，徐教练动容地让盯防我的球员对着我的脚踢，要他把带球的我踢倒。我想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徐教练真想我和队友之间进行一场铁质鞋钉与腿骨的血战，只是强烈的个性和自尊迫使他一下子失去了常态……

　　讲述自己与徐根宝的一段恩怨，被认为是申思自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章节，在某种复杂的情绪下，申思甚至对徐根宝起用了“徐教练”这个冷冰冰的称呼。这段始于十年前的恩怨，也许还可以蔓延几十年，但申思自己其实悟到了一些东西，在两个同样自信的人之间，真正的原因也许只是性格，而不是主力或替补。将来有一天，申思会不会对自己的儿子说，“绝不能跟徐家的人玩”？我想不会。

　　相比于这对师徒，李章洙与尹明善之间是两个“大人”的恩怨。40多岁的李章洙与60多岁的尹明善之间，没有刀光剑影，没有面红耳赤，有的只是独处时的暗暗诅咒。离开重庆前的一个早上，在海逸酒店里吃着早餐的李章洙恨恨地对我说：“我信了他，才会有这样多余的一年，但他说的都是假的。”

　　而这时候，尹明善却在对自己的亲信说：“谁都以为李章洙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这个韩国人真是这样吗？”这就是“大人”之间的恩怨，所有人见到的，永远都只会是百场纪念或告别赛上尹、李之间的热情相拥、互道感激之辞，表面如火内心如铁，无论暗流急涌，总能淡然处之。

　　曲乐恒与张玉宁的恩怨是一种无法消解的真实存在，可能一辈子的高位截瘫，将会每一天提醒着曲乐恒，哪怕从根本上这只是来源于一次意外。2000年的一天，在沈阳天都酒店堆满方便面的“911”房间，我见到了曲乐恒一家。似乎老曲家一开始就认为“911”这个与重大历史事件同在的号码更便于世人记住，当时，曲乐恒坐在特制的轮椅上，那条在年初的超霸杯上打进三球的腿蜷缩着，整个交谈期间曲乐恒都坐在轮椅上痛苦地大便，裤子褪到了小腿上。父亲曲明书在房间里四处游走，用哭一般的声音喊着：“我要张家赔100万，难道要多了吗？他张玉宁还可以踢十年，十年，可以挣多少钱哪？”从一开始，恩怨便注定了顽固了宿命，因为横亘在曲张之间的，绝不是100万，而是整整10年，在身体的创伤下，这10年绝不同于申、徐之间的十年。

　　徐弘入蜀那天，是魏群开着自己的宝马车亲自去机场迎接的。为徐弘打开车门后，魏群对着一大帮小弟说：“这是我的大哥，你们以后都要多支持他。”但是魏群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很多时候，友谊的延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即使是后来魏群对所有人指责徐弘“你问问他，他还是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断送了他们的友谊。是足球反过来毁了两人建立在足球之上的友谊，徐、魏之怨，是由情生仇，是由恩生怨。

　　十年，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可以数得清，但有多少故事多少恩怨却数不清。更重要的是，在时过境迁后掀开陈旧的伤疤总是让人不快，这是我们感到的压力。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小范在加的夫海边说的那句话，“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有这个年龄的小范才能说得出这句话，只有经历了漫长的郝范之争和十强赛的激情相拥后的小范才能说出这句话。一位采访了1999年九强赛的记者后来说，把李伟峰与李铁分在一个房间绝对是一个错误，因为两人可以整晚上黑了灯，各自坐在床上，盯着电视机，不说一句话。如果同在利物浦的时候“二李”还无法理解小范那句话，那么我可以等待他们到小范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

　　只要江湖还在继续，就没有化不开的恩怨、解不开的结。

黄石球迷

第一部分·甲A十年 十年欢

幸福就像一道闪电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不同。”很高兴开到“幸福站台”，哪怕我们和上面这句话一样俗。

　　这段时间，我们三个正呲牙咧嘴地暴露出“文青”的嘴脸，作托尔斯泰或莎翁状奋笔疾书。这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都成为苦瓜脸，葛优说“黄连树的根子，药罐里的渣子，苦胆里的汁”，说的是刘晓新、姬宇阳和我。

　　作“苦大仇深”状遭到编辑部的非议，刘壮说编我的稿子就像看徐帆那部鬼里鬼气的《青衣》，姬宇阳从广州总部潜回上海，一脸萧瑟加深了居委会阿婆对他的怀疑，被迫揣着温度计昼伏夜出；刘晓新媳妇儿明察秋毫，发现老公烟量陡增，旁敲侧击租了盘《一声叹息》作为反面教材，投石问路。冤，比窦娥还冤。

　　痛定思痛，我们迎来光明的篇章——《甲A十年欢》。这一天好像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说“……站起来了……”

　　叔本华说“人生即地狱”，所以丫死得很难看；我们吃着五谷杂粮，坚信人生即享乐，享不到乐也可以“想”乐。感谢2001年10月7日，感谢7支钢笔的大连队，感谢“保卫成都”——

　　幸福就是不戴口罩了，就是不必每天把手用清洗灵洗得发糙，不必睡觉时还开着两扇大窗，不必像鼹鼠一样猫在家里看碟，不必用温度计把腋毛都磨光……这样的日子，我们喜欢。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们紧急调动着所有快乐的分子来营造这一篇章，好不容易为中国足球抹点金，一定要让它熠熠生辉。搅屎棍子的活干久了，胳膊也酸痛了，我们也能装正神。

　　十年来，中国足球并没有太多幸福，但幸福真的到来时就像一道闪电，让你如此猝不及防——幸福就是天津人保级时的贫嘴张大民，幸福就是四川球迷在珠峰宾馆楼下齐喊“谢谢解放军”，幸福就是李响阿姨写的“天明时分，米卢像个婴儿睡去”，幸福就是大连人民用7支钢笔醮了蓝蓝的海水写就“我们是冠军”。

　　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无论这些幸福的背后有多少阴谋，无论这些幸福是多么的廉价，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曾经过把瘾，我们不心理性地分析前因后果，只需闭上眼睛‘飞’一把。”

　　冯小刚把《大腕的葬礼》改为《大腕》，我们把《过把瘾就死》改为《过把瘾》，一样的用心。

　　假装幸福也是一种幸福，这是积极的生活态度。长征路上，只有女红军打着快板儿，我们学习女红军，“往前看，往前看，红军的胜利在前面”，或《红灯记》李奶奶的“听奶奶讲革命……”

　　回忆幸福是件轻松的事，“先前阔过”是以后再阔可给予的前提，央视新闻报道：京城的非典病例在下降。离摘下口罩的日子不太远了。

　　过把瘾

　　2001年10月7日，气象台说是个好天气，但到了下午太阳都不见了，乌云像口浓痰挂在天空，“好，变天了好！冻死他妈的西亚人”，刚从澡堂子里出来的人就说。

　　之所以这么多人从澡堂子出来，是因为酒店都客满，沈阳的澡堂子比饭馆还多，各式各样的澡堂子可以满足各式各样的人，便宜而舒坦。下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打着呵欠撩开门帘儿走出澡堂子，突然精神抖擞起来，神圣地直奔五里河。

　　那段时间，大部分人都住在澡堂子而非酒店，这使五里河体育场内有一股统一的牌子的香皂味道，刺激鼻粘膜就产生统一的心情，激越而简单，就连沈大高速路上的路标指示，也统一变成了“中国必胜”。

　　这使很多司机因此迷了路，不过嗅着香皂味儿很快又找到了五里河。

　　在一场必然来到的伟大胜利面前，每个人欢快得就像蹦跳的青蛙，蹦欢产生汗水，汗水使廉价的香皂味儿荡然无存，从而很快变成另一种刺激的味道——硫磺。我的记忆通常不可靠，但气味可靠，从香皂到硫磺，像一条小狗撒的尿，是出线那天给我们留下的遗迹。

　　有一个证据足以说明：桃仙机场降落的夜航班机机长通通在天上盘旋不止，他们说：雾大，找不准跑道。事后我们知道，那是成千上万挂鞭炮整的，像辽沈战役，比石光荣带着队伍冲进沈阳城还绚烂壮观。还有一个证据是：五里河派出所30多号民警同志们，晚上在体育场附近辛苦捡集了200多只鞋，是“只”不是“双”，后跟纷纷豁开，像200多只幸福的大嘴……

　　传说中，“绿岛”闹鬼，努尔哈赤砍下明军千万颗头颅埋葬于此，但这一晚什么邪气都被冲走了。“绿岛”进门那一条水泥路两侧有九九八十一根“阳具”，黑铁铸成的，雄壮而有力，拥进来的人们就开始数，怎么数也只有八十根，另一根在哪里成为一个谜。有人说：“那就是咱队伍呀，多雄壮多有力呀……”说话间，米卢带着女记者雄赳赳地走出来，人群有了快感，就使劲地喊。

　　这样的回忆有些混乱，因为历史本身就很混乱。那晚绿岛来了好多好多人，来了好多好多车，来了好多好多鲜红的国旗，来了好多好多长官，来了好多好多美貌惊人的神秘女子，也就踩死了好多好多草。央视《同一首歌》本来要搞一台直播庆功晚会，突然又不搞了，剩下的那些跳舞的丫头片子们满园子乱跑，有个长了雀斑的丫头没签到名，哭了。

　　有个事件是：国脚们在那座白俄式的大楼正吃饭，买了“绿岛”发售门票的人们像“米潮”中的群众冲了进来，那个场面很幽默，每一桌8个国脚的外围，必围裹着百八十号群众，拿着本子或衬衣，“签个名吧，签个名吧”，主持人厉喝：“吃完饭再签”，群众很听话，都不动作了；但齐刷刷用目光盯着进餐的国脚们满是崇敬之意。

　　“被一群人盯着吃饭的感觉，与被一群人盯着小便的感觉别无二致”，一个小时后，小范满身墨水地对我说。那庆功宴热烈，但没有设计中的神圣气息。

　　历史就是这样一出喜剧：10月7日前，历史就是“倒米”与“保米”，10月7日后，当“保米”的要清算“倒米”的时候，发现对面空无一人，因为“倒米”的统统“保米”了。阎世铎和王俊生亲切拥抱，李晓光和李响亲切拥抱，范志毅和郝海东亲切拥抱，我没有挤进去，只能顺手拥抱了门厅前的石柱子，发现上写“米卢，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墨迹未干。

　　这个幸福而混乱的堂会上，喝了好多好多酒，点了好多好多火，签了好多好多名，说了好多好多话，绿岛的女老总施然然过来，说：“我们要建铜像”，下面的人就震天地喊：“建铜像，建铜像”，米卢就问价钱，作贪婪状：“这么多钱，不如发现金奖给我们好了”，大家很配合地笑起来。

　　庆功宴过后，那些美貌的神秘女子突然不见了，半夜3时走在“绿岛”的园子里，可以看见薄雾如纱轻轻坠下，可以听见每个房间里似乎都有海鸥的轻叫，有两个好事者爬在窗台往里偷窥，差点惊了球员和女子……

　　有人揭发，从绿岛流传出来的签名足球80%是赝品，队医或后勤人员伪造的，就此事，忠厚的老尹站出来声明：“怎么能污人清白。”

　　那天领出线奖金，李玮峰拎着塑料袋，里边沉甸甸全是现金，走进富丽堂皇的“万豪大酒店”时，他看见人们都对自己指着：“你看呀！李玮峰啊，天啊，真的是他”，他回忆“那一刻，手上沉甸甸和脸上烧烧的感觉让我知道，老子这辈子干足球真是太值了……”

　　“绿岛”那月营业额又创新高，用一小部分补植了被踩死的草，半年后，被称为“南草坪”的地方果然塑起了41座铜像，都是“出线功臣”。这让事情有一些不得不说的结尾：一、有人认为作为客场向导的旅行社人员金家冀不应作为铜像之一；二、有人认为铜像应该塑上那个著名女记者；三、在五里河出资建造英雄浮雕的球迷孙长吉因政府没有按承诺作出经费补尝，很快就破产了，生活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