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放权米卢曾获好评 国脚反感谢亚龙穿国足队服

寂寞如烟

　特约记者矍友报道 21日，辽宁铁岭中级人民法院的大街上，近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我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记者一起，从当天早上七点半一直守候到晚上七点半。尽管中间也抽出时间进了餐，回酒店恢复一下体温，然而直到参加一民庭审的旁听者们走出法院大门，我跟同行们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审完了。

　　因为杨一民是本次反赌案开庭审理的第一个大腕，因此在铁岭中院的大门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寒风中，大家相互聊着各自与杨一民、南勇和谢亚龙接触时的 “爱恨交加”的故事。只是万万没想到，杨一民的案子，竟然审了9个多小时……

　　审谢亚龙、南勇时也会这么长吗？

　　杨一民：记者面前“爱打太极”

　　戴着眼镜的杨一民，独自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时，总是很有主见，而且说话常常很硬气，不容你反驳。

　　虽然杨一民在中国足协待的时间并不短，但足球记者们与他的正面接触一般也只在有国家队和中国女足的大赛时，而中国女足在他的管辖下沦落成如今这个样子，杨一民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围在铁岭中院门前的足球记者都说，最不喜欢打交道的人，就是杨一民这种当官的人，因为你想采访他时，他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你，很难采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005年12月底，由马良行担任主教练的中国女足，召回老将孙雯 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场进行训练，杨一民则以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身份一直在场外督训。由于有孙雯归队，加上马良行回中国女足是“二进宫”，现场吸引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一大堆手拿采访本、胸挂相机的记者们看到杨一民在远离记者的一端看着球队训练后，便走上去希望能够采访到一点什么，但杨一民对有关女足的问题却摆出了架子，“嗯”呀“啊”地一会儿后走了人。

　　说实话，当时对著名的杨主席的形象就不大感冒。有这么多记者和读者在关心女足，而且有话题的马良行和有新闻的老将孙雯归队，为什么就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说法呢？

　　女足的问题在法国人多曼斯基上任后在武汉出现了争议，这可能也是中国女足加速沦落的开始。实际上，在多曼斯基出任中国女足这个问题上，就一直有着较大争议。据我后来在采访多曼斯基时代的女足国脚时，一名国脚透露：当时马指导其实带队伍好好的，但可能是与某位领导搞不好关系，最终匆匆请来了多曼，结果是，队伍的矛盾依然重重。或许，这也是一名国家队主教练在武汉训练比赛时却因为 “违犯队规”与领队发生争执的源头，只是最终受害的，是中国女足。

　　另一次与杨一民的“亲密接触”，是2006年4月，由贾秀全担任主教练的中青队在长沙与日本队进行一场热身赛。比赛期间，杨一民是最高指挥官，在长沙的几天时间中，杨一民一直接受组委会的单独接待。不过让杨一民更高兴的是，中青队凭借王永珀 的两粒进球，以2比0完胜日本队。当晚在球队下榻的酒店，杨一民意气风发，很多记者说，这是在与杨一民接触中看到他为数不多的兴奋夜。

　　实际上，足球圈内包括足球记者都深知贾秀全的脾气，在贾从八一队下课后又在上海滩没搞出什么耀眼成绩的情况下，却出人意料地执掌中青队，而杨一民又一直紧跟，当时就很让人生疑。作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的杨一民，如果专心自己的业务，或许就不会出问题了。

　　南勇：有功有过的“杯具人物”

　　采访杨一民难，采访南勇就更加难了。只是直到现在，在铁岭中院门外的记者都固执地认为：是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害了南勇，他原本可以带领中国足球走出困境的，可惜，他最终还是成了中国足球的“杯具人物”。一位参与铸造沈阳绿岛国足44尊雕像的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把南勇一个人单独塑在座椅上，其实是征求过南勇个人意见的，他表示认可。显然，国足出线，这或许是南勇权力膨胀的一个开始。

　　南勇的能力在米卢 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作为当时主管中国男足的足协副主席，能够扛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力挺米卢，这本身就是铁腕的表现。在今年纪念中国足球出线十周年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曾不止一次听到当时的教练与队员包括记者，都诉说着南勇的好：请来米卢并给予他权力，这是南勇权力所为；不畏上面压力(曾有某时任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发话让不用江津，但米卢当面点头转身后就不管了)，支持米卢，这是他的强硬所致；调和郝海东 与范志毅两大巨头的关系，并为米卢所用，这是他的魄力所致。

　　此次在辽宁采访反赌案，一名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的中新社记者说道：“作为学长的南勇，在我们学校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同样，一些与南勇打交道较多的同行们也认为：南勇如果在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后有较强的监督制度，他其实是可以在仕途上走得更远一些的——但现在他走远了。

　　尽管如此，大多数记者依然认为韦迪的评价比较到位——南勇曾是很努力、很正派、很有前途的干部。鉴于当时复杂的足球大环境，如果他不来足球中心，或许不会成为阶下囚。

　　谢亚龙：他更适合做二把手

　　当谢亚龙以一名田径运动员的身份强行“闯进”中国足球，并屡次以此来强调自己的能力时，圈内人就有些感觉不妙。因为当一个人要以自己的过去来“求得”人们的信任时，至少可以表明：他对自己是不自信的。于是就有人说，谢亚龙，或许做个二把手会更适合他。

　　与南勇不同，看起来几乎没什么手腕的谢亚龙，给人的印象也是“二把手”。有一次同样是在长沙有一场国家队的比赛，当地组委会邀请了一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现场为国家队“献丑”。事前，组委会人员担心谢亚龙恐怕不会来捧这个场子，于是事前一直不敢邀请记者。没想到，等到活动要开始时，谢亚龙满口答应了，于是，作为特邀嘉宾的谢亚龙不但来到了活动现场，还收藏了一幅这名画家的“小意思”，而组委会也临时喊了几名记者前往捧场。

　　同样，在任足管中心主任期间，谢亚龙经常穿着国家队的队服出现在国家队的训练现场，看起来这好像是领导视察工作，关心下属，但实际上，这样做秀让国脚反感。一些谢亚龙时期的国脚就说过：“穿着国家队的队服难道就是搞足球的了？可说的话完全与足球不搭界！”

　　当过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写过《体育博弈论》，谢亚龙搞学问或许是一把好手，但出面当足管中心的一把手，其不太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在实践工作当中也缺少一些磨练的缺陷，就显露无遗。我们无意证明三巨头无辜，也不想落井下石，但在辽宁采访这次反赌开庭时，却常常听到球迷们随口而出的“恶语”——“这帮贪官，判死刑都不为过！”“中国足球就是这帮人给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要真把中国足球整好了，中国也就有希望了……”

　　仔细想，这些话还是颇有道理的。想想已经过去的这十年，刚打进过世界杯的中国足球已经沦落到“四大皆空”的地步，作为中国足协的领头人，他们没有改变这个圈子，自己还犯了罪，该负责任。但这么多年来，又有多少人，真的对被抛离出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之外的中国足球负责呢？是这个无人关心和理会的圈子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先天就是坏掉的？今后怎样杜绝再有人被拖下水？这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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