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新书：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科夫维奇斯基 · 发表于 2012-8-6 01:22

他是“中国最具魅力校长”、“知识分子成功创业的典范” 他是中国青年大学生和创业者的“心灵导师”、“精神领袖” 他就是俞敏洪,一条生存在经济海洋中的大鳄本书为俞敏洪口述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俞敏洪所走过的五十年人生风雨路程。他以淡定幽默的口吻，站在人生新的制高点上，品味磨难，剖析痛苦，以一种更加成熟平和的心态讲述亲情、友情、爱情；以更具使命感的视角重新审视事业，家庭，社会。引起所有人内心的共鸣，道出事业和人生的通行准则，激发出每个人内心的成长力量。

目录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当代中国出版社作者：优米网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目录

　　成功的品质

　　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要把自己当成面粉不断地“揉”

　　质朴做人，本分做事，坦诚待人

　　别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成功是靠改变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放弃意味着重生

　　为人朴实成就了我和我的事业

　　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

　　我是靠“一把刷子”起家的

　　警察给我撑腰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

　　我必须培养出和我一样的员工来

　　要把自卑心态、狂妄心态打掉

　　我们的团队有种精神

　　努力修养开阔胸怀

　　“没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

　　用好人情这笔人生财富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不断探索新的模式

　　长出自己的左膀右臂来

　　心中要容得下他人去跑马

　　人才总会流失，但结局有时更圆满

　　成功真的是把双刃剑

　　家族企业只有蜕变才有希望

　　果断地挪开亲情这块绊脚石

　　做好利益分配才是硬道理

　　在争争吵吵中终于“悟道”

　　有话就要说而且要当面说

　　改革其实就是心态的改革

　　做任何事都要有把握有分寸

　　有时被拖着往前走是好事

　　既然别无选择，就要积极主动

　　被某种东西锁住了的人是最痛苦的

　　要努力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只做好一件事

　　做一个对明天充满信心的人

　　财富不能带来从内而外的快乐

　　人生的情与理

　　要让浮躁的心灵静下来

　　做自己生命的掌控者才是精神上的富足

　　中国人的冷漠和懦弱有时很可怕

　　重塑我们的灵魂

　　适当地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每个人心中都有等量的痛苦

　　人生需要车轮更需要轨道

　　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该贴已经同步到科夫维奇斯基的微博

yiyi · 发表于 2014-12-12 07:12

505155851，能否把后面的直接发给我，谢谢了！楼主

科夫维奇斯基 · 发表于 2014-12-10 23:22

这不是网络版本吗？

yiyi · 发表于 2014-12-10 19:53

楼主能给我这本书吗

科夫维奇斯基 · 发表于 2012-8-6 01:24

努力修养开阔胸怀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当代中国出版社作者：优米网

　　第三章努力修养开阔胸怀

　　“没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

　　从管理角度来说，身为领导，就要做到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以达到人事相宜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学校中的管理也是按着每个老师的特长和优势安排他们的岗位和工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工作潜能。用人之道，历史上很多圣贤智者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最困难的不是选拔人才，而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使他们的才能发挥到极致。因为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选拔、推荐人才，都是为了善用人才。

　　当然了，这个“名牌老师”模式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惑。有的时候对个人来说也是有危害的，有些人就会被“名牌”所累，虚荣和自我膨胀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一定会提出更高的要价和要求，期望得到更多的回报和职位，这个逻辑永远是这样的。

　　我对此也深有感慨和认可，我喜欢发现人的长处，并愿意给他们一种真正的成长机会。那么新东方的课呢，原则上每门课我都是能上的，但是其中有一门课我是完全上不了的，就是数学课，叫“逻辑”，GRE考试中的数学“逻辑”，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这个课程的安排上，我就需要一匹千里马了，于是我就外请了一个老师。

　　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的时候，新东方就开了这个课程，但是我的数学在高考中考了14分，你想我怎么可能给学生讲数学呢？我就一定要外请老师的，这个外请的老师其实也是在新东方磨炼和培养出来的，但是磨炼到最后，他就变成了这个领域中最有权威的老师了。

　　这个时候他环顾四周，发现新东方的每一门课我都能随时去顶替，唯独这门课我不能顶替。所以，明里暗里就和我有了一种较劲，就是一再要求上涨工资，到最后，就说如果不给上涨工资，他就甩课。我已经非常大度了，但是你总会碰到这样的人，他对利益的需求远远超过你能提供的程度，我就碰上了。他教到一半课就跟我说，俞老师我希望你能给我加工资，我说你现在的工资已经挺高了。他说我的要求很简单，这个班总共44节课，我上了14节课，我就要拿那14节课的钱。我说你说的14节课的钱是什么概念？他说就是这个班的总收入的25％，我说那我招生费用、办公费用、市场费用、租教室的费用谁来出？他说这个我就不管了。但是他提出的上涨的这个幅度我确实接受不了，因为我如果接受了，就变成了我把工资分给所有老师，我就没钱了，那我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无法成立了。而且如果我给一个老师涨工资，其他的老师都会看到。无论如何他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老师甩课跑了，当天晚上他就不去上课了。我这才发现他把这个项目甩课跑了的后果，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接替。我去安抚学生，学生根本就不干，紧接着学生就开始闹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是非常凶的。最后的结果是我把整个一个班的钱全部退了，一分钱不要，除了数学课不上，其他课继续上，学生才算了事。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某个人物在我的学校或者机构里是个核心人物，当我离开了他，这个学校就会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给这个核心人物配另外一个核心人物。当然如果配上两个，这两个也联合在一起，我就麻烦了，那就多配几个。当时这个事情出了以后，我就做了一个思考，我想宁可多花点钱，也绝不能让这门课以后再没老师。宁可多花点力气培养，多付出些费用，也必须同时雇几个人一起做这一件事情。后来我在这个领域同时招了四个老师一起培养，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任何一个老师甩课的行为，别的老师都可以立即顶上去，我是绝对不相信会出现四个老师同时甩课的行为的，除非是我的管理出了大问题。

　　我当时还想过，我对你那么好，我还天天给你做饭吃，我当时每天都给这些老师做饭吃的。今天杀一个鸡，明天杀一个鸭，让老婆煮好了，大家一起喝酒，很开心。但是表面的文化氛围解决不了实际的利益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他对我这样。我可能觉得对方品德低下，翅膀硬了就开始讲条件，但是对方并不这么认为，他也许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

　　这个甩课的现象就很像是开饭店。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我们开了一家饭店，请了一个大厨，可是我们又不会做这个大厨的菜，而大厨的精湛厨艺导致这个饭店顾客盈门。这个时候大厨他是会衡量的，一衡量他就知道这个饭店是靠我活着了，那么他就肯定会向老板说要不把股份分给我，要不就给我涨工资。老板如果说不行，那这个大厨肯定就走了，那么这个饭店也就面临关门的局面了。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双赢。如果一开始没有强大的队伍和雄厚的资金的话，那么我自己就必须是大厨，我怎么也不会把自己炒鱿鱼。所以当时在新东方实际上我算是大厨，但是这个大厨有一门顾客最喜欢吃的菜我不会炒，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状态。

　　那么，如果我不是大厨，那就同时请几个厨子来做，这几个厨子他不可能是同时炒老板鱿鱼的，所以我的这个饭店就相对安全。当然，我同时请几个厨子成本就会增加，但是比一个厨子能够威胁到我关门还是要好得多。所以，我基本上就在那个领域中一下子培养了四个人，从此以后在那个领域中间就从来没被炒过鱿鱼，就是我没再被员工炒过鱿鱼。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最重要的是在对方“掐”到无比痛苦的时候，也要想他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除非碰到刚才我说的那个例子就没办法了，那不能把整个机构给毁了来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吧。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的管理团队或者我的员工跟我“掐”一定有某种道理的，我必须在一个心平气和的角度，想想做领导就是受委屈，领导人是所有员工和管理团队的服务者，而不是领导者，当我这样反过来想的时候，他们“掐”我也是理所当然了。

　　管理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定理是“没有平庸的人，只有平庸的管理”。我前期犯的管理上的失误，还好暴露得及时，我又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才没有造成更坏的影响。如果当初在管理上还是因循守旧，精打细算，每次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这种现象后期还是会出现的。一直以来，对有能力的人，我一般都会安排合适的岗位发挥他们的长处；对犯错误的人，一般是悉心教育；对待有大功劳的人要重奖、要提拔，这样就形成了新东方后来的积极向上的团队力量。

　　学生选择了新东方，我们就要做得更好，学生来听我的课，是学生对我的恩惠，每次讲完课我都会向学生鞠躬表示对学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相互的，学生来新东方学校也是付出了时间和金钱的，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他们。如果说新东方学校与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没有那么世俗化，我们还保留着许多人情味。

　　开办培训学校的前几年，我既要讲课，又要搞管理，还要应付招生的事情。这是我最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管理模式。

　　新东方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或者说基本上就不需要管理，都是按着我的想法，想到哪做到哪，遇到事情就解决事情。每天的工作都是必须完成的，睁开眼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等着我。

　　第一，我所要做的就是带着老师走进教室上课；第二，我得租一个地方做教室，这个地方当时我们用得最多的是北京大学电教中心。电教中心主任跟我关系很好，而且房租的价格还不是最高的，所以上课的地点也安定了下来。后来新东方做大了，这里的教室不具备发展的需要了，我就去寻找更大的教室，再到后来建立自己的教室，这都是后话了。

　　那个时期也就十个老师左右，基本都是全职，也有兼职的，比如北大的这几个老师就是兼职的。因为所有的课都集中在晚上和星期六、星期天，所以平时都很清闲。那么有几个新招进来的老师就转变成全职的，他们都是研究生毕业的，到我这里来应聘的。

　　到了1993年，新东方成立的时候，新东方的学生已经很多了，就是同期已经可以开到八到十个班，这些全职的老师就足够合理安排课程了。我当时采取了一个政策，因为学生招得多了以后，收入完全可以满足我的费用支出了。当时代课的老师差不多是150块钱一节课，我这里就给200，外面300，我这就给600，这样的话，因为我给的工资高，我的老师很自然地就会安心地在这儿工作了。

　　用好人情这笔人生财富

　　1993年年初的时候民办学校基本都归成人教育局管。当时我刚开始去申请办学的时候，他们说我办学是不合格的。为什么不合格呢？他们说，创办民办学校包括培训机构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副教授职称的人出面；第二，原单位必须同意并出具证明。

　　这两个条件我都不具备，首先我不是副教授，只不过是北大的讲师而已；其次，我已经从北大辞职了，北大怎么可能给我出具什么办学的证明文件呢？所以这个办学的事情就僵那儿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和人打交道，也有了一定的人际交往经验。每到没课的时候，基本上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到成人教育局去一趟，也不提办学的事情，就坐在那儿跟他们抽根烟，聊聊天，侃侃大山。

　　当时民办教育科的主任姓马，这个人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人也特别好，比较容易相处。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我这个人挺不错的，后来他就主动提出来帮我解决办学校的事情。他说：“你不是想办个学校的嘛。”我说：“是啊，不过你们不是说我不合格的嘛。”他说：“没事，我们还是有办法把它做成合格的。”我就向马主任请教做成合格的奥妙所在。他说：“你是北大的讲师，相当于别的大学的副教授，你可以不到北大去开证明，你的档案现在存在国务院人才交流中心，你可以让人才交流中心给你盖个章就可以了。”

　　我的档案从北大转出来了就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我基本都忽视这个事情了。得到高人指点后，我喜出望外地跑到人才交流中心去了，结果他们根本不给我盖章。他们说给你盖了这个章你去办学，万一你拿着钱跑掉了，出现问题不还得找我们来吗。所以就是不给盖。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就想到看看能不能托别人的关系打通这个门路。

　　我当时的社会关系很少，其实也找不到人来帮我，但是有的时候命不该绝，就有人救。我从人才交流中心往外走的时候，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和我打招呼说：“俞老师，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她说：“我在你的托福班上课。”真是有贵人相助啊，我对她说：“你看，你上的托福班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那不是我自己的，现在我想办一个自己的学校，但是需要有一个单位给我盖一个章，表示同意我办学校，我的档案就存在这儿，只能这儿盖。”她说：“俞老师，你别说了，我进去给你盖。”

　　小姑娘的办事能力挺强的，进去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鲜红的公章工工整整地盖在文件上了，人才交流中心同意俞敏洪办新东方学校的章就这样出来了。我再到教育局备案就顺理成章了，当时办学校注册资本一分钱都不要。你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资本为零也照样给办执照。

　　拿到了人才中心的章，我没有急着到教育局去办理执照，我觉得这个关系要慢慢地来处，所以经常有事儿没事儿去跑一趟，抽根烟也不说，就随便聊聊天。这一招也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因为农村出来的孩子都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或者说是实在性也好。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们家亲戚很多，我们村上的村民也很多，家家户户都是来回串，最后串得很熟了就开始互相帮忙嘛。和陌生人见面我肯定不会让他们讨厌我，因为我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挺有人缘的，绝对不是一个惹人讨厌的人。既然他们不讨厌我，那么和他们见面见多了，自然双方会产生亲近感，再办事成功的几率就大了，这个事情实际上就照着我预想的方向往那边走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非常有耐心的，这种人际交往的方式大都来自于家庭。农民的这种小聪明，虽然见效慢，但是十分有用。

　　最后培训学校的执照很顺利地办了出来，新东方终于有了自己的番号，再也不是“土八路”、“游击队”了。名正言顺，新东方的根基终于坚实地立在了社会民办教学的基础上。看着日益壮大的新东方，我真是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

　　1993年我除了上课之外，又要做好学校的日常管理，还要搞好社会关系，同时还要兼顾市场竞争，发条上得很紧，不过心情比现在好像还要轻松点。我那个时候的工作时间也比现在长，早晨六七点钟就起来，晚上一两点钟才睡觉，因为得备课。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身体却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没事儿，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心理上非常轻松。因为那个时候我和身边的人相处得十分愉快，每天上完课，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个人又喜欢和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生活，所以工作量虽然大，但是很充实。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你人情越到位，事情越好办。那么如果明白了这点呢，就是这个人情是不能丢的，别的都能丢。当然了，前提是不违法，这个是我一直遵守的准则。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不是孤立的，周围都有许多和自己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要想学习顺利、事业成功、生活幸福，每个人都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注重和各方面搞好关系了，不但和自己的员工经常在一起同乐，而且还和其他一些机构或个人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往来。人情到位实际上也促进了新东方的成功，1991年我从北大出来，到1993年，教育局支持我了，公安局支持我了，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也支持我了。第一次我贴广告不知道贴在什么地方，就贴在那个电线杆上，上面是性病广告，下面是新东方招生广告，结果第二天就有人拿着罚款单跑到我这来了，一定要罚我的款。街道居委会负责管这个事情，我只能拿着小刀到那个柱子上，一张一张地把那个广告全部重新刮掉，求那个老太太别罚我的款。最后我就请那些老太太到我这儿来坐坐，坐了几次就和老太太们很热乎了，他们就会倒过来热情地帮助我了。

　　我不需要跟老太太们聊什么，只要是对她们表示尊敬就行。另外呢，我请的几个工作人员都是下岗工作人员，也是中老年人。下岗工人当时都是40岁左右，我一下就请了四五个下岗工人在我这儿工作。这些人和那些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打交道时就比我容易多了。我对于她们就像一个小兄弟一样，当时我才30岁出头，后来请她们吃吃饭，聊聊天，最后双方都相处得很开心。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江山

　　从1993年我正式创办了新东方以后，经过1994年的稳定发展，就有了明显的起色，从教学到管理一直都比较顺利，1995年学校的整个运营更加流畅。

　　学校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虽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吧，但是整个过程是激增的，几乎没遇到什么业务上的障碍。学生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他们对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东方也面临着与时俱进的情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学生观念的日益更新，对新东方学校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单单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想长期保持新东方良好的经营状态是不能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不过一直以来我都在超负荷工作，确实感到有点累，而且有些力不从心。新东方一直在进行外语教学的尝试，我的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培训几个学生，收点学费养活这个学校而已。尽管一直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拼命地搞教学，拼命地办学校，但是我深信一个人总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很难干出壮观的事业。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把新东方做大做强，我就开始琢磨请一些能人进来。

　　离开北大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独行侠，培训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我一个人打理，我老婆加入那也是后来的事。一个人默默工作就有点孤单，我这个人又是一种喜欢与人同乐的天性，喜欢和一帮人一起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工作。到了新东方稳定发展的时候了，我就觉得有必要请一些人为新东方带来一些新的思路。

　　当然在国内有大量的老师帮助我进行教学，这些老师水平很高，但也有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出过国，其中一些人自己也抱着想出国的愿望。由于没有出过国，他们往往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很深刻，而外语教学应该是把东西方文化完美结合起来的教学。如何才能采取适合中国人的方式达到让学生真正理解西方文化、西方语言呢？我认为把国外的一些人才挖回来，能够真正起到一种东西文化交流、思想融会贯通的作用，对于学生的发展甚至文化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我真正的目的。

　　到了1995年我看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单，虽然存下的钱并不多，但是，银行账户上应该已经有二三十万人民币了，这已经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数额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能力去一次美国了，这次去的目的就是旅游，也可以说是看看多年以前的梦想着要去的国度。

　　有意思的是，我在八几年的时候，大概是在1987年或者1988年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美高等教育研讨会。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来北京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时候，我是他的同声翻译。我形影不离地跟了他三天，吃喝拉撒睡都跟着他，他就超级地欣赏我，所以在他回到了美国以后，还给我写过信，我也给他回过信，有那么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个会议已经过去了八年了，这八年的时间里其中有五年的时间我们的联系中断了。现在我想去美国看看，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封邀请信，我就想到了他。我和这位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又联系上了，我给他写了封信，我说我想到美国去，需要一封邀请信。结果他一个星期就把邀请信给我寄过来了，邀请我去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参观、学习等。

　　拿到这封邀请信，我去相关部门一出示，他们一看是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副主席签的，肯定不会是假的了，所以签证就特别容易，很快就给我办理了。

　　当时的国情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对去美国的签证十个中国人中还是会被拒签掉八个的。我这么顺利地拿到了，所以当时就非常开心。我拿到美国签证后，再到加拿大办签证时，更痛快，什么都不用解释了，他们“咚”的一下，签证就给结结实实地盖上了。因为我能到美国去，肯定就不会滞留在加拿大，估计当时他们就是这么想的，认为我不存在移民倾向，所以两个国家的签证就同时拿到了。

　　为什么我这么急切地想去美国呢？这和我那些年一直追求的“美国求学”的梦想有关，这个愿望从198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五六年，虽然最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是，想去美国转一转、看一看的念头却在心里面压不住了。人一旦找到了了结心愿的方法，就会踏上心灵的解放之旅，便会把这种感觉远远超过自己视线范围之内的一切。有的人把工作当成毕生的事业，有的人把工作的成绩当成人生的乐趣，还有的人把工作看成赚钱的机器。还好我没有成为只顾赚钱的机器，我的内心依然还有许多浪漫的想法。

　　当时我想去美国看看的想法已经到了压抑不住的程度了，1995年的时候，我去美国的愿望挺迫切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完全想着去国外把这些同学叫回来。我也知道他们当初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去美国，就是为了在异国他乡成就一番事业，也许现在都生活得很不错了。即使我的新东方现在发展得很好，在他们眼里也许并不羡慕，不过我心里还是抱有那么一点点期望，更多的想法是什么呢？

　　第一，我到美国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美国的方方面面。我给学生们讲托福，讲英语，苦口婆心地讲了这么多年，送了无数个学生去美国，自己却连美国都没去过，却一直鼓动着别人到美国去留学，这个感觉就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到美国去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美国的风土人情，这个想法不自觉地就到了迫切要求实现的程度了。

　　第二，新东方做得很成功，觉得现在也算事业有成了，钱包也鼓了，但是有一种藏在深山的感觉，我的同学基本都不知道我的现状，去美国就有一种露露脸的炫耀心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所有的同学中，我被认为是最不可能出息的人。当我被学校处分，离开北大时候，同学们基本都知道我这段不光彩的事情。他们大多以为我就此销声匿迹了，这辈子就那么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到美国去花大把大把的美元，让我的同学看一看，他们就会觉得，没想到俞敏洪也出息了。这样的话我多年前的郁闷心理也可以排解了，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特别世俗的心态在里面。我想大家也能理解这种想法，这就和中了状元要骑着马、戴着红花走在大街上让众人看的那种感觉似的。

　　当时的中国对外汇的管理很严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信用卡，只能兑换美元，而且通过正常渠道还兑换不到美元。最后我还是找了好多人在黑市里兑换了一些美金，兑换了大概有6000美金吧。当时的政策规定只允许带500元还是1000元现金出国了，这个印象有点不清晰了，反正就是允许带的数额不多。

　　实际上我也没带太多的现金去美国，我咨询了一下相关的政策，这6000美金是可以在中国变成承兑支票的。就是说银行可以开美元承兑支票，我把美元给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给我承兑支票。我到了美国以后就可以到银行直接去换取美金，所以不存在带不出去的问题，但是带这么多的现金出国就没这么容易了。

　　我记得到了国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银行兑换，换的也不全是现金，大多是可以转换成现金的支票。100块钱一张的旅行支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样的话，就等于在美国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花了。

　　这一次去美国我走了接近40天，我的课肯定是要耽误一些的，因此就得提前做一些调整。我在新东方的课是怎么安排的呢？出发前我做了一些准备和课程顺序上的安排，我预先录制好了十堂课的讲课录音，明确地告诉学生这十堂课大家只能听我的录音了。当时学生们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了，他们认为只要能听到俞敏洪的课就行了。

　　尽管这样，我那个时候还是有不安的感觉，学生们这么通情达理，我内心就感觉挺对不起学生的。虽然平时很多学生也听过我的讲课录音，那都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实在讲不动了，就会给他们放录音。不过我就坐在录音机的后面，陪着学生一起听，学生照样听得很开心。而且我还能适时地插上几句，有点互动的成分在里面，课堂气氛还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是去美国，我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不得不给学生们放录音听，挺愧疚他们的，感觉很对不起学生们。毕竟他们都是花了钱到新东方学习的，为的就是听我的课。好在我当时亲自授课也算是稀缺资源，学生们觉得只要是能听到我的声音就行了，别的也就不挑剔了。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来，在1995年的时候，学生对我的教学认可程度就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了。那么后面剩下的几堂课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先往后推，其他的老师先上课。我回来后一次性给他们补完，学生也就都接受了。所以我就暂时安心地去了美国大概有三十多天，十一月底走的，一月初回来的，在那边过了一个圣诞节。

　　因为我到美国还抱着请一些同学回来加入新东方的想法，所以这一路上我拜访了很多同学。为了方便，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能好好看看美国的风土人情，我还开了一辆汽车在美国的道路上跑，这是临时租的一辆汽车。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驾照在美国还能通用，我就开着这辆租来的汽车，几乎跑遍了美国，开着它去了很多个城市。这绝对是我在美国的自驾游，我想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很少有我这种经历的，也没几个像我这样第一次去美国就敢自己开着车到处走的。

　　去美国和加拿大拜访我的这些同学，其实当时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一定要让他们回国，只不过就是去的时候抱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目的。最期盼的还是看看国外的变化，顺便到加拿大走一趟，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我都拿到了，就一起看看长长见识。当然还抱着了却多年前未赴美国的心愿，多少还带着点去同学面前炫耀的成分在里面。再有就是想看看老同学们在那边到底在干什么，所以我拜访的全是大学的同学或朋友。因为有加拿大的签证嘛，所以我设计的路线先飞到加拿大，首站是温哥华再到渥太华，转赴多伦多，从多伦多再直飞波士顿，然后再从波士顿租车一路开到纽约，到华盛顿，到费城，再返回到华盛顿。

　　因为我知道我讲的英语尽管不标准，但是美国人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交流上就不存在障碍。而且我对地图的辨别能力十分强，对方向感也十分有把握。我看地图的能力是超级强的，东南西北从来没有搞不清楚的时候。除了走进沙漠失去坐标的情况下，我不敢打包票，只要是有路标的地方我就能找到东南西北，所以我很少迷路。方向感好，有地图，还能问路，我还怕什么呢？开着车就走呗。当时也没有GPS，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GPS，我到今天为止也从来不用GPS，我车里就有，但是我从来都不用。我就是要测验自己看地图和辨方向的能力，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一次北美之行，我先后拜访了六七个同学，后来回来了三个。我在加拿大、美国拜访的远不止这三个人，但是他们都是听我自己在描述新东方，没有人亲眼看到新东方的成绩，对我的话也将信将疑。他们有的人在那边还在上学，有的觉得回来太不保险了，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一定会说服他们回来。真正被我说服回来的就是徐小平和王强两个人。包凡一后来也回来了，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拜访到他，我去多伦多的时候没有见到他。到了1996年年底，包凡一听说他们俩回来了，他也就跟着回来了，所以总共回来了三个，就是有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在北大的人一共回来了三个。

　　要打好人生的第一炮

　　首站加拿大，我这样急切地寻找着的一个人，就是曾在北大团委任文化部部长的徐小平。在徐小平温馨而又舒适的家中，我俩喝着酒，酣畅淋漓地谈了四天四夜。喝着喝着大家就开始谈各自的理想，这几年各自的经历。徐小平是搞音乐出身的，他的梦想就是要回中国办一个唱片公司，推出自己的歌，推出自己的唱片，但是缺少的就是资金。实际上他曾经在1991年到1992年间回国一次，在市场拼搏了一番，最后血本无归地又回美国了。当时，他就给我讲他的音乐理想，后来又给我朗诵他写的歌词，还有他创作的诗，真是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就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北大的所有的精神力量，北大的那种人文气息的感觉就在我的眼前荡漾了。

　　当时他回国创业并不知道我在北京创办新东方的事情，不过1991年的时候我也没钱，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要来找我。到了1995年我去北美的时候，他发现我变成有钱人了，我可以随时拿出大把的美元潇洒了，他还是很穷的在加拿大待着，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我和他讲了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而讲得最多的还是新东方。我讲创办新东方的艰辛与成功，讲新东方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觉得像他这种人才不回来发展真是太可惜了，但是回来我也不知道他在新东方能干什么。因为他不是学英语的，就不可能让他来教书，而且我录用他来教书肯定也是不对的。因为我去美国就不是完全抱着让他们回来当老师这个概念的，我冲的就是希望跟多年的好朋友见个面，叙叙旧，感怀一下曾经的往事这个想法的。

　　听着徐小平的歌词，还有诗，我一感动，就跟他说：“行，你回去以后干唱片公司吧，然后我给你投资三十万。”当时我账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其实也就是三四十万。我说我保证能给你三十万，因为新东方在蓬勃发展嘛，所以我知道肯定能给得起的。让他办唱片公司，但是回来我们一起干，就是说他回来了愿意在新东方干，我们就在新东方一起干，不能在新东方干，他就自己干唱片公司，我给出资。

　　我是1月2号、3号左右回到北京的，他1月9号就飞回来了。我当时非常隆重地接待了他，我还特意在1月4号买了一辆帕萨特，当时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帕萨特。唯一的原因就是要到机场接徐小平，我觉得用面包车去接他，实在是不够分量，也不隆重，就买了这辆帕萨特，这个做法挺有意思的吧。

　　徐小平回来以后从哪开始着手工作呢？当时刚好中国已经开始了移民潮，加拿大移民这一块的人数就很多，但是就没人真正在干这一块项目，在新东方学托福的有好多人是要走加拿大移民路线的。他就抓住了这个，专心做移民，我说你光做移民不行，我觉得这个业务跟我的价值观不太符合。既然别人要移民你帮着他们移过去也可以，但是呢，你能不能再附加做点别的事情呢，比如和新东方的业务范畴联系起来？

　　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下，又做了两件事情，就把徐小平的专长和新东方的培训项目巧妙地衔接在了一起。

　　第一件事情，免费对学生进行签证咨询，因为当时中国学生到美国去很容易被拒签。徐小平在这方面的创新研究能力超级强，就设计了一整套的美国签证咨询的流程和培训流程，经过他咨询的学生很多真的就被签过去了。所以，新东方又名声大振，说只要在新东方经过培训的，签到美国去很少有不成功的。新东方就相当于又多了一个签证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专长当时在全中国只有徐小平一个人能做。

　　紧接着徐小平又和我做了第二件事情，徐小平授课模式。我对他说，原来讲座都是一个人讲的，现在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起讲了。徐小平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课，怎么讲？我说好办，就讲你在国外的生活状况和大学生活。你是在国外博士毕业的，这里面的大学生活你可以放开讲，你在国外打工的经历也可以讲。另外，你创作了至少十几首留学生涯的歌曲，你可以拿这些歌曲边讲座，边拿个吉他唱给学生听，这些对于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学生特有吸引力。结果，徐小平的模式超级成功，第一场就轰动了，第一场来了大约1000人。

　　徐小平在课堂上讲国外的生活怎么样，然后唱自己的歌，这个模式一直到现在还有。结果学生非常喜爱这种活泼的、有着异国情调的课堂气氛。等到第二场的时候，来了3000人了，许多学生都说太好玩儿了，感受太震撼了，当时就是我跟徐小平我们两个人鼓动起来的。后来有的时候讲托福专题的时候，也有另外两个老师跟他一起讲过。新东方推出的这一新的尝试，效果还非常好，徐小平在新东方就算一炮打响了。

　　从加拿大回国后的徐小平，担任了新东方副校长的职务。他结合自身的经历成立了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创立了新东方咨询思想和留学理论，并大力推行他的“人生设计”理念，给新东方打响了一炮，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创下了一个“品牌”，徐小平也因此被年轻一代称为“人生设计师”。

　　长出自己的左膀右臂来

　　拜访王强也是这个样子的。我飞到了新泽西，王强当时已经是贝尔实验室的高级工程师，工作极其稳定，收入也很高。

　　我到他家里去，当时开着汽车从波士顿一直开到新泽西。那个时候刚好美国下着暴雪，路上基本没有什么车，那么厚的雪，我居然看着地图就找到了他家。他见到我也好奇怪，觉得我的胆子简直不是一般的大。到了王强家以后，老同学见面嘛，异常兴奋。他在北大跟我一起当过几年老师，还一起在北大不到十平米的宿舍住过邻居，一起在北大的校园里打过乒乓球，还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我们两个的相同点就更多了。所以呢，我和王强除了同学关系还额外多了一层同事的关系。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熟悉嘛，我就在他的家里喝啤酒，谈理想，谈事业。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要劝王强回来，我知道他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能熬到那个位置不太容易。我是没动过把他劝回来的念头的，也没有想到他会回来。我记得王强这个人属于很强势的一类人，他回来以后搞不清是他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他。因为他在大学时期就是我的班长、团支部书记，讲话是说一不二的，个性特别刚强的。

　　我一直就认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回来的，而且还是听我指挥的，我本身就是挺怕他的，这也是他长时间做我的班长积累的威望吧。我就觉得他回来我怎么管得了他呢？所以就没太敢动这样的脑筋。王强其实也没有往这方面想，我们就是喝酒聊天，聊着聊着，大谈人生和理想。聊着聊着，我就说了徐小平打算回去发展的想法。

　　王强跟徐小平曾经在同一个艺术团相处过，他们都是北京大学艺术团的。一个做过团长，一个做过指导老师，他对徐小平也是比较熟悉的。他觉得徐小平这样冒失地回去虽然有点没谱，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这个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也不错，不见得、也不能随便回去吧。

　　但是转机在什么地方呢？转机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件是我跟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参观的时候发生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名牌大学，我到了那肯定要去看看的嘛，而且这个学校离他家又很近。结果我一走进校园，毕竟在美国的校园里，东方人的面孔还是少数的，迎面走来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把我的名字叫出来了。

　　因为我从1990年就开始教托福，一直教到1995年，我前面的几批学生，一般都是第一年托福，第二年就出国嘛。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尽管中国学生不多，但是到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有一半都是从我的新东方学校走出去的人。当时新东方是以培训高分出名的，就是我们培训出来的学生的平均分都高过其他的学校，所以，出国的人群中间，我的学生就变成最多的了，因为当时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我的面孔和名字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反倒成了中国学生都熟知的了。

　　王强这个时候就觉得俞敏洪在北大那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怎么到了美国这个地盘还会这么露脸，怎么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生都认识他，他当时确实挺吃惊的。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老俞，你现在是个人物了。

　　第二件事情，也是王强自己常常讲的一个故事，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一天晚上他要请我到一个经营湖南菜的中国饭店去吃饭，我们一行人就去了，包括他老婆，他老婆当时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王强和他夫人是我们班唯一一对同班同学结婚一直到今天还幸福美满的，是结了婚过得最幸福的一对了，同班的其他几对结婚的现在都离了。到了那个饭店以后，有意思的是那个饭店的服务员走过来说，俞老师，你好。这一下王强就觉得，太有面子了，所以王强当时开玩笑的时候说：“你指的是外面的鱼，还是鱼缸里的鱼，是哪个鱼？”就是跟服务员开开玩笑，但是这个小插曲给王强带来的印象挺深的。

　　王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有社会地位、有声望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也是有人文气质的人。看到我有这样的知名度以后，他就想，老俞在中国都能做成功，怎么着我的能力都不会比他差嘛。这一点在大学时候就看出来了，教书我教不过他，因为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受过王强很多“欺负”。

　　当时，王强一个班的教室里能坐着80个人听他讲课，多出来的40个人是从我班里慕名而去的，结果我的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就是我教学生的时候，我发现教书就是比不过王强。他教学能力是有一套的，所以王强回来后，能想象到他在新东方会达到什么高度。

　　经过这两件小事刺激以后，他就有点动心了，他虽然动心了但是并没有立即回来。徐小平1996年年初就回来了，一直到了1996年10月份王强才回来。这期间我和王强还是不断地在电话中交换想法，每次我和徐小平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就会想到王强，就会给他打个电话过去。当时国际长途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容易打了，打通电话过去后，王强就问：“你们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喝酒，在聊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听我们唠叨之后，他又问：“你们怎么那么开心？”我说：“我们就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我们这样一描述新东方壮观的大课堂，王强一下就动心了。但是王强说我回来干什么呢？我说目前听说口语班没有人管，回来听说口语项目可以从零做起。

　　王强就提出了“美语思维”概念，提出用美语思维训练学员，让学员理解并运用美国人语言表达时的思维逻辑。这个很有创造性，于是王强就在国外开始编教材，编了教材后就发给我们，我们看了教材之后又给否了。他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重新编写，我们又给他提了好多建议。几经修改觉得这个教材能上课了，王强的信心就更足了，后来王强的课都是他自己编的教材。我们就说，你回来试一试吧。

　　说是试一试，王强这个人很倔，他直接就到贝尔实验室辞职去了。因为他在那儿算是一个优秀的员工，贝尔实验室的人就说太奇怪了，哪有中国人到了这个地方还辞职的呢？你为什么回去呢？他说要回中国去，回中国创业去，当时还不叫创业，就是回国跟朋友一起干事儿去。贝尔实验室的头头居然跟他这么说：“你能不能请三个月假，万一你回去事儿干完了，或者没干成还可以回来。”结果他一点也没含糊，当即就把所有的一切留后路的念头、保留工作岗位的念头全斩断了，就回到中国了，来做这个听说口语听说班。

　　口语听说班做得有多艰难呢，也是跟我刚起步的时候一样。我带着他去做演讲，刚开始他已经有点不太适应在中国这么演讲了，套路还没完全摆出来。招生情况也很被动，招了很长时间人数一直很少。当时我买了一个50平方米的小房子，就在北大南门对面一个叫做中成大厦的附近，把这个小房子给他做了教室。第一期也就来了大概10个学生，就是从这10个学生开始，王强也经历了他那个领域创业的艰辛，同样徐小平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后来他开设的口语听说班非常成功，原来设计的一个班都是20个人的，他能扩充教到500人。500个学生每人教500元学费，一起坐在教室里听他的课，没有一个有意见的。他能教到这个程度，我一看我就无比佩服了，因为我是教不了口语听说的，那他就能教了。所以当时我想让他回来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知道王强回来后绝对是新东方教学一把好手。

科夫维奇斯基 · 发表于 2012-8-6 01:23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当代中国出版社作者：优米网

　　第二章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和”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

　　我从北大辞职后，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曾经的合作伙伴，我还是选择与东方大学合作。东方大学当时是一个没有自己校舍的民办学校，是人民大学几个退休的老教授合伙创办的一所学校。学校也没有太多的实质性业务，只是招收了一些自学考试之类的学生。这等于说在1993年以前我并没有创办新东方学校，而是借用了这所民办大学的名称，叫做“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

　　我坦诚地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合作”，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取得办学执照，无法独自招生。我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办一个外语培训部吧。”他们听了我的想法之后，都觉得我这个人挺实在的，我的想法也十分可行，他们也很重视我的这个提议。这些老教授们也觉得，如果外语培训班办得成功，学校也能额外增加些收入，可以弥补学校的开支，对学校的建设也是有利无弊的，因此，我们很快达成合作协议。

　　合作办学，我对东方大学承诺的是“总收入的25％归学校”。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看，我在当时付出的合作回报的比例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在这里稍微一算大家就会明白，如果说外语培训部做得好的话，各项成本和费用能够控制在50％~60％，剩下的毛利润也就是40％~50％。我提出总收入的25％归学校，基本上已经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东方大学了，我的实际利润其实已经很低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这种合作就等于是为我的培训班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身份。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当时的社会办学机构还比较少，国家也控制得比较严格，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很难说不被取缔或者受经济处罚。比如，出去贴招生广告，很有可能今天刚贴上，第二天就收到处罚通知，我在北大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和北大的另外一个老师合作过一段时间，这个老师找了一所民办学校盖了招生的章。我们认为有了这个合法的手续之后就不会有麻烦了，我和他一起招生，当时的招生点就设在我在北大的宿舍楼的下面。但是北大还是认为我们属于非法经营，我和这位老师的这次合作也就这么结束了。所以，寻找一个合法的挂靠单位合作办外语培训班成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与东方大学的合作办学是我离开北大后的一个起点，也是我办培训的一个支点。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把培训班办起来，有些人做事只图眼前利益，不会为长远打算。眼前可以看到的利益总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但短视心理却常常使人失去本应该能够得到的东西。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要注重现实，而实际上是自己将未来的发展和成功的机遇白白浪费掉了。我付出了总收入的25％给东方大学，自己的利润实际上已经少得可怜，但我突破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让我的培训班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怎么说也是一件比较实际、立足长远的决定吧。

　　到了1993年的时候，我有了独立办学的想法。这几位老教授觉得我办事挺稳妥的，而且他们每年都能得到很大一笔钱，大概能分到几万块钱吧，这个数目在当时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数目。我一流露出走的意思，这些老教授们就舍不得我了，当时我也没有明确表达说我要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第一个目标还是赚到足够的钱，换成美元，出去读书。当时人民币跟美元的比价跟今天刚好一样，就是一比六到六点几。从1991年开始一比六慢慢涨到了一比八、一比九，这两年又重新估值，又往回调。但是当时美国的学费比现在要便宜多了，大概是两万美元就可以读一年，现在差不多要四万美元了，实际上就是美元在贬值，学费在上升。当时我的目标就是赚够十几万人民币，换成两到三万美元，自费出去读书。

　　我在1991年的时候收到了大概八个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只有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个半份奖学金，就是这个学校可以给我提供一万美元，可是我还差一万美元。这样的话，我就要想办法自行筹钱。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大学愿意录取我，我明年再申请的话，还是会有这么多大学录取我的，我可以推迟一年再去美国。

　　所以，我就想干脆再赚一年钱，但是，到了1992年，我的培训事业在一定意义上爆发性地增长了。当时还不叫新东方，就叫“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在北京的学生中间名声已经很大了。因为我的上课风格，还有我培养出来的另外几个老师的上课风格，都是特别地生动、活泼、幽默、励志，熟练得不得了，所以我的名声就出来了。

　　到了1992年，我老婆也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了，因为我们都发现这个培训事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当时我想离开北大时，其实我老婆也是反对的，因为北大的工作毕竟是“铁饭碗”，她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创业的能力、有没有管理的本事。

　　我记得当时我开第一个班的时候买了十盒磁带，因为没有英文磁带，就没有办法上课。我教的托福课程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听力，我得给学生放录音，然后再给他们讲解。当时买了十盒磁带，我记得花了60元，我老婆从王府井和我一直吵到家里，因为她觉得半个月的工资没有了。她一次次地问我“你买这么多磁带有什么用呢？”直到我开起了第一个培训班把钱收回来了，我老婆才定心了，觉得我的选择或许是对的。

　　当我跟老婆说我要辞职时，也是在举棋不定之间，当时还尝试着用北大老师的身份到外面去开班，还是用北大老师这个背景的。所以我老婆总觉得有北大这个“铁招牌”放在那儿呢，也应该很有前途，没必要这么放弃，我们反反复复地争论了许多次。

　　女人的温柔和男人的能力是完全成正比的。男人能力好了以后，女人一定温柔；男人能力差了以后，她就一定会变得强悍。所以，我跟我老婆是先有生涩的恋爱，再有强悍的婚姻，最后才有温柔的家庭。她当时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我是1991年从北大出来的，我老婆大概比我晚了一年才从中央音乐学院辞职。

　　我老婆从音乐学院出来后，她就开始管报名、招生、收钱、财务记账等，因为当时教育局每年都要看一下我这个培训学校的账目。尽管有时记不完整，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专业的会计了，我老婆就把这些工作承担起来了。

　　1993年年初，看到我这边干得越来越红火，东方大学的这些老教授们就商量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东方大学里面应该让小俞来入点股份……他挺能干的，免得他跑了。”这几个老头老太太一商量以后，又觉得舍不得了，又跟我说“我们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合作模式吧”。这个时候，我的心思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我原来是想出国的，现在来看我就得重新衡量了。第一，招收的班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第二，现金收入在不断地增多，人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的，尤其是在没钱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培训事业不能这样放弃。如果我还是最终出国，就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招牌再干一年再走。但是当时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干得越大，他们分成越多，我做得越没有底气，因为品牌做得越大越不是自己的了。东方大学随时都可以收回，当然这些老头老太太为人都很好，老教授了嘛，他们不会说“小俞，我们要收回来了”。但是我总觉得如果再做下去的话，如果我暂时打算不去美国的话，那么更应该自己创业了，不能再这样把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如果他们决定给我东方大学30％的股份，我也许就坚持着合作下去了，因为我知道等到他们都退休了，尽管他们持有股份，但是这个学校还是由我来管理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手下没有接班人，所以如果要有接班人的话，唯一的接班人就应该是我。

　　在1993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最终决定了这个股份不能给我，他们原来是商量着说“干脆东方大学让小俞去接了吧”，但是东方大学毕竟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是舍不得。

　　他们商量的最后结果是还照原来的样子做就算了，说这样不是和平共处、长久合作嘛。我们每年分点成，你就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盖章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盖。但是这种合作，到了1993年已经不是我想要的模式了，因为我想要更加长久一点地干下去。当时没有想到要一干18年，只是想着我再干个三五年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每年把总收入的25％分给他们，就觉得不合算了。因为他们除了给我盖一个章，别的支持就什么都没有了。盖这个章表明我做这个事情是合法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我到教育局去领一个办学执照的话，我本身不也是合法的了吗？合法以后，这25％的支出就能省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心疼这块支出，你要知道，好不容易赚到的钱，结果还被分掉了一部分，感觉很难受。但是和东方大学1991年、1992年到1993年，两年半的合作，还是奠定了我管理的基础和办培训班的经验。到1993年的时候，一学年已经有上万学生了，同期也有两三千个学生在新东方学习。

　　创办新东方刻不容缓，这是我自己的主意。当时觉得收入增长很快，培训班发展得也很迅速，因此打算把出国的计划先往后推迟一下。当时并没有取消要出国的念头，只是打算推迟一段时间再说，这是我1993年的想法。

　　再有我觉得要推迟的原因，就是一定要为自己工作了，和东方大学合作，干得再大也是别人的。被人无形中分走这么一大块蛋糕，总觉得太不合算了，就这样，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做独立出来的准备工作了。中关村二小的校长跟我的关系不错，就见了几次面。大概校长觉得我这个人挺好，就租给了我一间小教室，我就在中关村二小这儿弄了一个报名点，就这样我的新东方开始正式走上前台了。当时中关村二小的一个老会计刚好退休了，而且还帮忙联系租教室，这个老会计人很好，他退休以后就来新东方做会计了。

　　我对东方大学的感情很深厚，因此对东方大学也很难割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舍不得“东方”这两个字，但是我不能叫东方学校，否则的话太冒犯东方大学了。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东方”两个字放进去，才能起到培训办学延续的效果。想了很多名字，比如：神话东方，这个东方，那个东方的，但是总觉得不对头，少了一点内涵，也体现不出和“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这种延承关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当时在北京大学一个高科技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简称北高。这个朋友也从北大辞职了，自己办了个公司，叫新北高。我一看，这个“新”字加得巧妙，有继承、有发展、有新意，我也加一个“新”字不就两全其美了嘛。所以就这样叫成了新东方，1993年11月，新东方学校正式成立了。

　　我要出去独自办学，而且我预先跟东方大学的老教授们打好了招呼，告诉他们我的培训学校叫新东方。他们虽然觉得我离开东方大学很遗憾，也很可惜，但是也知道留不住我了，对新东方这个名字他们也很支持。

　　我离开之后，他们的这一部分收入就断了，因为我肯定不会再给他们支付管理费了。然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社会上的几个办培训机构的人，听说“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俞敏洪离开了，独自去办了一个新东方。当天就有人找东方大学学校的领导洽谈，想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转给他们经营，每年上交一定比例的管理费用。东方大学的几个老领导当时就同意要把这个培训项目转让出去，但是还没来得及签合同。

　　我知道这件事以后，第二天就跑去找这几位老领导。我说，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是我创建出来的，原来东方大学并没有外语培训部的。我这几年为你们做了很多贡献，我刚离开，你们就把我辛苦立起来的这个牌子卖给别人，这对我是不公平的。当然我也不能阻拦他们，我提了建议，对方给你们多少钱，我加倍，这个牌子三年之内不准转给任何人。东方大学说对方给我们三万块钱一年，我就承诺每年给六万，买断“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三年的使用权。我的想法是三年以后谁都不会知道“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在哪儿了，因为三年以后“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肯定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了。

　　万事和为贵，几年的社会历练还是磨炼了我的性格，与东方大学的这次洽谈，也为新东方的顺利成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虽然经济上付出了一些，但是我与东方大学的关系更加融洽了。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装不下一个“和”字，他的生活就会如同在刀锋上行走一样。“和”不仅是一种雅量和胸怀，更是人生的境界和智慧，与人和气，别人才能与己和气，天下一团和气的时候，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若是放任当时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转手事宜，或是和东方大学辩个谁是谁非，哪有接下来的快速发展呢？

　　即使买断了三年的使用权，我还是不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做招生宣传，把这个牌子往抽屉里一锁，谁都不去动，三年以后自然就无人问津了，这一点我是想得很清楚的。这不是聪明，做生意的人都会这么想。否则的话，这个牌子被别人拿到，在社会上打招生广告，至少可以混淆人们的视听一到两年，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个牌子报名的。等到报名结束，交了学费，一上课发现不是俞敏洪的课也就晚了，而且也会牵连我这一块的招生，声誉也会受到影响。

　　我创办新东方，一切从零做起，包括扩大生源。好在我当时已经有些群众基础了，在校学生也有两千多个，我就告诉他们，“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从今天开始改成“新东方学校”，大家口耳相传，渐渐就都知道了。

　　我把这个牌子买断以后，我又继续用了半年的时间，打“新东方学校”招生广告的时候，后面备注括号“原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这么一来，报名的学生就知道新东方学校也就是原来的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也知道这是俞敏洪的课。等到时机成熟，我就把括号里的备注内容也取消了，直接就叫新东方，这个时候新东方的名气已经名满京城了，不再需要借助东方大学的招牌了。

　　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

　　刚开始创业时，招生面临很多困难。当时我就想必须让学生们知道“东方大学的外语培训部”是我办的，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新东方现在的声誉，怎么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我，认可我的培训班呢？如果学生们能来听我的课，我是十分有把握让他们认为我是不错的，而且会喜欢上我的讲课。怎么让人知道呢？想来想去，我就开始四处贴广告，但是这些广告的效果不大好。

　　我基本上是上午和晚上出去贴广告，下午都在中关村小学传达室门外的小桌子边守着，跟学生们说得口干舌燥，有时候需要从早晨讲解到晚上，效果却十分差。看到一天的努力换来的成绩却异常得少，我心里有一点儿觉得委屈，但是那个时候我确实没有退路了。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第一，我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自谋生路。第二，我肯定不会再为别的学校教书了，因为无论在哪个学校教书，都要受他们管理，还是一样的不自由。第三，我要为自己教书，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我就得有自己的学生。

　　所以我就会琢磨，有时候心里就很委屈，还会回想起在北大的日子，有的时候也有点后悔的感觉。也许大家就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后悔的呢？

　　我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我没辞职，还是在北大教书，那么在北大该多舒服呀。有上级组织，有领导，有自己的办公桌，还有一个八平方米的宿舍，尽管小点，但是跟老婆住在一起，这八平方米的房子也感觉挺温馨的。吃完晚饭在未名湖边散散步，约几个老同学在楼房下面打打羽毛球，跑跑步，晚上看看小说，偶尔还能聚在一起喝点酒。课基本上是不用备的，因为上过一学期之后，第二学期教的都是一样的内容，连着这么几年下来，已经驾轻就熟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很怀念在北大的那段日子，不过我也知道后悔也没用了，也知道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退路了，因为我退一步的局面就会更加糟糕。我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身后已经是万丈悬崖了，自从我离开北大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什么退路了。

　　因为我是不可能再退到北大的，既然退不回北大，又干不出名堂，北大的人肯定就会笑着说，你看，我们就知道俞敏洪出去也干不成事儿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这样说的，因为我本身就是跟北大闹别扭才出来的。如果说我再被他们扣上一个穷困潦倒的帽子，说俞敏洪他离开了北大就彻底没戏了，注定是干不成事业的，如果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就觉得更没面子了。因此，我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还是占了上风，尽管有些低调的不愿意见到熟人，我还是努力地做着自己必须完成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最怕见到北大的同学和北大的老师，我到北大去贴广告都是半夜偷偷地进去贴，心里还是有些不想被他们看见。想到他们衣着光鲜、夹着完备的上课资料，走在北大的校园或者教室里面，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我就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我是从北大辞职出来的，事情还没有做成，还没有底气，再回到北大就很害怕被熟悉的人看到我来贴广告的样子。

　　这种害怕的心理大概到了1993年年底，1994年年初的时候就没有了。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我重复着这些简单的刷刷贴贴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完每天都必须做的工作，不断地充实着自己，我想总有一天会接近期望的。

　　当时我的希望就是坚持，坚持一百次可能都是失败，但是也许坚持到第一百零一次可能就成功了。像我这样的人就要养成持之以恒的习惯，死不买账，我不信坚持下去明天就没有结果，慢慢坚持下去，就会发现自己变了，变得有耐心了，变得更加沉着了。

　　有一次我突发奇想，自己能不能来一次免费讲座，让学生听听我的课，兴许会有点作用。于是我就开始准备给学生做一场免费讲座，在那之前我其实没有对太多的学生做过讲座，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演讲家。但是我相信，凭借我对托福教学的精深理解，那些想要参加托福考试的人一定会来听听看的，因为是免费的嘛。

　　那些免费的小广告完全是我自己手写的，写的是毛笔字。我的毛笔字写得很糟糕，但是还是有人看了这个广告并且还来了，说明免费听课是挺有吸引力的。

　　我记得应该是1991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是最冷的。我去贴广告的时候还穿了一个棉大衣，兜儿里放着一瓶二锅头，贴两张广告就喝一口二锅头。这一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是天气寒冷，另一个原因是给自己壮胆。“酒壮英雄胆”，就是所谓的壮胆，喝了酒了以后就感觉潇洒一点了，通天的大道任我走了，而且贴广告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快乐的。我骑着破自行车半夜里在这几所大学校园里贴广告，当时我手下还没有员工，只有我自己单枪匹马地冲锋，那个时候我老婆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上班，还没有辞职过来帮我干。

　　后来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在我这儿学英语，时间长了我们就变成朋友了。他的孩子有时候来我家里上课，我当时还是有点家教色彩的成分。这个朋友当时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车，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个司机。他有一辆自己的车，车的牌子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就是那个年代最早的那种小轿车，挺破旧的一个小轿车。他知道我要出去贴广告以后就说：“这样吧，你老婆教我孩子英语，我开车送你去贴广告吧。”所以就有了那么几次他开着小轿车，送我到各个校园里去贴广告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先后在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贴了一些免费讲座的广告，当时我预计如果能来三四十个同学就是成功，所以就把听课的地点放在了中关村二小的一个能容纳40人的小教室，满怀期待地等着讲课时间的到来。

　　免费讲座的广告上我还特意标注了“原北京大学老师俞敏洪”的字样。我从北大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依然沿用了北京大学的名称。我没有任何夸大欺骗的行为，北大也是没有办法过问的，事实上我就是原北京大学的老师嘛。我这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不违反任何游戏规则。虽然我离开了北大，北大的声望还是给了我很多无形的支持。这种支持在我前期创业的过程中还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北大的无形资产实际上已经固化在我的身上了。即使不想刻意展现，这种底蕴基本上从言谈举止中就表现出来了。

　　第一次免费讲座是1991年年初的时候，到了晚上，听课的学生陆陆续续地到了，人数很快就超过了我的预计。到了晚上6点钟开始讲座之前，教室内外已经聚集了500多人，这样小的一间教室很明显就不行了。所以我就临时决定转移到这个小教室外面的小操场上，就这样我在黑暗中给学生们讲了一堂永生难忘的课。

　　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也没想到那个免费小广告的作用如此之大。因为大家一看是免费的托福讲座，又一看是北大老师的，就愿意过来了。那次来了500人之后，我就发现免费讲座是招揽学生的一个好办法。因为是免费讲座，学生都愿意来听，听我讲了两个小时他们就知道这个俞敏洪老师讲课的水平还是不错的，所以再招生的时候，说服学生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但是我还是接着办了一个免费的班，为什么呢？因为500个学员来听我讲，我当场就收报名费，学生一般都不会报的，说不定还会把他们吓跑。所以我就说，我来开一个免费的班，这个班一共40次课，前面20次课是全免费的，后面的20次课是要收费的。当你们听完前面的20次课后，如果你们不想交费，就可以随时从这个班离开，后面的20次课就不能接着听了。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一定会把最精华的内容在前面20次课讲完。结果来了应该有80人吧，后来等到课时过半再收费的时候才走了两个人，其余78个人都留下来了。

　　免费讲座的招生方式算是成功了，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模式。没有人给我出主意，就是我躺在床上琢磨出来的方法。当时头脑中还想过，就是这七八十个人还不足以传播我的名气，必须另找其他的办法扩大招生。

　　我的免费讲座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我只是更加理解学生，知道学生想听什么，并且以恰当的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其实所有的动力都来自学生，只有学生自己想学，才能够真正学好，所以我就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学校园里的传统教学讲究照本宣科，我教学喜欢旁征博引；中国的传统教学以老师为中心，而我的讲座是以学生为中心。讲座不说废话，而且内容丰富，切合主题，还非常有幽默感，这都是学生们喜欢听我讲座的原因之一。

　　免费讲座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来听课，虽然是免费授课，我讲的内容可都是实打实的，让学生们听得过瘾，听得解渴。这一标新立异的宣传方法很快取得实效，大量慕名而来的学生迅速坐满了我的教室。从这个时候起，我的宣传才算有了坚实的依托，前景也开始光明了起来。

　　在北京图书馆的免费讲座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1993年的12月，我租了能容纳1200人的北京图书馆的报告厅进行免费的讲座。那么冷的天我穿着大衣都觉得冷，我想最多也就能来几百人吧。没想到一下子来了4000人，4000人只能进来1200人，北图就把门关上了。进不去的学生就很愤怒，在外面又推门又砸玻璃，结果把整个紫竹院的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过来。警察弄过来站成一排，学生根本就不买账，把警察推开继续推大门。

　　我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我没有听警察的劝阻，礼堂里面的学生由其他的同事代讲，我自己还是走出了大门，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给学生们讲起来。当时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了，只是穿了一件衬衫。我一挥手，我说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这时，所有的学生就安静下来了，我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讲完了以后，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把我带走了，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我只要在北大、清华举办免费讲座，来听讲座的人就能把听课的礼堂挤得爆满。因为当时考托福的都是各个学校的大学生，只在北大、清华校园的第一圈广告就吸引一千多人来听讲座。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文化底蕴非常好，学习风气也好，因此，每次在这两个学校举办免费讲座都能为新东方带来大批的生源。

　　新东方的成功和我设计的免费讲座有关。前期创业的时候，因为招生和宣传的需要，我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讲座，这些免费讲座就变成了我最大的杀手锏。

　　我是靠“一把刷子”起家的

　　免费讲座比贴广告的效果要好得多，宣传和吸引学生的办法我是找到了，当时还有个难题——报名难，我也是想了一个办法解决的。与东方大学合作办学后，我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名义开始办班，就面临询问的人多，报名的人极少的情况。我当时租了中关村二小的一个传达室，但是二小不允许我在传达室里面招生，只让我搬一个小学生的椅子和桌子，坐到传达室的门口招生。这样的招生方式就非常有难度，来报名的人就会想，我白天把钱交给你了，你晚上逃走了怎么办？就是说学生来报班的时候，一看我坐在那个破旧的传达室外，心里面就开始打退堂鼓。连个基本的办公室都没有，就占用了一个小学传达室门前的一小片空地，怎么可能放心地把钱交给我嘛。大概他们会心里犯嘀咕，这是不是皮包公司啊，要不怎么这么寒酸呢？

　　虽然后来中关村二小又给了我一个漏雨的破房子做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铁皮的破房子，一看就不是正规的办公室，还是没起到让别人信服的作用。当时我的竞争对手，有好几个已经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办公了，教学硬件设施很完备。北大的培训班就更加气派了，在那种古色古香的房子里招生，一看就有实力，有水平，只要是去报名的人几乎没有不被打动并留下的。

　　这还不如我以前在北大校园里面办班，在北大校园里大家交钱都很爽快。因为一看是在北大里面的，肯定就跑不掉的，跑掉了还有北大呢，毕竟大家对北大的名声和威望还是无比信赖的。

　　我到了外面招生，还用了一个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谁知道“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是干什么的，所以就出现过招生难的情况。一上午好不容易来了三个学生，用了半个小时终于被我说服了，登了记把钱留下来，三个学生就走了。钱在我的口袋里还没捂热，15分钟后其中的两个学生返回来又把钱给拿走了。

　　最初办学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也算是正常现象了，我也很理解学生当时的想法。来我这报名的学生心里想的基本都一样，他们常常看看我的这个班报了几个人了，一看登记表上一个人都没报，其他的人就都不敢报了。或者他们一看才报了两三个人，其他的学生就都举棋不定了，也不敢报名了。最后我就总结出来了，前面报名的十个人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也是最不易达到的人数，真是一个很难过的关口。如果报满了十个人，有了前面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再往后的十个人报名就会容易得多。如果这个班报满了30个人，那基本上后来的人就不问了，来了就交钱，生怕名额满了，报不上名。因为我拿的登记本嘛，一看登记本发现前面已经有30个人的名字，他们就知道已经有30个人交钱了，那么他们就知道，即使上当了也有前面的30个人垫底了，心里就平衡了。

　　人们很多时候都有这种从众心理，觉得那么多人都选择了报名并交了费用，自己跟着的选择也不会错的。因为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可能差点，但是大家的眼光都这么看，就一定错不了的。这也是很多人典型的思维方式吧，“随大流”“从众”的心理。就像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很多人排队购买的东西就认为一定是最好的东西，受冷落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东西。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叫做《怪诞行为学》，基本上就是分析这样的心理，解析这样的心理状态。

　　既然报名的关键是先搞定前十个人，那么我一想，为什么不在每一个班的报名手册登记本上把前面30个名字自行填满了呢？这只是一种心理策略，看看能不能改变招生困难的处境。

　　我这么做的前提条件是，我并不是要把学生的钱拿到手以后我就溜了，而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吸引学生走进我的课堂。如果我要是拿完钱就溜了，那么就是欺骗以及弄虚作假行为，我也不会这么做的。

　　实际上我当时冥冥之中掌握了大众心理学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心理学。如果报名的学生仔细看登记表的话，什么“宋江、李逵”的名字全在上面，不过没有哪个学生细看，都是很畅快地报名交费了。

　　我的听课号有一段时间都是从31号开始发起的，前面1到30号都是空号，是没有哪个实际的人相对应的。其实也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我编了30个人的名字，编上1到30个学号，然后往登记手册上一登记。第一个报名的学生一来就看到自己已经排在第31号了，因为他们一看前面已经有30人报名了，觉得选新东方的人这么多，肯定错不了的，就不再犹豫不决了。

　　后来有人做营销分析的时候，说俞老师你这是典型的欺骗行为，我认为不是。欺骗行为等于说是我拿了学生的钱但不提供承诺他的服务，既然我是提供了答应他的服务，并且我还可以使招生相对方便，这个就是一个营销技巧而不是一个欺骗行为。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找开脱和理由了，事实上后来新东方的出国考试项目慢慢就做大了。

　　这个办法很好用，我一下子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剩下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让学生痛快报名的难题一下子变得简单起来。我看过一个著名的饭店老板的创业故事，我读了他的故事，发现我们的起步还是有共同点的。他是怎么样开始经营的呢？

　　刚开饭店的时候，这个老板知道自己做的菜很好吃，但就是顾客太少了，没有知名度，于是他就请了邻居和他的朋友来帮忙。帮忙的人不是在饭店里白吃白喝，真正白吃的没几个，即使在饭店里吃喝的人也都是假吃，就是说给他做一道菜能坐在饭店假装吃一天那种样子的。他的那些邻居和朋友们，从饭店门口排着队等着进饭店用餐，进去绕一圈就从后门出去，然后又绕到饭店前面来排队。结果路过的人就发现这个饭店怎么那么多人排队呀？是不是味道太好了才吸引这么多的顾客登门啊，于是就真的有人去排队吃饭去了。饭店很快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慢慢地名气就有了，饭店的生意红火起来了，这就是一个扩大宣传的策略而已。

　　这就是我理解的消费心理学，我当时就是用的这个方法，超级管用。完全不用费口舌了，询问的人和免费讲座吸引来的人看一眼登记表立刻就报名了。以前每来一个人我至少都得跟他讲半个或者一个小时，跟他讲到他对我这个老师很服气了，他才会报名。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了，我几乎就是坐在那里等着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交费了。

　　等到后来，基本上就是半年以后，假登记表就不再需要了，半年以后变成了学生想报名听课却报不上名的那种感觉了。老师有限，场地有限，一个班的名额就成了抢手货了，而且最初的时候我也只能设一到两个班。比如说是选择一个200人的教室，我不可能无限地招学生，其实最多的时候我200人的教室招到了300人，那么后面100人就是没座位的。当时就买了好多小椅子，教室的每一个过道里都摆得满满的，现在看这样的教室完全不符合消防标准，好在当时也没有人查消防。

　　当时租的教室大多是属于北大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房子，不用我们自己管理。学生对托福考试的需求很大，我的生源问题又解决了，培训班很快就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数量，基本上新东方就是这么做起来的。

　　这期间的教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次我扁桃体化脓，导致高烧不退，夏天接近四十度的天气居然冷得浑身哆嗦，但是我的课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于是我穿着军大衣，披上棉被，哆哆嗦嗦上完了5个小时的课。还有我女儿出生那天，医生说预计出生时间是晚上9点，可是我晚上6点半到9点半有课，我一咬牙把老婆扔在医院就走进了课堂。等我上完课后冲回医院，我女儿已经睁开眼睛开始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没有任何预告就停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上课刚几分钟教室就一片漆黑。学生辛辛苦苦挤公共汽车来到教室，再让学生回去于心不忍，我就给每个学生发一根蜡烛，停电后一起点燃，几百根蜡烛在阶梯教室里闪烁着光芒，我就在烛光下声嘶力竭地讲课。这个场景很多新东方的学生都提到过，确实很震撼人心的。

　　最初招生的时候，培训费都是自己定的，可高可低。物价局对于民营的学校基本不限定，只要觉得收费不过分就放过去了。但收费标准还是要报物价局的，这是国家管控的，必须要报物价局核准的程序。每年我都要去物价局盖个章，新东方的收费标准都是我亲自定的。

　　但是最初招生的时候，也就是在1991年我用“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名义办学的时候，招生的学费比社会其他民办培训班要低一半。别的学校一个学生收200元，我就收100元，别的学校收320元，我收160元，所以我的培训班人数往往涨得最快。

　　大家认可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教学水平确实还可以，在学生中的口碑不错。第二个原因就是价钱便宜，钱花得少，学到的知识并不比其他学校少，所以人数就暴涨。等到报名人数不断增长的那时候，我收学生的费用其实也可以水涨船高了，也可以按照普遍的行情重新定价了。但我心里明白新东方要想长远发展就必须保持低价策略，因为我刚开始办学，价格太高肯定吸引不到人，但是我也知道，只靠低价格也是吸引不了人的，必须有招生的一些策略和实际教学成果。

　　就这样，我用“免费讲座”和“假登记表”这两个办法就把招生和报名的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到处贴广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有人说“新东方靠一把刷子起家”也可以，因为新东方在创业的过程中，贴出去的广告基本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了。

　　警察给我撑腰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

　　到1993年年底的时候，我已经招聘了一些员工，学校的规模也壮大了。我就不用亲自去贴广告了，更不用亲自到北大贴广告了。这个时候我就专门雇了几个安徽的员工在这儿贴广告，实际上这几个员工最早在1992年就开始贴广告了。

　　看到刷子在广告柱上刷上糨糊，把广告贴上后，心里就觉得可以看到希望了。寒冬腊月确实很冷，但一想到广告后面学生的出现，就可以想象到学校慢慢做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抱着极大的希望四处贴广告的。

　　1992年这几个员工贴广告的时候，“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已经比较红火了，知名度也有了，每一期开课人数都是满满的。这样一来，我周围的几家培训机构就感到了超大的压力，他们就不好招生了。这几家培训机构的人还不是有文化的人办的培训机构，都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办的。比如说下岗职工，一些有赚钱眼光的超前个体户什么的，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租个条件好一些的教室，招聘几个教师就开设了培训机构。他们一看自己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而我这儿的学生人数在增加，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抢生源，最直接的冲突就是大家相互间打起了广告战。

　　广告战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把广告贴在广告柱上，当时北京有那种圆筒形的广告柱。我雇的人在广告柱上贴一圈广告，贴完后离开不到15分钟就被别人的广告完全盖住了。没办法就只有再去贴上一圈广告，把他们的广告再盖住，再过15分钟他们又过来把我的广告盖住。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纠缠了起来，谁也没能压过谁。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形成暴力冲突了，冲突的结果，那边的人比我这边的人更加狠，拿出刀子来就把给我贴广告的人给捅了三刀。事情发生之后我一边把我的手下送到医院，同时把这个事情就告到了公安局。结果报案了一个礼拜之后，公安局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再去问的时候公安局的人就说了，我们现在连重大的刑事案、杀人案件都处理不过来，你这打架斗殴的事情只算小事儿，我们现在没这个精力办这个案子，先往后放一放，你回去等消息吧。

　　当我再进一步深入了解以后，才发现对方已经跟公安局的人吃过饭，打过招呼了，实际上，公安局的人就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了。这个事情不能这样拖下去的，可是我和公安系统的人一个都不认识。为了早日解决这个事情，我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就是跑到公安局的门口去，到北大刑警大队的门口待着去了。我在那待着，看哪个警察能够跟他说上话就聊上几句，最后就认识了一个中年的、长得挺慈祥的一个警察。我就把他叫到一边，我说我有点事儿要跟你说。他说，你什么事儿啊？我说我是北大的老师，现在自己出来办了一个小小的培训学校，其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认识认识你们，我说咱们到对面小酒馆里去喝点酒行不行？

　　刚开始的时候不能说有事相求啊，我一说他肯定就不会去喝酒了，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他变成朋友，或者说是非常想和他成为朋友。后来喝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因为已经拿起二锅头共饮了，这个事情就说得比较自然了。没想到他还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他说俞老师，这个事情我也可能帮你解决不了，但是我到星期五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政委请出来跟你吃饭，到时候看看政委怎么帮你处理这个事。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我在中关村一个叫做香港美食城的高档饭店准备好了一桌酒菜。饭店就在黄庄这一片，就在我那个楼旁边的一个饭店，现在新东方大楼旁边的那个位置上。不过现在早就没有了，城市规划的时候已经被拆掉了。

　　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我就提前来到饭店，当时我还叫了新东方的另外一个男老师一起去的。这个老师就是现在北大外事处的那个处长，他陪着我一起去的。一来是帮我招呼一下客人，二来也是给我壮壮胆、活跃一下酒桌上的气氛，毕竟和他们打交道我这还是头一回。

　　警察一下子来了七个人，从政委到他的手下都来了。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一看这七个警察的到来我就有点发蒙了，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应酬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有些打怵。不像现在这个时候经历的场合多了，跟人喝酒、吃饭、应酬，几乎是应付自如了，没话也能找话说，天南海北地神侃了。那个时候没话找话也说不了的，因为实在是没有共同的或者是相近的经历，想找个他们感兴趣的话题都不大容易。我跟他们讲北大的事情他们不感兴趣，我又不知道什么社会上的新闻、趣闻。他们对我的职业也不是很了解，完全是相隔非常远的两个职业，更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如果我要是讲英语培训的话他们更加不感兴趣了，我那点事儿就是一个员工被捅了，请他们帮帮我的忙，就这么简单。所以坐在一个桌上，聊天的话就有点少。

　　我是请客的，是东道主，为了不冷场，酒桌上就得有气氛啊。他们也都是爽快的人，所以我就想跟公安局的警察喝酒吧。原则上我每次喝一斤白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斤白酒的前提是得一边吃菜，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喝上两个小时，是没一点问题的。但是那一次，白酒我是以最快的速度喝下去的，这就和平时的喝法不一样了，这就一定会有问题的。因为不管是胃还是肝都受不了这种强烈的酒精的刺激的，而且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喝下去的。

　　当时我跟这些公安局的人完全不知道讲什么嘛，也不知道该讲什么，那唯一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大哥，我敬你，干了。我起来一敬，原则上应该是全部敬，我一杯，他们每人一杯就喝下去了嘛。但是有个警察这个时候说，俞老师，你要我们帮忙，我们是不能这么喝酒的，你一人干一杯还是必须要的。

　　一人一杯，当时的酒杯还没有现在这么小的白酒杯，都比现在的这个酒杯要大得多，一杯就差不多有半两。我和每个人敬一杯，一圈下来以后，差不多半斤酒就喝下去了；再吃一轮菜又敬一圈，不就是一斤的量了嘛；再吃一轮菜，半个小时不到又来一圈，三圈下去一斤半白酒喝进去了。

　　很快我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紧接着我就失去知觉了，吃着吃着我就滑到桌子底下去了。来跟我喝酒的警察一看也紧张了，酒也不喝了，饭也不吃了，马上就用警车把我送到了中关村医院。因为他们也吓坏了，说这要是酒精中毒，事没给人家办成，结果把这条人命给弄没了，我们这七个人那还了得，回去全部都得受处分不说，怎么和人家的家属交代呢？

　　所以警察就让医院全力抢救，抢救的时候，陪我来的这个男老师，他骑着自行车发疯似的赶回去找我老婆。当时我老婆正在中关村二小的破房子里招生呢。他冲到二小找到我老婆，说俞老师喝酒喝多了，已经喝醉了，现在酒精中毒，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抢救，你赶快去医院吧。

　　我老婆一边给学生收钱，一边说俞敏洪要是喝酒喝死了，那全世界喝酒的人都得醉死。为什么她这么说呢？一来她知道我的酒量挺高的，很少遇到对手；二来她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蛮有生命力的。所以她并没有害怕，而是不紧不慢地赶过来。到了医院看到我晕在那儿打着点滴，输着液，还有一口气在，就放心了。

　　五个半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酒劲还没完全散去，当时觉得超级委屈。醒过来的时候，那个警察也站在我面前。他说俞老师你总算醒过来了，大家都被你吓死了，以后再也不敢跟你喝酒了，你有什么事情我们还是会帮忙的，只要你不做违法的事情，我们会秉公处理的。说完他就走了，这事到后来才办利索，我们也不能说当场就要办，这也不现实，也不可能。

　　这个警察走了之后，病床边上就剩下了我老婆，还有我老婆的姐夫。我老婆的姐夫当时是被我请过来帮忙的，因为当时都用自己人的嘛，病房里还有我这个老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再也不干了，怎么说都不再干了，坚决不干这个培训学校了。然后一边哭，一边抱着我周围的人，号啕大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当时就是坚决不想干了，把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关了，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委屈太大了，实际上还是酒精在起作用，大脑根本不受控制。也可以说是一种发泄吧，把多日来的不愉快全都倒出来了，发泄过后也就好了。

　　再过了两天，我又去找公安局的人。他们说俞老师，我们把你们这些培训机构的人都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大家一起谈谈。前面的事情我们就不处理了，毕竟人伤得也不重，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是后面的事情我们来帮你们协调一下，就是让大家知道你也是有朋友在背后帮忙的。这样做实际上是最好的办法，把后面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就会避免类似的矛盾。

　　随后公安局的政委，刑警大队的政委都出面了，把这些培训机构的头头都叫过来了。严肃地说如果你们还像以前这样乱贴广告，到处贴、抢着贴是不行的。今后你们所有的培训机构在这个广告柱上都必须固定好一个位置，谁也别占谁的位置。以后不允许再打斗了，谁打斗我们就找谁算账，而且我们现在知道俞敏洪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今后大家都互相照顾着点。政委的话很有作用，这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再跟俞敏洪的人打斗，警察就会找他们算账的，就等于是用保护我的口气在说话了。

　　最后公安局的同志们工作也做得很细致，把教育局的负责人也给叫过来了。提议说这个广告柱一人一块，大家各自选自己的位置。因为当时中关村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互相打骂的事常有发生，所以大家就当场在这个广告柱上面挑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机构广告贴在这儿，你那个机构贴在那儿，以后永远就在这个位置，谁都不要去覆盖别人的。教育局的负责人也认可这样做，选位置的事就这样定了。我就让别人先挑，公安局的同志说俞老师你先挑，你先决定要哪个位置后，再让他们挑。

　　我的这个待遇实际上是我用半条命换来的，警察也确实是在给我撑腰，让我先选。最后我坚持说让他们全部挑完了我再挑，他们当然也没客气，最后给我剩下的那一块就是柱子最底下的那一块，我就要了这一块。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最不起眼的广告位我也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已经发现了免费讲座的威力，所以不再是纯粹依赖贴广告来吸引学生了。但是，其他的培训机构没有一家像新东方一样有魄力做免费讲座的，我当时已经打定主意，就把宣传方式的重点放在免费讲座上，这个效果肯定会比贴广告的效果好。

　　我必须培养出和我一样的员工来

　　新东方前期，招聘来的学院派的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与我所创立的培训风格不大一样，而且每节课的授课内容也相差悬殊。

　　学院派的阅读老师完全是按照大学里教授英语的方式，按部就班地把每一句话拆开来讲解，语法点、词汇等给你分析半天。结果一堂课下来，一段阅读理解都不能讲完，而我在课堂上阅读理解一讲就是讲七到八段。

　　学院派的听力老师授课，一堂听力课下来也就是讲解十句听力，而我一堂课就能讲一百多句。最后听课的学生就开始反映，说我们在这些老师的课上得到信息量不够，这是第一个不满。第二个不满，他们讲课方式完全是学院式的，而不是针对考试、应试特别设计的，这些授课的老师他们自己都没考过托福，所以不可能指导学生通过考试取得高分。第三个不满，这些老师授课时完全没有激情，没有活力，既讲不出语言的魅力，也没有幽默感，更没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为学生的普遍不满，最后的情况是这些学院派的老师全都提前“下课”了。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一样，每个人对专业的理解程度和表达程度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能否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巧妙地表现出来将决定这个老师的发展方向。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国古代有一次画师之间的比试，要求的主题是：深山藏古寺。画师们纷纷立足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巧妙构思，各显神通。

　　有的画师画出了第一种意境：古木苍郁的山林中，古寺露在半山坡中。有的画师表现出了第二种意境：山林中隐现寺院的局部。还有更少数人画出了第三种意境：山林中只露出一只旗杆。只有一个画师画出了第四种意境：一个小和尚在山脚下的小溪边打水。

　　最后大家一致公认第四种意境的画作是立意最深远的，技惊四座，拔得头筹。第四种意境好在哪呢？巧就巧在这位高明的画师，没有画古寺，但是通过和尚挑水暗示出这附近一定有寺庙，而且庙一定在深山中，画面上看不见。这就把“藏”的意境表现出来了。

　　这就是巧妙的表现，我也是从学生走来，而且为了高考还参加过辅导班。我就想，如果我来讲的话，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学生、吸引学生。我1988年开始考托福，第一次考托福我就考到了653分。1989年第二次考托福考了663分，托福满分是667分，我距离满分只有微小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考试其实就是一种衡量的工具，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喜欢考试也得面对，这就是现状，谁也不能改变。无论是出国、考研或者是四、六级考试，考试都只是一个梯子。登上去了就能到上一层，登不上去就只能在这一层待着了。虽然很多学生能够在考试中取得很高的分数，但不一定就代表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就达到这个高度了。这是很无奈的事，不管怎样，学生还是得通过这种考试的方式获得认可吧，总得有高低之分吧。

　　考试是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获得那一张“通行证”。有考试就有应对考试的技巧，就有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埋头死学是不得其法的，我们应该尝试和接受这些应试技巧。关键在于成功通过考试之后，学生能否真正发挥出自己的实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连通过考试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走得更远？怎么能在另一个层次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呢？

　　所以说，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托福考试的过程中，我把中国流行的50道托福题都做了个滚瓜烂熟，让我去教托福的考试内容，我等于是驾轻就熟。随便哪个题目放在面前我都可以给学生讲，就是因为太熟悉托福了。而那些老教授们肯定是不会去考托福的，更加不会去研究怎样考托福才能得到高分。尽管他们的英语能力十分高超，取得的成绩也很卓越，能把每句话讲解得十分清楚，但是这些都不是针对考试的要素去讲的，他们只是按照教学的方式讲的。

　　所以就给我留下一个成功的空间，他们对托福的不熟悉却给我留下了一个缺口，我沿着这个缺口往前走，很快就柳暗花明。托福的神秘面纱在我面前变得无比透明，我就这么轻易地破解了摆在众多托福考试学生眼中的难关，通过大家的口耳相传逐渐有了名气，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在北大的时候，执教三尺讲台，前面那几年教得确实挺枯燥的，因为发现自己的教学水平还不够，讲课水准不高，口头语言也不流畅，中文说得不好，英文也说得不好。但是，在北大的后两年，我的教学才突破了某种瓶颈，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就是面对学生也不再害怕了，自信心十足，在课堂上也敢胡侃了。

　　在北大上英文课的时候，有时不给学生讲英语课本的内容，而是给他们讲《圣经》，把《圣经》拿出来当范文读，把希腊、罗马神话拿出来读，把最好听的英文歌曲拿出来分析，把歌词讲给他们听，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了现在的这种授课风格了。等到在校外上培训大班的时候就更加游刃有余了，因为在北大我上的课也就是四五十个学生，而外面的培训常常是100人以上，甚至到了200人这样的规模。面对这样更庞大的学生群体，我就去琢磨怎么样能够吸引这200个学生的注意力，很自然的，我就会把励志、幽默和授课结合在一起讲，对题目进行更加到位的分析，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最初我一心一意地搞英语培训，先是为别人教书，后来我就发现自己干能挣更多的钱，就与东方大学合作办了这个外语培训中心。先是搞TOEFL培训，后来又发现开GRE班比开TOEFL班更受欢迎，于是就开始开GRE班。招来了几十个学生才发现没有任何老师能够教GRE的词汇，我只能自己日夜备课，拼命翻各种英语大词典，每天备课达十个小时，但上课时依然捉襟见肘，常常被学生难倒，弄得张口结舌。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我开始拼命背英语词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贴满了英语单词，最后居然弄破了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男子汉不发奋则已，一发奋则几万单词尽入麾下。结果我老婆从此对我敬畏恩爱，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后来就有了新东方学校，就有了《GRE词汇精选》这本书。最早写这本书时，中国还没有普及电脑，我就用一张卡片写一个单词和解释。在写完几千张卡片以后，再按照字母顺序整理出来送到出版社，结果出版社不收卡片，我只能又把几千张卡片抱回家，我老婆就在家里把一张张卡片上的内容抄在稿子上，每天都到深夜。书终于出版了，由于用了红色封面而被学生戏称为“红宝书”。后来为了不断跟上时代，又几经改版。由于有了电脑，修改起来也变得容易，不再需要任何人伏案抄写。但对我来说，这本书唯一的意义，就是直到永远都留在我脑海中的——我老婆在灯光下帮我抄写手稿时的美丽背影。

　　我教英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我能够把最复杂的英语句子、语法结构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解清楚，让课堂里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听懂。所以，在我的课堂里面就会发现，托福考200分的人和托福考600分的人都坐在课堂里听，听完以后，下课他们都说很有收获。

　　最后，我就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的所有老师，不管多少人听课，都要有掌控课堂气氛和听课效果的能力。新东方正式成立前的最后一个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00人的规模，就是1993年还没成立新东方的时候最后那个班。那么面对400人的听课规模，所有的老师必须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同时抓住这400人的注意力来上课。所以就很自然地要求老师通过不断地琢磨，把这个授课模式不断地完善化。

　　随着学院派老师的离去，新的老师没有到位，我只好随时顶替上，这一段时间把我自己也累得成了“半条命”。因为当时我定了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不好，你可以把老师轰走。”最后的结果呢，这些老师真的都被“轰走”了，我只好各个教室乱串，临时担负起“消防员”和“救生员”的工作。疲于奔命的授课、代课突然让我的工作量激增，一段时间下来，就有些吃不消了，每天讲到嘴发干，声音嘶哑。

　　我时不时想起评书中的一句老话“一块好铁能打出多少钉”，虽然我能再吃些苦，多代几堂课，但这样下去绝不是好事。一旦某一天我真的讲不出话了，整个学校就面临着停转的可能。我算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只靠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我必须培养出一批和我一样的老师来。

科夫维奇斯基 · 发表于 2012-8-6 01:23

成功的品质

《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当代中国出版社作者：优米网

　　第一章成功的品质

　　无论出身怎样都要自强不息

　　从出生到18岁，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庄里生活，和我的童年伙伴一样，每天看到的都是相同的风景，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乡邻。我本来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娶妻生子，在土地上劳作，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日子中慢慢变老。

　　但老天偏偏让我降生在长江边，又偏偏在我家的东边生成一座五十米高的小山，爬上这座小山，长江便一览无余。那时候还没有污染，可以极目远眺，看得很远很远。一些船从江边过来，又消失在江边；一些云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于是我就开始好奇，天的尽头到底有什么？如果我坐上船能够到哪里呢？感谢我的几个亲戚，因为他们在上海，于是在我8岁的时候，母亲决定带我到上海走一趟。坐船半天一夜，终于到了上海。这次旅行，长江的壮阔、吴淞口的苍茫、上海的灯光、街道的繁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此，我的心开始渴望旅行，幻想着长大后要走出村庄，走向更远的地方。

　　为了能走出农村，我一连参加了三次高考。1978年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因为考上的人很少，我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吧。我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我们大队初中教英语的老师怀孕回家生孩子去了，学生的英语课没有人上。校长听说我高考是考外语的，就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去教初一学生的英语。我当时才16岁，既没有当老师的想法，也不敢去。我妈一直认为我是一块当先生的料，不应该干农活，就拼命鼓励我去，说这是一个机会，说不定就能够离开农村，不用天天种地了。当时的老师是二十多块钱一个月，这个待遇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了。就这样，年仅16岁的我成了代课老师。

　　我就边代课，边复习，这样复习了大概八个月以后，1979年的高考又开始了。这一年的高考我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这个时候，那个英语老师也生完孩子回学校了，我的课也代不成了，只好再次回到了农村。

　　第三次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我带领同学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这个班是1979年10月中旬开课的，到1980年春节的时候，我的成绩还在倒数第10位。当年的寒假就放了一个礼拜，我一天没落，整天背课文。结果，四五十篇课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不知不觉我超过了很多同学，在1980年3月份第二学期的时候，我的成绩就变成了全班第一。

　　1980年的高考开始后，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我们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考完以后，我估计自己能考400分，结果只考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8月底，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妈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就回不来了，尽管没老婆，这次把结婚的酒席也一起请了吧。就把家里的猪、羊、鸡全部杀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我们村里的人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大卡车，把我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我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我进入了北京大学。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这次到北京去上大学，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火车。我考大学考了整整三年，自己也没弄明白是什么让我坚持了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死背语法和单词。

　　学生时期的生活是非常美好的，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不过我的大学生活还是有些孤独和自卑的，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大城市之后的转变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四年大学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周末可以走出校园，到北京的周围去爬山，我曾经无数次坐在香山顶上看夕阳下山和那些连绵起伏的山。

　　上学的时候我几乎不大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就带着明显的江阴味道，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说英语也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我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天天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里模仿播音员的发音，但是直到今天我的普通话还是讲得不好。

　　课堂发言对我来说，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一次说英语都是个难关。我的英语老师曾说除了能听懂我说的“俞敏洪”三个字外，其他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我不是一个逃避的人，分到C班后，我就开始想办法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的记忆力很好，于是就在听单词、背单词上下苦功。每天我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随身拿着小收音机，只要有时间就收听广播。不分任何时间，就连到了寝室关灯的时候我也不休息，一到熄灯时间，我就跑到走廊尽头有灯的地方，继续听英语。

　　我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词汇、语法、阅读上，我的目标就是成为单词专家，或者说先把基础打好，口语可以慢慢练嘛。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就迅速提高了，不管什么单词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里了。那个时候我还有个外号叫做“单词王”，我就是他们眼里的一部英语“大百科全书”。班里的其他同学都说我当时听外语听得两眼发直，蓝汪汪的，像饿狼一样。

　　大三第一学期的时候，我被诊断出患了肺结核，必须休学一年，卧床养病。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下子懵了，好不容易赶上了班级的学习进度，学习的劲头正旺，却要休学一年。我被送进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山区的结核病疗养院，这个疗养院的围墙尽管很高，但在楼上的房间里却能看到周围的山。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年的四个季节，正好看全了山的颜色，春天粉红的、夏天青翠的、秋天火红的、冬天萧瑟的。在医院的门口，还有一座小山，山顶上刻着冯玉祥写的“精神不死”四个大字。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爬这座小山，对着这四个字发呆。后来身体好点了，医生允许我走出大门，我就去爬遍了每天从医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的那些山峰，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很寂寞的。

　　那一年休学养病的时间也是很痛苦的，觉得在学习上刚刚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很不甘心，不过我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既能养病又不耽误学习的好方法。刚进北大时，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名著，更不知道黑格尔、康德是谁。同学们都觉得我没什么见识，为了和好友赌十元钱，我曾经花了5天时间，每天背10个小时，把《离骚》背完了。实际上换个思维方式看问题，那些天天批评、挑刺，哪怕是在后面说坏话侮辱我的那些人也是自己的朋友或者另一种身份的导师吧。休学的这一年，我读了600多本书，平均一天两本书的阅读速度，将中国历史和文学典籍看了大半，什么《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论语》、《曾国藩家书》、《三国演义》……只要我能找到的、有名气的书，我基本都看了。也就是在医院的这一年，我读完了《徐霞客游记》。

　　我希望这些书能在培养文化素养方面给我帮助，我用的就是填鸭的方式，先存放在脑子里，等着日后慢慢地消化。说起来，那个时候的书都没白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的价值观念和看待问题的方法。

　　要把自己当成面粉不断地“揉”

　　因为中途休学了一年，我在北大实际上是留了一级，所以无论是我同届的还是下一届的都不认可我是他们的同学。我是从北大的80级转到81级的，结果80级和81级的同学几乎全部把我忘了。当时我的同学从国外回来，80级的拜访80级的同学，81级的拜访81级的同学，但是没有人来看我，因为两届同学都认为我不是他们的同学。我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悲愤，非常辛酸，甚至自己在房间里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两批同学统统杀光。

　　现在，我明白当时那种心态是错误的。打一个比喻，当一个人还是地平线上的一棵小草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在遥远的地方就看见你？即使走近了，别人也可能会不看，甚至会无意中一脚把这棵草踩在脚底下。想要别人注意的话，就必须变成一棵大树。人是可以由草变成树的，不管是白杨树还是松树，人们在遥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在地平线上成长的你。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去责怪那些同学了。现在，我多少也做了一些事情，两届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他们优秀的同学。因此，我不可能强迫别人承认自己，一定要自己通过行动证明自己。

　　这五年也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我也想过主动追求女生。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学生时期，我基本将时间都花在学习英语和读书上面了，也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人际关系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已。我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就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首先我是从农村来的，普通话讲不好；其次，又产生了自卑的情绪。所以，除了跟宿舍的几个人认识以外，跟北大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在大学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参加任何大学生社团的活动。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大学生的团体活动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它对一个学生锻炼自己的心志，锻炼自己开朗的个性，锻炼自己与人交往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在学校里锻炼出这个本事，所以说，我在北大求学的五年，过的是一种比较单调的苦行僧的生活。

　　回头看看求学的那段时间，我还是很有收获的。就像我曾说过的“揉面定律”一样，很多意志力较强的人遇到困难、打击、失败、挫折的时候，不是绝望地放弃或者顺从，而是更能适应这个处境，就像是往面粉中间掺水一样。掺水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揉，最后慢慢就变成了面团，再拍就散不了了。继续往后揉的话它就变成了拉面，你可以拉，可以揉，可以变形，但是它就是不断。

　　比如说，人生的某个时刻，或是一个人还未问鼎成功的光环之时，必须“沉潜”在深水里，少安毋躁。只有修炼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远走高飞的大鹏鸟。相反，一个人若不能适应这种环境，那么他的人生很难有真正的成就。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只是自大、傲慢过，那么我一定很浅薄。当年自卑的感觉也是一种磨炼，能让我在很多情况下都能沉住气，能比别人多想一些、比别人多看一些。

　　不管怎么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也是提升了我人生价值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终走向了世界。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在北大有很多事情特别让我感动。比如说，我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就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我问他：“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眼睛从书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吧”，他说：“我已经忘了。”

　　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我的手脚比较灵活，一劳动就能干得很好，这在当时可是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这一点我绝不撒谎。14岁的时候，我们整村人插秧，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我。说获得过县插秧冠军，那是假的，但是呢，在我们村的插秧比赛我可真是第一名。干其他的农活也是手脚特别得快，农村的所有农活我都是一把好手。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积极主动地打扫教室卫生。

　　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却永远没有排到前面去的时候，我在小学、中学，成绩都在20名之后的。但是我常常会被评为卫生委员，大家认为我扫地特别干净，就选我做卫生委员，其实就是家庭的劳动习惯延伸到学校去了。

　　到了北大以后我还是保持着这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做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1995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即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以下简称为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

　　质朴做人，本分做事，坦诚待人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和朋友交往不留私心。也许就是我人性中单纯、善良、朴实的东西打动了和我交往的人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我工作和生活中的好友。也许就是这样的为人处世风格，我很有人缘，交际圈子也越来越广泛，其实我也没什么秘诀，就是质朴做人，本分做事，坦诚待人。大概是现在冷漠的人太多了，我的坦诚反倒帮我赢得了真正的朋友。

　　我在创办新东方之初，给学生做免费讲座，需要找讲课地点。那个年代中关村礼堂是比较大的了，可以容纳1200人，再有就是北京图书馆，可以容纳1200人，这都是我免费讲座首选的地方。当时北大还没有现在的北大纪念讲堂，北大纪念讲堂当时叫做北京大学第三食堂，平时学生还在里面用餐，只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才临时作为讲座的课堂，听课的学生也是各自搬着椅子进来听的。又过了几年，北京大学第三食堂才由搬椅子变成了固定座椅，上面的屋顶以及其他设施都没变，完全是把1500个座位一排排地固定好的。直到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98年才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后期还多次租用过北京大学的这个礼堂，但是有一段时间被北大的校领导知道了就不允许我再租用。理由是原北大老师俞敏洪曾被学校严厉处分过，现在又回到北大扰乱教学秩序和学校环境，每一次都从校外涌进那么多人听课，把北大校园安静的秩序弄得一团糟。北大既然这样说了，校方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有个阶段就不在北大这里举办免费讲座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北大那个礼堂的主管后来成了我的哥们儿。和哥们儿在一起，我们经常喝酒。只要是喝酒，我就比较厚道，从来不在酒量上偷奸耍滑。那个时候的人际交往很简单，有的时候就给他们送包烟。当时还不知道送钱，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要收钱，就是送包烟或者送一条烟，表表心意罢了，结果大家都很开心，就当哥们儿之间一种挺随意的你来我往。我就跟礼堂的主管喝过两次酒，他觉得俞老师这个人挺义气的，幽默风趣，没有任何架子，后来想方设法地在租用礼堂上给我提供便利。还有北大校卫队的队长也跟我变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聚聚。后来我打造社会关系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熟练了，我也渐渐习惯了人际交往，这样一来的话，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新东方的成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别人五年干成的事我干十年

　　我做事就是比较有毅力，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特点，我比较喜欢持续不断、长期性的努力。新东方能做到今天，跟我这个特点也是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担心别人比我做得更好或是更快，我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但我的结果不一定会比别人的差。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课文都背完了，我还没有背完。别人用一天背完一篇课文，我可能要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但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课文背完，要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背完以后，我就忘不了了。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一直是苦闷的，第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是英语水平一塌糊涂。记得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在学习上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轻松地在北大毕业后又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了整整四年播音员。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里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最底下爬到最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再爬。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中的人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但是只要努力了，蜗牛也是可以取得雄鹰一样的成就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我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

　　找个能打磨自己的女人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太容易抢占先机，因为天性有点与世无争，反映到学习和追求上就是不够上进，或者说没有进取心。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年我在北京大学修完了全部学业并且留校任教了。我当上了北大英语系的老师，一个星期授课八节，月薪60元。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多么优秀才留校的，而是因为当时北大公共英语迅速发展，师资严重缺乏，结果把我这个中英文水平都残缺不全的人留了下来。尽管当时我的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我却很喜欢北大宁静的生活，而且能当一名老师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按照北大相关的管理规定，学校还分给我一间八平方米左右的小地下室做宿舍。我每天在北大分给我的这间八平方米的地下室里自得其乐，天天在见不到一丝阳光的房间里读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个楼房的下水管刚好从我房间旁边通过，24小时的哗哗水声传进耳朵里，我把它听成美丽的瀑布而不去想象里面的内容。后来北大可怜我，把我从地下室拯救出来，让我搬到了北大十六楼同样八平方米的宿舍里。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能见到阳光，把我感激得涕泪横流，决定把一辈子都献给北大也值了。

　　当时很多人都向往我这样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经过青年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中年到来以前取得些工作成绩和顺利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出书、晋职称、做教授了。在自己喜爱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创造一个个的辉煌战绩，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荣誉的奖杯上，让自己的成长经历成为年轻人奋发上进的指南。

　　我工作上比较努力，这得易于我学生时期养成的一些好习惯。我第一次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是在1985年，刚开始面对学生的时候心里很紧张，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学生们也都喜欢我，因为我生性幽默，课堂气氛非常好，讲课的水平也提高了。不过，即使我当了老师之后，我还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的朋友并不多。虽然我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教师圈里却没有什么交往，我还是游离在大家的视线和交际圈子之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全国上下出国潮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出国几乎成了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当我还埋头教书的时候，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友却开始悄悄准备去美国了。虽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适应了北大安逸的生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些都是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得到的。没有大的惊喜，也没有大的波折。然而，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他们一心想的和做的都是出国。

　　我是一个对周围的事情发展很不敏感的人。到今天为止，我对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变化依然反应迟钝，认为这是大人物的事情，和我这样的一介草民没有太多关系。我对周围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反应也很迟钝，认为这是人家的私事，我没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私事。在这种迟钝中，我周围的世界和人物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已经向世界开放了，出国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我周围的朋友们都是奔走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迅速嗅到了从遥远的国度飘过来的鱼腥味，偷偷地顺着味道飘来的方向前进了。当时大家联系出国都不会让单位知道，甚至不愿意让朋友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发现周围的朋友们都失踪了，最后接到他们从海外发来的明信片，才知道他们已经登上了北美大陆。

　　看到他们都出国了，我依然没有生出太多的羡慕。我一直认为能从农村出来进入北大就已经算登天了，出国留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不敢想的事情，还是顺手拿本《三国演义》读一读比较轻松。但不幸的是，我这时候已经结了婚，我不和别人攀比，我老婆会把我和别人比。她能嫁给我就够为难她的了，几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如果我太落后，她这脸面往哪里搁呀？突然有一天我听到一声大吼：如果你不走出国门，就永远别进家门！我一哆嗦后立刻明白我的命运将从此改变。后来我发现，一个女人结婚以后最大的能力是自己不再进步，却能把一个男人弄得很进步或很失败。

　　老婆的一声吼远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1988年开始我就被迫为了出国而努力学习。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她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一脚把我从床上踹到地上。我化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终于考过了TOEFL，又战胜了GRE，尽管分数不算很高，但毕竟可以联系美国的大学了。于是我就开始选专业，我平时虽然涉猎甚广，但对任何专业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和研究。我就病急乱投医，几乎把美国所有的大学都联系了个遍。美国的那些教授们一个个鹰眼犀利，一下就看出来我是个滥竽充数的草包，连在太平洋一个小小岛屿上的夏威夷大学都对我不屑一顾。

　　没有愿意给我提供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学校，我只能自己准备这一大笔学费了。去美国至少需要2万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得十几万，现在来看这个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一年，我为了积攒赴美国求学的各种费用，就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代课，挣出国的学费。我们悄悄在其他的几个学校的培训班里代课，代课方式很有效，最大的收获就是代课费很高，一节课30元，十节课就是300元。我的个人收入很快就增长了起来，当时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久，这笔天价的费用就可以准备充足了。校外代课能获得高回报的这种激情就像一团火，熊熊地在我的心里燃烧着，那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控制快速增加收入的渴望了，在课余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代课的工作中。

　　从1988年到1990年，我为出国先后挣扎、拼命了三年。虽然我在校外代课的收入挺可观的，但是这些钱还是没能满足我前期申请出国各种花费的需要。在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和代课收入之后，我还是因为缺钱致使出国读书的梦想破灭了。

　　当时我老婆对我也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我就拼命地努力学习、赚钱。第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拼命想出国，没有成功，我就转了个方向继续努力。第二步的努力方向就是我必须要让家里有钱花，这样我就可以让老婆对我的危机感往后延续一点，尽管当时我不觉得能够解除这个危机感。当时有钱花的标志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老婆是天津的，我是江苏的，我在长江边上，她在海河边上，所以都喜欢吃鱼。我们两个都是工薪阶层，都是大学里的普通老师，因为没有钱，我当时买鱼就专门买死鱼，因为死鱼只要两块钱一斤或一条这样子，活鱼就变成了六七块钱。我记得的一个转折就是，我到外面上培训机构的课以后，开始是一二百块钱一个月，后来就变成了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当时我老婆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我们住在北大的宿舍里面，所以她从中央音乐学院回来以后肯定不能给我做饭，晚上一般我就负责做饭。记得有一次她下班回来以后，发现鱼汤是用活鱼做的，就很开心。那天晚上好像就成了我们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她开始对我变得温柔了，因为能吃到活鱼了。

　　出国不成，积蓄也花光了，好好活下去便成了我的第一选择，于是我每天晚上出去授课谋取生活费用。从1988年开始，三年多联系出国的经历，使我对出国考试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大家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地为出国而拼命。这个时候北京的TOEFL、GRE培训班已经遍地开花，就连北大里面也有了TOEFL、GRE培训班。北大里面的培训班轮不到我去教，因为老资格的人把职位全占满了，我又需要钱，于是我就只能到外面去教。

　　我出去代课，这样可以额外收入一些钱，但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点点经商的头脑，看着很多同行都在招生办班，我的心思也就活了。我计算了一下，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而且自认为是一个授课顶好的教师，我只拿到了招生费用的1％或者2％的比例作为我的工资，怎么想也觉得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我觉得如果自己办培训班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比那些学校和那些老师办得更好的。这就有了跟北大的一个老师联合办班的想法，他想办法盖上民办学校招生的章以后，我们俩就在北大校园张贴广告开始招生。生源很快就突破了我们两个人的预计，而且还有些学生是慕名而来，取得了开门红，这个班的诞生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办班的过程实际上带来了什么呢？它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的学生数量的锐减，因为有一部分学生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上课了，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的英语系领导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上升到最后，就变成了北大给我了一个行政记过处分。

　　按理说，我在北大租用礼堂做讲座，北大的后勤行政主管或者校长肯定是管不到这个事情的，他们也没这个时间和精力关注我的一举一动。北大校园里还能关注我、对我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也就是给我处分的那些人，那些利益的相关者们。北大处分我表面的原因，是我在外面教了课，违反了学校的规定，深层原因则是和北大的英语短期培训班上课的学生人数减少，导致培训费的收入减少有关，引起了那些利益相关者的不满，所以我就成了北大整个英语系的死对头。

　　为什么呢？第一，管理短期英语培训项目的北大老师的收入减少了，这个项目的运作当然是这个人拿得最多的，我的培训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收入。第二，围绕这个培训项目获利的其他老师收入也减少了。也就是说，北大英语系的其他老师都在那儿教书，我瓜分了他们的生源，等于抢走了他们盘子里的蛋糕。第三，这个项目剩下来的利润在每月的月底都会分下去，每个老师都是可以拿奖金的，叫做人人有份。

　　那么我的培训班一举办，学生就流失了一大部分，很显然北大的英语老师们就会少拿这一部分，这个主管也必然就少拿一部分，当然了他们自己的上课费还是不一定少拿的。总而言之，大家已有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了损失。内心不平衡的矛头很快都指向了我，就因为我俞敏洪这么一个人，坏了大家的好事，所以我的这个处分是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的。试想，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它也不会随便处分我的。这个处分下发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处分是对的，没有人同情我，我当时确实是犯了众怒。

　　后来想想自己也做得挺过分的，断了别人的财路，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不满。但是短期英语培训项目收入的减少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即使我不出来办班，别的学校的老师也会在外面举办培训班的，一样还会分流学英语的学生生源的。所以说我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出了特定出格的事，受到大家的责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是我也想在北大校园内办的培训班多教课，多增加点收入，但是他们说我们这个培训班现在哪有你教课的地方，因为当时各个培训班都是系主任、副系主任、教授在教课，不可能为我提供足够的课时让我挣钱。所以只能是在月底的时候分那么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办法，学校里也得讲究论资排辈的。我是新留校的老师，只能排在资历深的人身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这样混吃等死，还是应该到外面去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正好，赴美国求学的机会给我提供了一个需要挣钱的理由，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我就在校外代课挣些外快，结果还被学校发觉并给了一个处分。

　　1990年的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我的处分，大意是我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等，处分决定是记大过。我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校方在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并没有和我通气。

　　我在北大第一次出名也是因为这个处分，当时北大已经有了闭路电视，这个处分在闭路电视上也播放了无数遍，用来警示其他人。对别人起到什么警示效果我不知道，结果是我在北大出名了，走在路上的时候，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把我认出来，身后常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哎，那个人就是电视中看到的被处分的那个俞敏洪。”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面子一下子被丢在了地上，任人践踏，这种滋味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当时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奇怪的眼神，一下子摆在我面前。我自己很明白，无论再怎么努力，成绩再怎么前进，我心里始终会有一道坎迈不过去了。这个处分带给我的刺激太大了，所有物质上的缺失我都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来弥补，但心理上的障碍却更难克服，我在北大待得就不那么舒心了，就想到了辞职。

　　成功是靠改变人生固有模式取得的

　　从时间上来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阶段，每个人生阶段所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从空间上来看，身处不同的位置和环境给自己设的途径也会有所改变。一般来说，做了北大的老师，实际上在全国来说也是最神气的老师了，这个工作是很好的，也很让外人羡慕的。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把自己的成长路径设置为教师，然后朝着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发展，出更多的书，成为交换访问学者，成为知名的教授。这种成长途径是在大学校园里准备做学问的人必经的一条路。我没有按这个路走而是想离开北大，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做了北大的老师，并且在北大做了近七年的老师，就觉得既然做过了，就永远都是北大的老师了。即使我离开北大，原来我当过“北大老师”的这个称号还是有的，到外面去，我跟任何一个大学的老师比，原则上我都不会产生自卑心理了。因为我在北大教过七年的学生，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说明我在教学水平上，已经可以做到比较自信了。我们到了这个位置，再看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位置很好，但是，既然已经做过了，也就可以了。

　　第二个原因，我总是有自卑心理，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在学校里和同事的关系也搞得不好，和同事之间的工作感情也不怎么深厚，这些都是我在北大继续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只会埋头教书，是不会得到领导赏识的。尤其是这个处分的背后，实际上是我得罪了整个英语系，如果我还在北大，就必须要每天面对他们。

　　第三个原因，经济回报上的巨大反差。如果说没有到外面去代课这一经历的话，肯定我就安心留在北大教书了，因为我不知道到外面去代课的甜头是怎样的。实际上当我偷偷地尝了一下到外面代课的甜头后，发现我居然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挣出在北大十个月的工资来，心里可就不安分了。尽管我天性不算是太冒险的人，但是我不太喜欢按部就班、三点一线的生活。北大其实已经给了我很大的自由空间了，一个星期上课八小时，没课时候都是自由时间，这种生活就是挺安逸的。这个路走下去，也是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但是，我就觉得这些生活好像不太符合我的个性。所以那个时候出去代课，被北大处分，再一想自己还能单干，那最后的决策很容易就向离开北大的方向倾斜了。经济上的高回报给我离开北大提供了最大的动力和诱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于把自己的思维限定在狭小的空间里，按照大家普遍接受的惯性思维去思考，走别人走过的路，做别人做过的事情。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成功是靠着改变人生固有模式获取的。所以说，我适当地改变了一下，结果就有了现在的新东方。

　　说到底，在北大当老师接近七年的时间还是给了我很多自信的，我渐渐克服了自卑的心理，否则我后来也做不了新东方。离开北大出来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带着北京大学氛围孕育出来的那种气质，学生都很服气，即使我就招一个班，我一个人讲课也能活下去。

　　放弃意味着重生

　　我办新东方开始两年的目的都是出国，当时就想着赚个一两百万的钱就去美国读书，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离开北大最初的目的是多增加些收入，这些增加的收入对我来说是有重要用途的。当时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大学，这也是我那个时期最大的梦想。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要交申请费、邮寄费等，这些费用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是蛮高的。

　　那个时候我的工资完全不能满足我去美国的各种费用，必须额外准备一笔资金才行。当时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费大概是30到50美元，这个30到50美元就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在1990年以前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学校都是免申请费的，他们知道中国来的学生没钱，允许免交申请费。但是从1991年开始，申请的人越来越多，美国就不再免申请费。我考虑到如果一切顺利，去美国的其他费用会更多，就有了在国内多积攒些钱的想法。

　　我在校外代课并不是为了追逐金钱，金钱也不是满足我心灵的东西，虽然它能为心灵的满足提供多种手段和工具，但在现实生活中，北大的处分让我增加收入的授课行为成为众人眼里的一场闹剧。金钱虽然是一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只有在我和我身边的人都觉得知足的时候，它才会带给我们快乐，否则的话，它除了给个人增加烦恼和别人的妒忌之外，毫无任何积极的意义。

　　本来期盼这个记过处分会很快过去，我可以重新开始平静的生活。虽然我不能放弃在外面的代课收入，却仍旧期待着继续在北大的课堂里面教公共英语，每个礼拜上八小时的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处分带来的压力对于我来说却一直未能减轻。

　　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到的这个处分，会一直伴随着我！如果我继续在北大工作，就永远会有压力和不公平。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那个时代我们对分房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实行房子分配制度以及单位内部审核的晋升机制。在面临这些分配、晋升机制时，学校都会拿我的这个处分来说事。比如说同样能力的老师，同一年进北大的老师在一起评选，那我肯定会被排在最后面。我被处分过，被处分过的人是没有资格和学校讲条件的，这是我觉得不应该继续留在北大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处分会对我在北大的前途影响深远。因为我留在北大，我的成长路径毫无疑问就是从助教到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个过程；房子从住集体宿舍、单身宿舍，最后分到一室一厅、两室一厅这个过程，这个处分一定会在我最需要肯定的时候带来负面影响，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隐忧。

　　还有我觉得在北大挣的工资确实太少了。如果说北大给了我处分之后，我还是出去代课，那北大的这个处分就失去意义了，就等于不给北大面子。反过来，如果辞职以后再出来代课，等于说北大也有面子了，我也有实惠了。既然我已经不在北大了，我想怎么教就可以怎么教了。我不算是冒险的人，这辈子没有真正做过太冒险的事情，我当时是有一个盘算的，在北大一个月拿200块钱，出来后自己干能拿到一个月2000块钱，这么巨大的差距对于一个人的诱惑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唯一有点舍不得的就是北大那个八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当时在中国还没有租房子这一说，所有的房子都是属于公家的，然后单位再分配给个人的，个人是绝对不敢对外出租单位分配的房子的。那个时候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北大这个八平方米的宿舍，觉得离开北大之后就没有地方住了。辞职的决定在当时是付出了极大的勇气才做出的，真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当时我妈妈刚好在北京，我妈妈说，你敢从北大出来，我就自杀。当然了，我真出来了，老太太也不会自杀的。老太太就是不理解，觉得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进了北大，在全国最高学府当老师，一步一步往上走，前景那么光明，为什么要丢掉“铁饭碗”呢？

　　如果我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都选择安静地过日子，现在我可能就是个农民，也可能是个外语系副教授，我可能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自己设计的被动生活。还好，经历了北大的处分风波，现实的情况也坚定了我的离开决心，放弃意味着重生，换来的也许是更多的回报。

　　当时做出离开北大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次激烈的心理较量，不想让自己在北大的一生都背负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每一步都要经受别人的非难和妒忌，还要承受外界的压力。能够放弃做北大教师的虚名，不再患得患失，确实让我感到轻松带来的喜悦，内心安宁带来的动力。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这个处分来的不早不晚，对我的辞职反倒是一个特别大的助推。如果没有这个处分，虽然我最终也会辞职，但是离开北大的时间不会这么快。

　　处分给我带来的冲击很长时间内都不能平息，为了挽回颜面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生活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我骨子里的不服输的劲头，恰好磨炼了我的韧性，这些年始终还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可以说是我一直保持着一颗比较坦诚质朴的心吧。正是这些折磨使我找到了新的机会。尽管留学失败，我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我反而因此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痴迷。正是这些，帮助我抓住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

　　那段时间，我权衡再三，思来想去，还是对成功和志向的渴望最后说服了自己，我毅然决定早日从北大辞职，尽快开创自己的培训事业。如果没有当初这个决定，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新东方，现在回想一下，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当时痛下决心的时候，心里的不安和期盼总是不时地在我心里激烈交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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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新书：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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