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口的前世今生

小舔短浅

​​解放初生产模范宣传海报

清德宗光绪八年农历五月初九（1882年6月24日）。浙江绍兴酿酒世家的少爷马庆常（字棣生）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是他的第五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聪明伶俐，马庆常很希望这个儿子能学习管账，以后继承他的家业。小儿子虽然没有继承他的酿酒事业，但却管得一手好帐。不仅管了中国的帐，还去管了一把美国纽约的帐，最后给全中国的所有人管了一笔帐。马家少爷的这个小儿子，名叫，马寅初。

1906年，这个酿酒世家之子，在北洋大学矿冶专业提前毕业，被保送至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并以一篇《中国的公共收入》（北洋政府）（Public Revenues in China）的论文硕士毕业。之后，他又写了一篇《纽约市的财政》，论述了纽约市财政预算的编制、筹集、监督等方法，以及纽约市财政体制的优劣等问题。他凭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该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被作为“标准性的样板著作”列入哥伦比亚大学教材，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一再重印发行。

留洋十年的马寅初，在1916年回到了国内，时年三十有四。从此他一路从北洋财政部到北大教务长，到国民政府高官，辗转北京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再到息烽集中营的阶下囚，一路从国民党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盟友。见证马寅初与共产党患难之情的“寅初亭”至今仍坐落在重庆大学老校区的梅岭之上。开国大典时，这位坚定的盟友也站在毛主席的右后方。

缺乏完善数据支撑的年代，马寅初常回浙江嵊州老家进行省亲与考察，每次回去，弟弟都会抱着一个新生婴儿出来迎接，这个弟弟最终生了9个孩子。而马寅初也不差，他两位夫人为他生了5女2子，共7个孩子。他曾说‘中国人口多是因为农村晚上没电。’结果被毛主席调侃说“你马寅初生了七个子女，是不是你家晚上也没有电啊？”。马寅初当场羞红了脸。其实在马家，能生是有“遗传”的，马寅初在家排行老五，他的父亲马庆常同样育有5子2女。马寅初的祖父同堂兄弟20人，父亲同堂兄弟15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增长率，让马寅初开始意识到新人口数量几何增长的问题。，在相继论述过中国（北洋政府）与美国纽约财政之后，他开始给新中国算一笔人口帐，这本帐，至今还在算。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超过6亿，成为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随后，时任新中国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首次系统阐述了控制人口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很快遭遇到大量反对之声，并在之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定义为右派，后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直至他97岁时，才平反，回复北大名誉校长职务。再三年后，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与世长辞，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到此结束。恰如15年后另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一样，马老算了一笔帐，提出了方向，写入国策时，他已长辞。

马寅初其提出《新人口论》的25年后，在他与世长辞这一年，计划生育被提到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然而我国的总人口已超过10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前一年已成为国务院常设机构，副总理陈慕华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届主任。至此，马寅初将接力棒交给了陈慕华副总理。 一个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一个毕业于延安抗大，两个浙江人，一个从经济学走向人口学，一位从人口学走向经济学，联手开启了新中国人口历史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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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戴英雄母亲勋章的前苏联画报

1944年，二战中的前苏联，战争减员极度严重，整个二战，前苏联总人口减少15%。为鼓励生育，当年的7月8日，前苏联设立了一项由最高苏维埃与各共和国苏维埃共同签发颁布的“母亲奖章”，这一勋章包括“母亲奖章”、“光荣母亲勋章”和“英雄母亲勋章”三个等级共6种勋章。直到今天，白俄罗斯等国过仍保留此项奖章。

高举马列主义大旗的新中国，曾大量地向前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与文化。以至于解放初的第二外语并不是英语，而是俄语。在老一辈人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多少都会说点俄语，至今在朴树的《白桦林》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之中，我们仍然能想起喀秋莎与三套车中那别有韵味的三拍子与弹舌音。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理所应当的“拿来”了很多文化，比如“海燕”，比如：“英雄母亲”。

然而“英雄母亲”的榜样力量；加上“多子多福”与“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加上和平时期，医疗水平的提高；加上对育龄妇女健康的关心（建国初期，有部门还颁布过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1950年4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禁止非法打胎”，更是严格控制了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再加上毛泽东曾在其《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中写到，“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等多因素的叠加，使得战后的新中国，人口开始了爆发式地增长，形成了解放后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据统计，经过抗日战争与国共战争，1931年至1949年的18年间，按照上限估算，我国总人口减少近6000万。但解放后，在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之中，只用了4年时间，我国人口就增长超过6000万，总人口首次超过6亿。也即是在1953年，我国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人口爆发式的增长，曾今的四万万同胞，一下变成了六万万。

当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6683万吨，考虑基础需求的肉、蛋、酿酒等全部折算为粮食计算。每人年均至少需要粮食250公斤。当年粮食总产量仅够让6.67亿人吃饱饭，而当时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6亿。这已经不是改善生活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养活的问题。

于是，在1955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两年后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然而，紧随其后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等因素，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迟迟没有执行。62年到70年，人口增长再次暴增，出生率最高达到43.6‰，人口死亡率逐年稳步下降，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8年净增人口1.57亿，成为解放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段，人们开始学习思考，把血液从下半身上移，鼓励“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得到一定的回落。1976年文蛤（wen'ge）结束，当时我国总人口已经达到9.3亿，六万万同胞用20年时间再将人口增长了一半。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到卫生部统一管理，而部长是当年10月被拉下马的刘湘屏（江青集团）。新中国第二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担任副部长，研究计划生育工作。并在79年再任卫生部部长一职，也是至今唯一一位两任卫生部部长。也正是他，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程慕华手中，接过了计划生育的接力棒，首次提出“一台结扎、二胎绝育”，计划生育正式走向“单独一胎”的时代。

钱信忠是一位31年参军的抗战老兵，这位抗战老兵没有如同改革医保的陈竺一样从小师承名门，却有着极其坚强军人的意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只有同济大学技师学校学历的钱信忠，40岁时赴苏联系统学习医学知识，并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也正是这位拔除东北地区和内蒙东部大面积鼠疫疫源，基本杜绝海南岛疟疾流行，防治了南方血吸虫病和克山病的抗战老兵、少将。在1964年首先开始了新中国避孕药物的研究工作，是我国避孕药物研究的第一人。如果说马寅初是提出中国人口论的第一人，那么钱信忠则是深入推行中国人口控制的第一人。文人说兵法，武人前线打，正是这一文一武两个人，在最初的30多年里，不断推进了我国这一重大国策。

1983年，联合国第一届人口奖同时授予了两人，一位是中国的钱信忠，一位是印度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表彰两人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推行人口控制政策，对人口问题做出的贡献。

印度的计划生育最终失败了，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成功了。30年间，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而，人口控制一边让人民吃饱了饭，一边仍在饱受非议，计划“少”生育不容易，计划“多”生育只会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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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计划生育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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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根据我国统计局统计数据，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数，出现首次下降，随之而来的是适龄劳动人口数连续6年的下降，我国已经站在人口老龄化的门口。次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标志着执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第一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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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转变却没能止住滚滚的车轮，因为驱动车轮的从不只是态度。在2014年5月16日，各大影院上映了一部张艺谋执导拍摄的国产文艺片《归来》，讲述了文革历史背景之下一个男人归家的故事，内地票房达到2.95亿人民币，刷新了国产文艺片的票房纪录，获得第3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奖和第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一个男人，无论走多远，都得归家，这样的故事总会不断上演。这一年张艺谋因为他的四个孩子，缴纳了748万的天价社会抚养费罚单，终于归来，理直气壮地拥抱他的孩子们。这一张超生罚单也成为我国计划生育以来历史上最大的一张超生罚单。 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对近2亿人开出过超2万亿的罚单，这笔钱足够买下两个巅峰时苹果公司。然而，作用于人口控制上，真正起到效果的，却不是这2万亿。

在罗振宇的音频节目《老办法抓不住新机会》中，他的一句话戳中了痛点，

“城市化，是最好的避孕药。”

在我国城市中，拥有一份有“编制”的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因此，在生育与饭碗的选择中，大多数人选择保住饭碗。这在最初的计划生育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于在“晚上没有电”的农村推行计划生育，才是真正核心难点。在农村，越穷越生是常态，有儿子“传宗接代”是天大的事，罚款、拆房、抓人、强流等措施都没有产生理想的效果，反而成为外界广为诟病的痛点。而城市化与农民工进城的推进，却异常顺利的解决了农村人口的问题。

当大家意识到，即使生满一个足球队，却也买不起城里一套房时，生育的需求立刻降到冰点，因为“传宗接代”的成本太高。大多数人离开了当初的一亩三分地，才知道，人，原来真的可以穷得无立足之地。直到现在，房价仍然对“控制生育”产生着巨大的作用。戴老板团队的董指导就说过一个堪比诺贝尔奖级别的难题：“为什么学历不值钱，但学区房很值钱”。

计划生育30年，我国总人口增长了不到35%，城市化的进程功不可没。在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滚滚向前的同时，对于生育的影响还在不断推进。

就在张艺谋缴纳天价社会抚养费的前一年，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成为国家卫生和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安徽省第一位女省长，前计生委主任李斌就任卫计委主任。在卫计委仅存续的5年中，她成为唯一一任卫计委主任。就任期间，2016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二孩政策宣告正式落地。到今年（2018年）的3月27日，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正式挂牌，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从1964年国务院组建计划生育委员会至今，历时55年，这一饱受争议的机构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此时的问题不再是计划“少”生，而是鼓励二胎。

然而，“城市化”作为最有效的避孕药，仍在发挥着作用，“生育经济”这架天平的平衡已经被打破。平衡的打破来自于两点，

一是来自经济上的亏本，二是来自精神上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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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画《计划生育好》第11页，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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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农经济社会，多生育孩子，得到更多劳动力，是一件低投入、高产出的事，是“包赚不赔”的。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生活场景从农村移到城市，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生育开始成为一项“亏本生意”，一种家庭消费。付出每个家庭有限的财富与精力，换取情感、人性和生物本能的享受。

这项消费还在飞速地升级。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产业化”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等纷纷加入产业化的浪潮之中。

90年代初，当教育成为一种产业，全民本科化的同时，各种培训班、兴趣班、奥数班、补课班、冲刺班应运而生，择校费、建校费、捐赠等也开始出现。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断增加的起跑线，一直从早教延续到考研，甚至实习。教育产业化带动了我国各类教育上市企业超过70家，必有一家被你光顾过。2000年初开始，为学生减负的呼声，把各种教学任务分担一部分给父母之后，甚至将课后培训班开始从教育产业的延伸变成教育者福利的自留地。九年制义务教育已经被“产业”成一项承重的负担，这一负担自然包括了学区房。

1998年，《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彻底停止了住房分配，开启了商品房暴涨的历程。这一历程带领我国GDP冲向全球第二，地产市值全球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同时却让另一部分人可能永远富不起来。当地产与教育的结合，更是自然而然的催生了学区房的产生，但让人不解的是，离你家最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的学校，却常常并不是你的划片学校。

紧随其后，2008年中国毒奶制品事件，击溃一个行业，却将儿童的养育成本提升至新西兰奶粉级别。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再次把养育成本抬升至进口疫苗水平。之后的学校食物发霉事件，儿童医院就医难问题，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费用。而增加的支出，无一例外的在羊身上寻找羊毛。

2017年我国人均城镇可支配性收入为3.6万，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统计，普通家庭一个孩子在18岁前的养育成本至少为50万，那么作为一个普通家庭，若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在家照顾孩子，那么整个家庭15年左右的可支配性收入基本归零，这，并没有计算学区房。

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社会化养老的形成，“养儿”不再能“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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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育的消费升级，成为大多数家庭消费降级的选择。面对这样亏本亏得厉害的事情，实在难以激起城市人群生育的意愿。特别是对于适龄的年轻女性，承受着来自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

亏本的生育，开始成为一种奢侈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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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

每到周六白天，上海的人民广场，北京玉渊潭公园，重庆洪崖洞等地都会聚集上一大群中老年人，手持A4大小的纸板，如同摆摊一样，席地而坐。他们就是盛行于全国各地公园之中，为自己的孩子们相亲的父母。而每个周六的晚间，又有无数人坐在电视前看着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在各种相亲的人群中，30岁并不算是很大的年龄，35、36岁的三高女性比比皆是。

在鼓励生育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们却惊讶的发现，生活质量与受教育程度出现正相关同时，生育意愿却与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呈现负相关。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劳动收入越高，结婚及生育的年龄越晚，生育意愿越低，这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谁身边没有几个单身的三高白骨精呢？

城市化的过程中，组成家庭的男性与女性拥有相同的工作权力，成为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个体。但，夫妻双方必须共同工作的原因，常常来自于家庭的经济压力。需要哺育子女的单职工家庭，生活压力成倍增长，生活质量快速下降。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女性就业常常并非来自于男女平等的自愿，而更多取决于经济压力本身。无论社会如何立法保护与规范，面对生育，女性的职场生涯都面临着必然的不公。这样的不公，除了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之外，并没有减轻男性所需要负担的经济压力，这成为当代女性生育的意愿大幅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现代社会的教育制度中，一整套系统的教育体系下来，大学几乎成为所有人参加社会工作的先决条件，大学后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已经在23岁以上，再从工作中了解这个社会几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已经被整个教育体系所淹没。但，这个教育体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除却考试之外，在工作中却毫无用处。

高考时上知天体运行原理，下知有机无机反应，前有椭圆双曲线加勾股，后有杂交遗传生物圈，外可说流利英语，内可诵飘逸古诗词，求得了数列，说得了马哲，溯源中华上下五千年，延推赤道陆海百千万……工作中也许却在不停地操作复印机，拨打着销售电话。清晰的社会劳动技能，被产业化的教育所绑架，所谓精英式的全民教育，绑架的不仅是教育，还影响了女性的整体生育年龄。为了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证明，为了更好的劳动收入，我国女性在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平均生育年龄从90年代的26岁，推迟到2010年的29岁。

受教育程度，被，现行教育制度强行推到了生育意愿的对立面。

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教育程度，城市中的独立女性，看似自由，却自觉不自觉地被城市化所裹挟，提高生育的年龄，降低生育的意愿。造成的结果就是，精神上的独立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全面影响着人们生育的意愿，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意愿大幅降低。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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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猴年邮票与2019猪年邮票

关于鼓励生育的方式，各国屡出奇招、狠招。泰国送补品、日本给补贴、韩国送房子、新加坡拿花红，俄罗斯3年产假+25万、丹麦84周产假+每月1.5万、德国承担46%的育儿成本、芬兰甚至几乎零成本。

而最豪气的还是康熙。在清朝初期，由于战争，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康熙五十年（公元1712年），全国人口仅2300万左右，于是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30年间，人口总数增加近6倍！这也成为了康乾盛世最有效的支撑。考虑到当时一些统计上的疏漏与错误，这一鼓励人口的经济政策无疑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让“生育经济”这架天平迅速达到平衡，但控制人口，特别是调整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一个孩子的成长，通常需要18~22年才能参加社会的劳动。要解决人口结构的问题，必须要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如果拖到病入膏肓，虽然可以用强政策爆发式的促进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但它只能让数字更好看，结果将是沉重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不外如是。

2016年是我国农历的猴年，这一年的生肖邮票中，出现了两个猴宝宝，而当年我国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明年2019年，是我国农历的猪年，老一辈人说，猪是一个很好的属相，猪年出生的宝宝有福气。于是当猪年邮票上出现了三个猪宝宝时，人们猜测，这预示全面开放三胎的政策将会开始。

当二胎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希望猪年的宝宝们，20年后，能够自由的掌握生育的权利。

全文完，感谢你的耐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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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联盟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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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也不说了，楼主就是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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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帖看完了至少要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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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LZ的帖子，我只想说一句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