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辅佐埃里克森的足球淘金者麦斯 很欣赏朱炯

黄石球迷

31岁的麦斯-戴维森有双球探的眼睛，他站在场边盯着球员的样子，像极了《一球成名》里发掘圣地亚哥的格兰。来到广州辅佐北欧老乡斯文-戈兰-埃里克森之前，他是上海桑德足球学校的总教练，校长埃贝-桑德是曾经的丹麦足球先生，拿下该国一个球员能获得的所有荣誉。再之前，他执掌老牌劲旅哥本哈根俱乐部青训队，麾下3名球员先后被切尔西、拜仁和国际米兰相中。他出任豪门布隆德比一队分析师和预备队主教练期间，刷新了丹麦持有欧足联A级教练证书的最年轻纪录。

　　不想当球员的教练不是好的数据分析师

　　麦斯3岁就清楚自己将来的生活重心只有一项——足球，他刚学会走路就吵着要进俱乐部(丹麦俱乐部接收小球员的年龄下限是5岁)，他的每一段童年记忆，无论照片还是录像，都和球待在一起，要是手上没有球抱着，他会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直到体力不支才沉沉睡去。

　　要形容他和足球的关系，任何词汇都不及DNA贴切。他的父母是在俱乐部的派对上认识的，祖父把对足球和孙辈的爱糅在一起，小麦斯破例加入哥哥的球队之前，作为他的启蒙教练，爷爷每天花几个小时陪他练习顶球。于是，每当小伙伴面对高高开出的角球害怕得闭上眼睛，小麦斯就知道，轮到自己表演了。7岁那年，一场7V7比赛中，他10分钟内12次洞穿对手大门。

　　虎扑足球主编陈中捷是麦斯的第一个中国伯乐，麦斯后来在这家中国体育网站拥有了自己的博客和视频节目，被球迷封为头号“懂球帝”。两人在上海常常一起去现场看球。

　　“我们好几次邀请麦斯来踢球，他总是说下次一定来，却一直不出现，所以我们对他的实力抱有怀疑。”直到有一次，麦斯真的来了，把陈中捷的队伍欺负得没了脾气，“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他踢完球，出于职业习惯，还不忘做一番点评。以后我们就再没好意思邀他。”

　　英国作家尼克 霍恩比在他的足球迷回忆录《极度狂热》中写道，体育运动不允许你像写作、艺术或绘画或中层管理职位那样去幻想：在我11岁时，我就知道我永远不能为阿森纳踢球。知道这么残酷的事实，11岁这个年龄是太小了。

　　15岁那年，麦斯转到一家大俱乐部，良好的自我感觉被实力差一大截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不甘心，回炉足球学校一天三练，好不容易重新得到了主教练的赏识，他的腹股沟伤了。

　　他选择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热爱足球的家人。逢周六比赛，他提前两小时吞下一片强力止痛药，到后来4片才足以支撑场上的90分钟，但相应的代价是：周日无法走路，周一可能可以承受一小会儿力量练习，周二勉强跑动，周三低强度训练，周四运气好的话随队训练，周五休息，周六吃药、比赛，开始新一轮的煎熬。

　　2004年8月的一天，一起骑车的队友突然问麦斯“为什么只用一条腿蹬”，他低下头才发现左腿根本动不了，对剧痛的麻木令他既恐惧又清醒，“那一刻我所有的执拗统统消失，我对自己说‘这过了’。再不停下，就别想和孩子们一块儿踢球了。”

　　当上教练后的麦斯既了解球员的伤病，又理解他们的心情，有小球员在他的坚持下带着不满的情绪入院，踢上更好的俱乐部后打来越洋电话，“你知道吗？你救了我的职业生命。”

　　在广州富力，麦斯身兼球探、数据分析师和预备队指导，他每周至少飞一次，目的地取决于球队下一轮的对手是谁，这样的飞行动辄三四个小时，相当于从欧洲出发，去了一趟非洲。主帅埃里克森需要他在现场搜集尽可能多的情报，尤其是扼制对手进攻的方法。

　　瑞典人信任并重视这位勤奋的副手，面试时，麦斯展示了自己基于数据分析制作的球员数据库，埃里克森转向总经理章彬，“你知道这家伙对我多重要吗？他将会帮你省钱。”

　　不久之后，富力签下在上海申鑫坐了6个月板凳的朱宝杰，这名在麦斯球探榜单上综合实力居首的球员很快用积极的表现打消了主帅的疑虑，坐稳了主力。

　　作为数据控，不当数据狂人

　　《卫报》足球观察员蒂姆 刘易斯在他的文章《在英国顶级俱乐部，数据是如何接管一切的？》中说，足球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俱乐部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一开始只计算传球和射门的数据，发展到现在，数据统计越来越复杂，比如球员的跑动路线图和热区，它展示了这个球员在场上的移动情况……现代足球，表面上是22个球员在场上比赛，背后却是两队的数据分析师在场下的较量。

　　除了iPad，麦斯随身带的物件中有一份密密麻麻的表格，它由AMISCO数据公司提供，详细记录了每轮比赛每支球队的抢断、角球、任意球、控球率、射门等15项技术统计以及走动、慢跑、冲刺等7项体能指标。

　　中超公司自前年开始和AMISCO合作，后者派技术人员在现场安装至少3台红外线摄像仪，反馈给足协的技术信息并不局限于数字，还包括比赛录像与二维比赛球员攻防动态展示相结合的视频资料。

　　另一家有意进军中超的数据公司是隶属于默多克新闻集团的OPTA，早在2004年，OPTA就和北京求之易数据有限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2008年以后，没有外国“亲戚”的国内体育数据公司都倒了。求之易总经理韩庆山解释说：“所有的公司肯定要依附于本地的联赛，中超不行，最大的收入来源没有，因为没有可能说让一个中国的公司去做英超的数据。”

　　但他对中超市场仍然持“谨慎的乐观”——欧洲教练一旦刺激了需求的萌芽，市场潜力将会很大。他的团队刚签下国家队和足协杯的官方数据合约，正在争取另一个为报道中超的媒体提供数据服务的大单。

　　麦斯的iPad里装有Stats Zone、Board、Scout Mobile等方便在球场记录球队与球员表现的APP，当AMISCO的报告与他的记录产生重大冲突时，他更看重自己的观察，因为知识和经验值得信仰。

　　“数字是提供支持的，就好像我和埃里克森的关系，它不能代表一切，你无法‘挟数字以令教练’。”麦斯说自己坐在计算机前和数字打交道的时间只占全部工作的50%，“我没办法成为数据狂人，我享受场上的时间。现在我平衡得不错。”

　　电影《点球成金》里，老球探格雷迪指着布拉德 皮特扮演的总经理比利的鼻子骂：你不可能用计算机组建一支球队，这是不真诚的行为，棒球不只是一堆数字。

　　而如果你举出电影中的火力交锋点刺激麦斯，试图让他在经验和数字之间挑边，只会落得“失望”而归，这个把天秤座文在背上的大个子给出的答案既标准又无趣：均衡——50%的经验判断加上50%的数据分析。

　　数据在足球世界至多只能拥有50%的话语权，这也是龙建浩的观点。他即将开始在美国麻省大学体育管理科学专业的硕士课程，这所学校输出了3位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经理人。

　　尽管《点球成金》在他和他的同学心目中是专业“圣经”一般的存在，但必须承认，比起强调团队配合的足球，棒球要“个人”和“静态”得多，当22个人在场上随意跑动，偶然性大大增加了。

　　更何况，数据也会骗人。比如一位球员在整个赛季的传球成功率高达95%，这是数据直接传递的信息，但具体到某场比赛，他仅有两次的传球失误中有一次直接导致了对方的得分，这是数据无法体现、但球探恰恰需要关注的信息，如果这样的致命失误经常发生，成功率再高也无意义。反观棒球，当一个球员的击球成功率高达95%时，结论是惟一的：买。

　　周末，麦斯会把数据贴在更衣室的墙上，跑动距离、速度、冲刺速度、一对一突破次数……麦斯说，换他当主教练的话，这张表格会比现在更长，但埃里克森希望不要太复杂，毕竟球员需要时间去消化。事实上，刚开始球员经过数据墙根本不作停留，踢完了就回家睡觉，现在他们会盯着自己传的那几脚烂球，思考下一场有没有可能改进。

　　甚至连球迷们都准备好了。陈中捷说，麦斯是虎扑最受欢迎和认可的专栏作家，他作为老外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足球的轻视，也不会像国内的足球专家那样顾忌朋友的面子。

　　这位体育主编指出，中文媒体对于中国足球的报道大多喧嚣且流于表面，过于关注非议，忽视了足球本身的内容。“球迷觉得麦斯在谈论足球本身，足球在他的言词间是理性的、有趣的、智慧的，这帮助他们更好地认知足球。英文有个词叫insight(洞察力)，麦斯带给球迷的就是这种感觉。”

　　一位有20年观球经验的球迷说，自己比赛结束后不愿再去看主观分析，只看数据分析，收获类似于老师在课后帮你总结。

　　麦斯是对的，中国球迷早已不满足于买杯汽水、买桶爆米花、看10个进球，然后回家。在中国，耐心是稀缺资源

　　人物周刊：中国球员和欧洲球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麦斯：中国球员不适应被提问，这种习惯从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养成了，没有人会问他“你怎么想”。在欧洲，我们很重视球员的想法，我们会就每一个具体的情况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会如何处理，而中国教练只是告诉球员如何做，这就是区别所在。如果这样的训练方式持续十年，球员的思维就不再活跃。让球员学会自主思考是很重要的，因为比赛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在打。

　　人物周刊：有没有欣赏的中国教练？

　　麦斯：贵州人和的朱炯，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年轻教练之一，他的执教理念很先进。我见过很多本土教练非常封闭，他们总是保守秘密，不愿意说太多，但朱炯相信开放才能带来进步，他总是不忌讳谈自己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很欣赏他。江苏队的高洪波也很有意思。

　　人物周刊：数据分析师可以帮俱乐部省钱吗？

　　麦斯：当然，尤其当别的俱乐部忽略数据的价值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些便宜又好用的球员。如果说十年前还存在隐秘的天才的话，现在“一球成名”的故事越来越少了，因为球探会去看10岁、12岁球员的比赛，早早地挖掘他们，但在中国我想机会要大得多，因为球探体系不怎么完备，如果你走遍整个中国，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天才。我就是那个淘金者。

　　人物周刊：足球圈有可能发生一场“点球成金”式的数据革命吗？

　　麦斯：前几年在丹麦有一家小俱乐部获得了联赛冠军，全国人民都惊呆了，因为这是家预算在所有12支队伍里排名倒数的俱乐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是球探，手上拿着那家俱乐部的名单，你只会摇头，因为根本挑不出有兴趣的对象。

　　这支球队因何强大？靠的是截然不同的管理思路。他们的总经理告诉我，球员不是明星，工作人员才是。他们有8名教练负责训练，每个位置都有专门的教练，球员要听工作人员的指挥，而不是工作人员围着球员转。

　　这个故事告诉我“革命”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时间，好像那家俱乐部，在一飞冲天之前蛰伏了5年。问题是，在中国，耐心是稀缺资源。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们存在短视的问题，他们想要的是“QUICK FIX”(权宜之计)，使建设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的教练承受着比丹麦教练大得多的压力。在欧洲，固然没有人喜欢失败，但我们会考量两件事，结果和表现。对我而言它们完全是两码事，但在这里是一样的，输了就是表现不好。基本上我不会纠结于一场比赛的结果，我关注的是球队的表现，当表现差的时候，即使赢了，我也不会开心，因为下场输球的风险很大。

　　人物周刊：你预测20年内中国足球会进入世界前十？

　　麦斯：我什么时候说的？(笑)我关注的是潜力，这个国家这么大，就好像德国有八千万人口，是欧洲的大国。获得世界杯，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足球人口超过50%的丹麦得不到？因为我们一共才五百万人。

　　人物周刊：你在这里有切磋的对手吗？

　　麦斯：我只能在互联网上和欧洲的同行交流。不过如果中国的俱乐部明白我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他们是这么买球员的，“他状态似乎很好，买吧”，半年后，“他状态不好，换人”，全是下赌注，我称它为“盲选”。每次我看到他们这样买球员，都想告诉他们，这样永远不会成功。

　　人物周刊：你想家吗？

　　麦斯：很少。我有个侄女，她快5岁了，她生日的时候，我想去一万公里外的生日派对，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些特殊的小日子，我会想念在家里的时光。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下一年发生什么事，无论我要去哪，我都不会回丹麦。那不是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外国人适应中国的关键是什么？

　　麦斯：“关系”(说中文)。在中国，没有取得信任之前，别人任何事都不会帮你做，而一旦你被信任了，被接纳了，别人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这也是我来中国前收到的最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