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体制改革的遵义会议 俱乐部体制孕育而生

黄石球迷

人物简介 贾培基，1935年生，重庆长寿区人。作家、教授。新中国成立前在重庆育才学校读书。1954年重庆一中毕业，1958年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并留校工作。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重庆文教办公室处长。重庆高等教育办公室副主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恒大亚冠称雄，中国足球生机再现。重庆，这座参与中国足球职业化开端建设的足球之城，激情重现。这个激情，除了有对未来的期望，也饱含对曾经传奇时代的怀念：前卫寰岛落户重庆的疯狂、重庆嘉陵和重庆红岩的给力、大田湾的“黄金球市”的火爆……

　　重庆职业足球是如何开启的？年轻的球迷恐怕对那段历史知道得很少。但就在最近，前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贾培基著回忆录《大院往事》，回忆其在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的工作和生活，其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讲到了重庆足球职业化开启的故事。他的讲述，还原了重庆足球职业化之初的种种细节，让一座城市的足球岁月有了根。

　　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

　　“现在足球很火，你看恒大夺冠之后的各方反应就知道，不过当年的足球还要火爆。”讲述起当年的故事，年近八旬的贾老声音洪亮、声情并茂。那是个疯狂的年代，那是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那个年代，球迷们能自发开着100多辆车浩浩荡荡开往江北机场的场面迎接前卫寰岛的到来；那个年代，寰岛老总王福生能用100元钱买一碗小面；那个年代，顶尖球员的收入据传能达到300万以上……”

　　所有的传奇都有开端，这段激情年代的开始，恰由一次会议而生。贾培基回忆，1992年6月23日，国家体委召集了全国七个城市去北京研究足球体制改革问题，他作为重庆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提出“实行足球俱乐部制，学习欧洲经验，打破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足球的方式，积极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走足球社会化、产业化发展路子”的思路，并邀请德国足球专家施拉普纳介绍经验。最终，国家体委发文表示把足球俱乐部体制在全国十个城市先搞起来，这其中就包括了重庆。

　　“这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回忆起往事，贾培基感慨道。

　　重庆足球顺势而上

　　“会议结束的当晚我就回到重庆。”贾培基回忆道，6月25，其就在市体委向市委副书记金烈、副市长肖祖修、窦瑞华以及市体委姚代云主任、各位副主任作了传达汇报。7月9日，在体委就建立足球俱乐部问题做了专题研究。一项重庆足球职业的工程，拉开大幕。

　　此后，面向各位足球教练的的意见征求工作开始，大家集思广益，收集着对建立足球俱乐部的意见。“研讨中认为，重庆的足球俱乐部第一步是共建为好，即由企业与市体委共建足球俱乐部，采取市场运作模式，稳步推进足球俱乐部建设。”

　　于是在1994年，重庆第一个足球俱乐部———渝海足球俱乐部成立，其由渝海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市体工队联合组建。由渝海出资，体工队的足球队划归俱乐部管理运作。与此同时，国家体委批准成立了“重庆体育产业实验区”，一系列动作都标志着重庆职业足球正式拉开大幕，并孕育出此后嘉陵、红岩、寰岛、力帆等无数的故事。

　　那是个传奇的激情岁月，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所有的重庆球迷都在期盼，重庆足球能重回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重庆足球能够早日冲超。

　　其实足球只是贾培基这本回忆录的一小部分，由于他长期在重庆市领导机关工作，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反映在该书中，也使得该书具有史料和资政价值。



　　1992年6月22日，国家体委通知，去一位副市长到北京研究足球体制改革问题。当时副市长肖祖修和窦瑞华因工作忙，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北京机场时，国家体委的同志把我接到“未名山庄”，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6月23日上午，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主持会议。参会的有北京、天津、重庆、武汉、济南、大连、广州等七个城市，除我而外，其他6个城市都是副市长到会。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及中国足协相关人员到会，共20余人，是个小型会议。伍绍祖讲话要点是：中国足球水平处于落后状态，和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人民不满意，小平同志也在问“中国足球老是在输，怎么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这是中国足球的现状。怎么办？伍绍祖提出：一是实行足球俱乐部制，学习欧洲经验，打破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足球的方式，积极开发和利用社会资源，走足球社会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各城市都可建立一个或多个足球俱乐部，把足球推向市场。二是建立与足球市场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过去体委一家独办足球的管理模式不行了，新的足球俱乐部的管理模式应是市场化的商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这就要有经营决策，包括投资融资、训练比赛、分配制度等，都要有利于得到社会的支持，有利于调动教练员、队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三是政府和体委的责任是推行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体制，帮助建立和完善各项新的管理体制，选拔培养足球的后备人才。四是要学习和吸收国外发展足球运动的先进经验，各城市足球俱乐部可以聘请外籍教练和队员。

　　那天中午，伍绍祖主任宴请我们七个城市的参会人员，袁伟民作陪，只一桌人。

　　下午的会议是讨论，参会人员认为这次研究足球体制改革的会议，参与人员不多，但很重要，足球运行机制的改革，是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突破口。七个城市与会人员的发言及照片，《中国体育报》都作了详尽的报道。

　　会议听取了德国足球专家施拉普纳的讲话，他详尽介绍了欧洲足球俱乐部的经验。其中德国有20个甲级队，24个乙级队，都是实行俱乐部制，丙级以下是群众性的业余足球运动。业余运动员有40余万人，他们水平的提高就可能为乙级队或者甲级队吸收，成为专业足球队员。德国足球联合会有550万会员，每年召开一次全国足协代表大会。足球运作的经费来源有：联邦政府的资助、广告收入、电视转播、门票收入、发行体育彩票、会员缴纳的会费等。德国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足球运动，不仅养活自己，还要向国家上税，如门票收入的8%是直接上税。

　　6月24日，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参会人员座谈，在听取七城市的意见后，他谈话的要点：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过去认为排球是欧洲人的，游泳是美国、澳大利亚的，现在亚洲人、中国也上去了，中国女排得了五连冠。不要迷信西方，要敢于向足球大国挑战，没有这种精神，怎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二是足球要走向市场。政府一家独办不行了。我们在总结了足球失败的教训后，认为实行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体制可行，这是欧洲的成功经验。可以说，这次研究足坛管理体制改革的会议，是中国足球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它的效果，往后就会突显出来。三是发展足球运动要花钱，钱从哪里来？从足球的市场运作中来，包括兴办体育产业、电视转播、广告、企业赞助、发行体育彩票、门票收入等，还可以协调银行贷款。四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足球运动，它可涌现出足球的后备人才和优秀队员，可说这是经验，也是规律。李铁映最后说，这次足球管理体制改革会议就是要求大家要从思想上、观念上、体制上要有大动作，没有大的动作，足球水平还是上不去。我要求你们把这次会议交给的任务背回去，这是命令，军令如山倒，赛场是战场，教头是将军。用十年的时间，把足球水平搞上去，已经没有退路，这是全国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伍绍祖主任、袁伟民副主任就七城市贯彻李铁映讲话和这次会议精神作了部署。并说除了七城市之外，还有上海、西安、深圳共十个城市，国家体委将发文把足球俱乐部体制在这十个城市先搞起来。

　　我当晚回到重庆，于6月25日在市体委向市委副书记金烈、副市长肖祖修、窦瑞华以及市体委姚代云主任、各位副主任作了传达汇报。7月9日，在体委干部就建立足球俱乐部问题做了专题研究。7月13日，我与姚主任及市体委干部同足球教练座谈，征求各位教头对建立足球俱乐部的意见。经多次研讨，大家认为，重庆发展足球运动的底蕴厚实，早在1951年，贺龙就牵头建大田湾体育场，解决足球场地。1952年，体育场尚未完工，贺老总就请了国家足球队和西南战斗队比赛，贺老总亲自开球。目前，一些大型企业、大专院校、部分中学都建有足球队，一些小学还有小足球队，足球运动已有群众基础。研讨中认为，重庆的足球俱乐部第一步是共建为好，即由企业与市体委共建足球俱乐部，采取市场运作模式，稳步推进足球俱乐部建设。

　　1994年，由渝海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市体工队联合组建了重庆第一个足球俱乐部———渝海足球俱乐部。由渝海出资，体工队的足球队划归俱乐部管理运作。与此同时，国家体委批准成立了“重庆体育产业实验区”。1996年，足球体制深化改革发展，先后建立了嘉陵足球俱乐部、红岩足球俱乐部、重庆丹宁女子足球俱乐部，引进了前卫寰岛甲A主场在重庆举行赛事，不断掀起“足球热”。各种民间的“球迷协会”不断涌现，足球市场初具规模，社会力量还办起了足球学校，培养后备人才。同时，市财政投入1200余万元，改建了大田湾体育场，新建了灯塔，重新安装了玻璃钢座板，增设了电子显示屏，结束了重庆夜间不能举行足球赛的历史。2004年，现代化的袁家岗体育中心建成，可以承办国内外足球赛事。以足球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也加快了各项体育活动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