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央视采访我时所说皆假话 警察醉酒后打我

谈笑有鸿儒

在12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公诉方一共指控了12项罪名，172万元的涉案金额。而谢亚龙当庭翻供，指控专案组严刑逼供，致使自己屈打成招，不过，法庭没有同意律师“当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要求。

本报特派记者 陈宏 丹东专电

刚被带离总局门就被扇耳光

一开庭，整个旁听席就轰动了，因为公诉人刚开始质证，谢亚龙就表示自己遭受了专案组的刑讯逼供，随后整个上午，几乎都是他在讲述那个过程。

“2010年9月3日上午7:40左右，我被从总局带走，刚刚上火车，专案组的警察就骂我，我说‘你们怎么骂人呢’，警察上来就是一耳光，‘你以为我们是北京公安吗？我们是辽宁公安！’然后我戴上手铐，蹲在角落里，不让站也不让坐。”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陈刚，给本报记者回忆了谢亚龙的话。

“到了辽宁，进入被监视居住的招待所后的当天，晚上6点左右，专案组对我开打了，手脚被拷牢，然后扇耳光，随后要求我自己脱光衣服，只穿一条裤衩，从头上浇凉水，9月份的沈阳已经很冷了，我冻得受不了。”

“9月5日开始，我只能开始交代，他们仍然不断打，手段包括了电击，这导致了我现在严重的心律不齐，中间一直有羞辱和殴打，不让睡觉。还有一次，专案组的一位官员喝醉了，一来就莫名其妙地打我。”

接受央视采访时我全说的假话

谢亚龙之前在看守所，曾经接受过央视记者的采访，其中提到了鲁能、亚泰等俱乐部给他送的钱，这些在公诉方的起诉书中也都有，但昨天，他当庭表示：“这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编出来的假话。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见到律师，不能说真话。”

公诉方一共指控了12项罪名，172万元的涉案金额，谢亚龙的律师逐条给媒体复述了谢亚龙在法庭上的回应。

“像说山东鲁能夺冠后第二年给我送了20万，事实上夺冠后他们是表示了要送，但我说绝对不会收，所以他们其实根本就没给这个钱。他们来我的办公室找我，是因为山东要办亚冠的比赛，为了安保等工作，要求中国足协派遣工作组去指导，我向总局申请后派了十几个人去。”代理律师金晓光转述说，“刑讯逼供后，我说20万是打卡的，结果他们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让他交卡，我妻子当场就哭了，因为根本就没这个卡的事儿，为了不连累患有尿毒症的妻子，我只能改交代称是送的现金。”

“至于江苏舜天张某送5万块，完全是我编造的，因为我们就见过一面，是2005年十运会期间，我去舜天考察，当时还包括了当地体育局长等好几个人。”

“亚泰是送了3万元的银行卡，是趁我不注意藏在一个文件夹中的，我一直带着这张卡要还给刘某，但碰到几次都人很多，后来去长春他又生病了，结果卡丢了，你们可以去查这张卡，看看我有没有拿过钱——我当时是足协一把手，3万块就能买个冠军？天大的笑话！”

为了活下来，我只能屈打成招

至于为什么要编造这么多的假话，谢亚龙解释说：“是专案组为了把我的案子定成受贿金额150-200万，才非要我多交代钱的。”

“他们威胁我，但是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数字，他们把我家人的两辆车也都算上了，说我是为家人谋取的私利，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为自己亲友办过什么事。”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转述了谢亚龙庭上的话。

“而为了活下来，我只能屈打成招。”他说，“我为什么现在出庭还穿棉袄，是因为我大冬天要穿着裤衩被打。”

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

谢亚龙说，自己选择当庭翻供的原因，是“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不能让他蒙受这种屈辱”，“另外，因为我屈打成招，连累了很多人，所以翻供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不采纳，我宁可多判几年，也要讲出真话！”

谢亚龙在庭审中间哭了，他说：“我知道会撤销自首情节，我为什么还要讲真话？不能让这个案子再这么错下去！”

律师说法

“要求当庭启动程序，法庭没有接受”

本报丹东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谢亚龙的律师陈刚说，根据谢亚龙当庭翻供的说法，他们立即要求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是法庭没有接受：“法庭只是表示，对谢亚龙陈述的情况，他们已经记录在案，然后就说‘进行下一个程序’。”

“我们要求公诉方传证人到场，但是所有的证人，没有一个到场的；我们说，涉及到钱款的指控，应该有相关的记录，比如银行对账单之类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只有上海一个老板请他吃饭，给了他那家饭店一张2万元的消费卡，才有银行的信用卡刷卡记录；公诉方出示的审讯人员称没打人的证据，就是那些人的口述，标点符号都一样，然后加盖了个公章，这个是不能证明的，而且，按照规定，审讯从被告人进入审讯室都要全程录音录像，但我们全部没有看见，公诉方说有光盘，但没有当庭播放。”陈刚说。

对于谢亚龙当庭翻供的后果，陈刚说：“如果法庭认为成立，那么整个案件就需要全部重新取证，但是法庭没理我们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要求。如果后面还是不启动这个程序的话，那么按照现有的证据，就能重判谢亚龙，也就是最起码10年以上，而且公诉方已经撤销了‘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表述。”

他还介绍，谢亚龙说严刑逼供，导致了他主要的伤在两处：“左耳出血导致听力严重受损，心脏因遭受电击而心律不齐。对于这两点，我们已经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

陈刚和金晓光两位律师的表述中，多次表示了不乐观的态度：“今天的庭审，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中间只中午休庭过一次，到最后，谢亚龙因为身体原因，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多次要求休庭，第二天再审，都遭到了法庭的拒绝。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没遇到过这么漫长的庭审的。”最后，两位律师还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自身也不安全。”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何操作

本报丹东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昨天谢亚龙案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成了扫赌打黑案最大的爆点。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程序，应该怎么走？本报记者昨天也采访了上海知名律师方正宇律师。

“根据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五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前或审判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供述是办案人员非法取得的，在公诉方宣读完起诉书之后，法庭应当先行开始当庭调查。”方律师（微博）解释说，“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应当’在法律上即为‘必须’。”

他介绍，被告人提出的应该是线索，包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什么人采取了什么手段，对自己采取了刑讯逼供，然后公诉人则要拿出证据，证明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样证据包括调查的过程笔录，包括谢亚龙本人口供、审讯的视频音频资料，法庭甚至可以要求调查人员到场对质，甚至可以要求暂时不开庭，以进行这个程序。“哪怕最后还是认定针对被告人的证据不是非法证据，程序也不能忽略。”


谢亚龙的代理律师表示法庭没有启动这个程序，方正宇说：“由于公诉人出示了办案人员的证词，虽然是他们自己敲公章证明自己没有逼供，但如果法庭认为这已经是走过了启动程序，那么是可以继续下一个程序的。当然，从律师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认为法庭是没走或者没走完这个程序。”

他说，单从法律来看，单方出具的证明是否有效力值得商榷，最佳的方法是对质，“从律师的理想角度，应该是深入调查比较好，再说，谢亚龙否认的话，应该行贿方全部到场对质，这样至少对于查清事实有帮助。当然，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很低，也是个现实问题，所以会出现谢亚龙案一个证人都不到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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