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当被李承鹏问起“退役后怎么办？”高峰说：我没想好方向

天津泰达

高峰贩毒被捕的消息今日在网上持续发酵，有媒体人爆料，在去年11月参加老甲A时他与女友参与贩毒，在上海被捕。这已经不是高峰第一次因毒品出现在公众视野，此前他已经多次因吸毒被上海警方刑拘。

当昔日国脚以这样方式登上热搜，更让熟悉、热爱他的老球迷痛心疾首。占据他们美好记忆的绝不该是这个“瘾君子”，而是那个球场上甚至情场上的“浪子”，哪怕他已经远离职业足球接近16年……

2003年，高峰退役。

那年的2月10日，当前《足球》报记者李承鹏在“丽斯花园”那幢漂亮得让人产生幸福感的房子里，把一个认真的问题摆在高峰和他的前女友那英面前：“在高峰不踢球日子里，怎样面对余下的生活？”高峰眼神迷茫地说：“我还没想好方向，真没方向。”

李承鹏 写于 2003年2月10日 《春天 高峰的结束或开始》

对于高峰而言，这个春天还没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他的“足球浪子之路”到了尽头。正月初八，弹掉手中最后一截烟烬，他用前所未有的疲倦说：“不玩了，因为足球已经不好玩了。”

从腊月二十六，那英就一直和高峰在一起。“丽斯花园”是机场高速旁边一处看起来有些空旷的别墅区，是他俩分分合合地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快刀要收鞘的时候，那英总觉得

应该好好地过一个春节，所以除夕那晚，她和高峰疯狂地在门前草坪上放着鞭炮、礼花，惊得后院的“皮皮”和“逗逗”犬吠不止，差点挠破后面的纱窗。高峰很喜欢在北方的冷空气中嗅到硝烟的味道，特别是在这个离开足球的时候。

生活总会和昨天发生一些不同，高峰的不同是买了平生第一个闹钟，“过去可能睡到昏天黑地，反正有教练，现在我需要一个闹钟早上叫醒我，有些事情是不能耽误的。”一个闹钟提醒着高峰，生活在离开足球的时候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在门外给“浪子”打通电话时，得到一个惊讶的发现：正午时分的他已经起床了。站在贴满春联的门口，他一如既往地用懒散的姿势给客人递着拖鞋，一如既往地因抽烟而咳嗽，楼上隐隐约约地传来女主人打电话的声音，背景音乐是臧天朔的《朋友》……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漂亮的家，而且漂亮得并不张扬，简约的明式茶几，内敛的雕花平头案，古朴的红木仿古木箱，深褐色的布艺沙发与红木太师椅遥相呼应，维多利亚风格的餐桌上喷薄着一大簇百合花叶子，整个房子透着煞费心机弄出的一种随意从容。“交房时是清水房，房子从装修设计到摆设都是我媳妇弄的。”高峰用常见的懒散说着内心某种骄傲，熟悉那英的人都叫她“格格”，“格格”用房间恰到好处的设计显示着自己的聪明。

不仅如此，两层楼的屋子里充斥着女主人的元素——客厅茶几上那一大叠杂志全是以那英为封面的，角落里的CD架上大部分摆放着那英的歌碟，旋转楼梯下是一架立式钢琴，就连一进门鞋柜里漂亮的一溜女式靴子也在暗示着这家女主人尊严地存在着。说话是从喝酒开始的，我们搬了一整箱的“燕京”啤酒，并且抽烟，“YOYO那天，我都跑到16.3级了，一只脚踏在半空中时却被宣判犯规……我想我还能踢，但再这么踢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那英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普通得让人怀疑那么美好的歌声是出自这么瘦小的身躯，穿着一条类似中学生做广播体操的运动长裤的她就像所有普通家庭的主妇一样热情地招呼客人喝茶，就像所有普通主妇一样为大家更换着烟缸，就像起晚的家庭成员自个儿忙着捣腾午餐(一个汉堡包)，在被高峰拒绝续茶后，她静悄悄地坐在角落一侧，像个普通东北人家的媳妇一样聆听着男人们的谈话。她曾有言在先：“我这样的女人不适合站在背后对男人的事指手划脚，别人会说这女人太多嘴、缺心眼、瞎起哄，所以现在我说什么都不合适，不过我对中国足球是有看法的，找时间我会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而，以那英的性格她无法保持沉默，做无所事事状的她在一旁一直支着耳朵听着每一句谈话的内容。像一只敏感的声纳器，高峰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关于YOYO，关于退役，关于离开国安很难说出自己到位的想法，于是，10分钟以后那英便像所有维护家庭权益的东北媳妇一样忍不住了：

“我不想对高峰退役发表看法，不是不支持他，我们家老高嘴笨不会说话，我这才要帮他规整规整，说实话我对中国足球那点操性不是不了解，按理说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能多嘴，特别是我和老高这样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什么是球星？没有个性能成球星吗？流氓也好，痞子也好，只要他有球技有个性，他就牛逼，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屋子里很安静，就连客厅里的玻璃缸的鱼们也在倾听着一个东北媳妇的辩词。

关于高峰，那英的故事仍在流传，事实上这一刻这个女人为这个男人的辩护词说明了一些东西，高峰突然想起什么，回头问那英：“你吃药了吗？多穿点衣服。”那英点点头，松弛下情绪向客人解释：“高峰感冒了，你瞧他把我也给传染了。”说起高峰时，“格格”依然眼波流动——“我才不管他去哪儿，还干不干呢，只要他开心，去哪儿都成。”

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就在那英为高峰辩护之时，“皮皮”私自跑出去了，一个老外邻居特别打电话通报，那英一阵风般出门“接驾”，高峰说：“最多时候家里养了七、八条狗，现在还有一条大狗在犬校训练。”高峰还说：“我非常喜欢孩子，非常喜欢。”在退出足坛的日子里，他将有更多的时间与狗以及将来的孩子在一起。

由于家里的保姆回老家过年去了，那英接完狗后就钻进厨房干起可能令人的歌迷意外的工作，从有节奏的声音判断她肯定不是一个生手，高峰说：“我媳妇就这样，有时候我对哥们都比对她好……”依然用懒散的方式透露着某种骄傲，在这个浪子与玩了多年的足球分手后，也许他累得还再会与处了8年的女人分手，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意味着一个“结束”的春天，对于高峰也意味一个“开始”。

最后的谈话是关于高峰的“告别信”，那英用超过阅读任何一首歌词的认真字斟句酌，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也是一个恐怕迄今为止最懂高峰的女人，所以她帮高峰想了两名告别词：一、“退役需要理由吗？”二、“足球不是生活的惟一。”

当那英趴在沙发靠背上一字一句修改“告别信”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球员告别足球的故事，它更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16年前，大眼文中那对“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气的前锋和可能是中国最有才情的歌手”最终没能走向“百年好合”，孩子的降生并未挽救他们的爱情，两人分道扬镳并各自迈入婚姻殿堂。

2011年高峰与范春玲成婚，本以为“浪子”的故事该到了“回头”的转折点，却没曾想他再一次“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