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足前国脚合伙开起“串串香” 孙雯都来捧场

黄石球迷

11张带电磁炉的桌子在客人到来前都预先摆上了“留位”牌。折叠小木桌在门口空地上撑开来，看起来更像是大排档。

　　季婷在一张张桌子下挨个放上垃圾桶，俯下身的时候抬眼四处张望，确保没有遗漏。孙凌正一手提一张小木桌往外走，她知道今晚又将是一场火爆。丁贝莉用牙齿撕开扯了一半的透明胶带，把地上不用的插座贴起来，防止绊倒客人。黄璐娜，这个门将此时在大门口进进出出，马路对面，她的烧烤店已经开始装修。

　　像任何一场赛前热身一样，4个曾经是球场上不同位置的女足球员，在火锅店晚市开张前的半小时，不紧不慢、各就各位地忙活起来。

　　不过一个多月光景，已经告别了初开张时的手忙脚乱。每天都要备上十来张塑料凳子供等位的客人用，这完全出乎她们的意料，“我们的预想是第一个月不亏就不错了。”

　　店堂里，红色墙面挂着她们各自的球衣，阁楼位置的球靴并不显眼，倒是为迎接世界杯到来的各国球队绶带扎在栏杆上，充满派对的喜气。隔着玻璃橱柜，各种奖牌和奖杯曾经给她们带来过狂喜。

　　她们中的3个自去年11月退役后，仍忍不住常回想：“我在国家队那会……在国青队那会……”早她们8年退役的丁贝莉会在一边提醒：“已经过去了，往前看，不要回头。”

　　荣耀与伤痛

　　最不堪回首的是伤痛。“对运动员来说，伤病是最大的打击，会带来阴影。”每个运动员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病经历，孙凌笑着提起这些时，店外阴雨淅沥，季婷脚上的伤痛也随着雨季降临。

　　1996年季婷第一次踢球受伤。因为年龄尚小，身体还在旺盛地成长，医生把骨头接上后，很快复位长好了。

　　第二次可不像第一次那样幸运。粉碎性骨折让她必须装上钢钉。“因为是第二次骨折，医生给我做了各方面的检查，发现我骨密度太低，所以骨头比正常人脆一点，才会频繁骨折。”

　　做手术的医生跟季婷父亲说：“这次位置断得不好，哪怕好了，足球肯定是踢不了了，就过正常人的生活吧。”

　　刚进体校的季婷，文化科目的学习已经放弃了，更多时间在训练。做完手术，父母没有把不能踢球的消息告诉她，只是旁敲侧击地安慰：“踢球很辛苦，就别踢了，就好好读书吧。”

　　进体校并不容易，“一旦进去了肯定想好好踢，是想往专业发展，不像在区里面踢球，更多的是玩。普陀区的足球起步晚，初入学时我不如别人，但是踢了一段时间，差距开始缩小，我也刚刚有点信心。”季婷躲起来悄悄地哭。

　　男孩模样的季婷不时用双手拢起挡在眼前的短发，骄傲地说：“两次骨折手术我都没有哭过。”

　　手术后，季婷第一次做恢复训练，为唤醒萎缩的肌肉，她去踩自行车。“可能是用力过度，一下子把膝盖骨里横着的钉子，啪一下拉断了。”

　　再次手术，把断在骨头里的钢钉拿出来。医生惊诧了：“你挺牛逼的，这都能够拉断，你是要干嘛呢？”

　　季婷无辜地说：“我就是正常地去练啊。”医生这才意识到她要踢球：“怎么还想踢啊？”

　　“先试试看吧，我都没试，总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医生无奈：“可别再断了，到时候又该开刀了。”

　　这次手术之后，季婷就没再回医院。直到2003年，进入一线成年队一年后，她带着腿上的钢钉入选国家队。2004年又带着钢钉参加雅典奥运会。

　　之前的主治医生在电视上看到季婷，打电话给她：“赶紧到我这来复查一下，我给你看看什么情况。”医生无法相信电视上的就是她，问：“奥运会那是你吗？听见你的名字我都不敢相信，还以为上海女足又出了个季婷了！”

　　季婷贼兮兮地笑：“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你不是说我不能踢了吗？”奥运会结束后，医生给她做检查：“还行！就这么踢吧！”

　　取钢钉的最佳时间是两年，“有段时间我是想回去拿出来的，但是每年都有比赛，一个接一个，基本上每年都全年无休。如果我去拿钢钉，又得休息一段时间，又得重新练起来，才能重新跟上。”

　　这样一拖四五年。医生似乎习惯了季婷的倔强：“那就放在里面吧。等你不踢了再回来拿。”直到2009年，季婷才将膝盖骨里的钢钉取出来。一连串的手术在她的右腿上留下一道道蜈蚣样的疤痕。

　　前锋位置的季婷，两次骨折都是因为与守门员的冲撞所致。骨折后，再遇到守门员她就会本能往后跳一下，“让一下，不会再硬着头皮去拼。”

　　加上膝关节做过关节修复手术，阴雨天里，所有的伤口都用疼痛提醒着她。要是恰逢比赛，上场之前，医生用按摩油把她的腿搓热，这样会稍稍舒服些，“但是不能停止跑动。冬天踢球是最可怜的，我这样的腿，一刻都不能停，始终要保持在动，只要稍微冷一下，再动起来，腿就不听使唤了。”

　　守门员黄璐娜的伤主要在手指上，伸出双手，10个手指歪七倒八，自然厨房里的细致活儿也被伙伴们分担了。

　　输赢与退意

　　退役来临的那天，并非是第一次萌生退意时。集体的成功带来荣誉感的同时，失败也带来了沮丧乃至退意。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季婷第一次受到打击。0：8输给德国队后，女足一路下滑。

　　“那次大家觉得肯定会晋级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第一场打德国。开场15分钟我们压着德国打，一下子有点飘飘然了。德国女足也是世界冠军，她们试探15分钟之后就开始啪啪啪啪连进球。之前过于自信，我们和教练都没有想过要防守。上半场被人家打个3：0，下半场仍没有跟我们说要防守，只是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慌，结果下半场被人家打了5个。到最后，普林茨她们进球后，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做出耸肩的手势，好像在说：这是中国队吗？”

　　季婷至今难以容忍那场“丢人”的比赛：“输球不怕，咱别丢人。”在紧接着的2005年全运会上，上海女足在冠军志在必得的情况下，罚点球输给了北京女足。“这又给了我一个打击。”

　　全运会结束后，国家队集结去打阿尔加夫杯，季婷第一次跟上海队教练说“我不想踢了”。

　　加上全运会之前，参加东亚四强赛，又是历史最差的第四名。“那两年把我对足球的激情，一下子给浇灭了。什么都看开了，觉得踢球没什么意思了。”

　　教练试图说服她：“你现在退肯定可惜。”最后决定给她无限期放假休息。在阿尔加夫杯之前，女足国家队又经历了换帅。季婷没有参加阿尔加夫杯，她选择留在上海。

　　大休过后的第二次想退役是2009年。“经历那么多后，感觉自己确实是成熟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唯独念着全运会冠军。“之前两次都是第三名，都是在半决赛输掉了。第一次输的时候还小，不懂，就知道哭。第二次，已经看开了，流不了泪了。知道运动员生涯就是这么残酷，不是赢就是输。”

　　季婷再一次跟教练提出退役。教练同意了。这次退役后，季婷取出了腿上的钢钉。

　　“某个时刻，神迹般的逆转，这是足球的魅力，所有事情都不能够预计，也是这么多年踢球，又快乐又悲伤，反反复复，起起落落。”2009年退役后，季婷每个月拿着体育局给的两千多块钱基本工资，以养伤为主。

　　不久，马良行执教女足，又把刚退役的老队员喊回去。还在养伤的季婷接到电话时，犹豫说：我不想踢了。

　　马良行问：是因为伤病不想踢，还是因为个人原因。季婷说主要是伤病。马良行建议她先回球队恢复一下，“试试看，如果实在不行，就不强求。”父亲心疼季婷，不让她归队。母亲则力主她回去。“当时回去最主要的想法是，希望退役前能拿个全运会冠军。”当然最终季婷也没能拿到这个冠军。在退役前的全运会上，上海女足遗憾地负于江苏女足。

　　孙雯是季婷特别喜欢的教练。“她是一个特别人性化的教练，因为她之前在美国大联盟踢过球，特别想带中国足球像国外那样发展，不希望给我们太多压力，踢球就是踢球，离开足球，爱干嘛干嘛，每个星期还能够回家一次。”但是这种人性化管理很快被足协否定了。

　　迷惘期

　　退役后的季婷参加上海市体育局办的“百人计划”，可以通过一年的培训成为教练。但是否要继续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季婷自己也说不清。“踢球到现在，足球带给我什么？我看不到。让我去培养下面的运动员，除非体制改变，让我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退役后，谁来管我们？如果足球体制不变，又是伤害下一代队员。即使确实有潜力，现在女足像孙雯那样的又有几个？大多数踢不出来的。”

　　孙凌和季婷一样艳羡国外的运动员，“从小就培养兴趣，他们没有什么职业队伍，都是兼职，该上班的上班，该读书的读书，不是封闭的。只在大赛前几个星期一起吃住训练，不像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压力没有这么大，只是重在参与。比赛输了，当时难过下，转身就投入属于自己的生活，真的是重在参与，付出了，就行了。”

　　4个“80后”女孩都是在懵懂的小学二三年级，受家中爱足球的父亲影响，参加少年队、成年队……也是在她们懵懂的年纪，中国女足“铿锵玫瑰”的荣耀一路高歌。

　　在进入专业队之后，她们发现“各个省市都要争冠军，领导的眼里只有金牌，只有第一名。拿不到金牌，难道就把我们的4年全部都否定掉吗？这种体制也促使我们不想再踢球了，踢到后面，我们几十年的青春付出全被否定了。既然否定了，我们凭什么再踢下去？”

　　退役后面临的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读书不行，除了从事和足球相关的行业，还能干什么？我们与社会是脱节的，将近20年的封闭训练，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

　　都知道运动员退役后会有一个迷惘期，黄璐娜和孙凌的这个时期要简单许多。原先规律的训练生活被打破了。每天早上7点醒来，惯常地以为该训练了，换衣服洗漱完毕后发现：“哦，不用训练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全身松懈下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训练，那该干什么呢？”

　　这样的日子持续一两个星期后，黄璐娜的心里就开始发慌了。打电话给队友约出来吃饭、喝咖啡、唱K。在和队友一起迷惘的过程中，孙凌说起了开火锅店，很快得到了响应。

　　孙凌的想法最初是跟丁贝莉倾诉的。她们俩家离得近，穿过一条街就可以时常串门。此时的丁贝莉已经是一家儿童英语培训机构的校长了。虽然与孙凌同龄，却是球队里自我意识较早觉醒的：“我清楚，女孩踢球时间越长，以后到社会上就越弱势，我觉得早点退役为好。”这位叫“贝莉”的女孩，最初的梦想是要做女足的“贝利”。

　　2006年，丁贝莉退役后适应了很久：原先准备读大学，但最终没读成，然后到健身机构做私人教练。不到两年，“觉得健身教练也不是我想要的，那也是在吃青春饭，迟早有一天会做不下去。年龄和身体条件都有局限性。”

　　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觉得她口才不错，推荐她去一家英文机构。丁贝莉在那里一下子被提到市场主管。“我从一个没有社会阅历、没有工作经验的人，突然要去管理一个团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领导也不是傻子，他都看在眼里，实际能力达不到的话，再有朋友推荐，总有天会被淘汰。”

　　不久丁贝莉被转岗到销售。之后一路做到整个校区的校长。在为他人打工的过程中，丁贝莉的自我意识再次觉醒，“在公司里，每个月有销售压力和指标，虽然完成得不错，眼看着每个人都赚这么多钱，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加之大公司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丁贝莉很快跳出来，准备做自己的早教机构。适逢孙凌这一拨队友退役，大家在一起商议起了创业事宜。

　　从三点一线的生活状态出来，“我们像在玩金字塔，在足球领域我们越来越接近巅峰，跳出足球，就变成金字塔底层。我们想方设法往上面爬，但是在下面会徘徊很久，因为要尝试很久才能知道有哪条路、哪根绳子可以往上爬，所以也是不断地在尝试自己。”

　　麻辣足球

　　孙凌平时爱进厨房做几道菜，自称“吃货”。只要到四川比赛，一群姑娘总会去吃串串。“比赛前是不敢吃的，怕太辣，拉肚子影响比赛。”回到上海，孙凌找不到这么好吃的串串火锅店，“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开一家？”

　　孙凌的想法启发了正在寻思着自己创业的丁贝莉：“餐饮至少比其他实体店好。衣服之类的实体店越来越做不过网店。只有吃，经久不衰，而且要有特色。”8年的市场经验，丁贝莉觉得应该趁大家还有点名人效应，趁上海的串串还比较少，“赶紧杀进来。”

　　某次唱K，她们俩把这个想法跟退役的队友说起。等待退役分配的队友，尽管不久就可以得到一份事业编制的工作，仍都跃跃欲试。

　　但是与家人一说，支持的并不多。“父母都希望我们退役后能够安安稳稳地在事业单位，然后结婚生子，安静过日子。”4个女孩的想法也遭到一些球迷的怀疑：“老板都是一个人做的，4个人怎么做得好？肯定会闹分裂的！”

　　四人在店堂里也像球场上那样做了分工：孙凌管厨房，黄璐娜和季婷负责推广营销，丁贝莉负责大堂。决策上，四人也制定了规则：平时投票表决，如果两两相对，就听黄璐娜的主意。“即便黄璐娜的决定是错的，也必须服从。”财务则实行四人轮管，每人掌管一个月。

　　与球场上血脉贲张的脸不同，店堂里的4个女孩都已经回复到了清秀细致的上海姑娘脸色，言语和性格倒是保持了球场上的爽直。

　　店铺是孙凌和丁贝莉找到的，前后跑了一两个星期。先是丁贝莉开车，孙凌坐在旁边看。上海停车难，停车费也贵，“不可能为了看一下交20块钱停车费，到最后索性我们都不开车，走！一走就是走一天。”

　　4个人各凑了10万元，想闯荡大上海餐饮业，像是一块小石子丢入大海，连水花都不见。她们最先在静安寺旁边找，“光转让费就要65万，这怎么可能？我们本来就是想做平民化的，不可能像海底捞那样！”

　　之后看到别家火锅店天天排长队，她们想着能让排不上队的人到她们店里吃，在那家店旁选了个地方，成本核算下来，毛坯的装修超出了预算。最后他们找到了长寿路边，隐匿在菜市场和棚户之间的大厦下，“无转让费，装修也不用大动干戈”，位置就这么定下来了。

　　“好在是加盟店。”开业前，总店派来师傅帮忙，孙凌在厨房做了十多天学徒，刀工练得炉火纯青，切黄瓜成了她的拿手活。开业前夜，师傅过来帮忙配料，说：“还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能开出来才怪呢！”

　　3月1日开业当天，本打算只开晚市的，中午就有人来了。那晚11张桌子全满了。当然，这也部分归功于负责推广宣传的姑娘，在此之前喊来熟悉的媒体朋友，做了预热报道。

　　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孙雯来了，队友来了，父母也来了。

　　季婷希望火锅店能成为她们将来的根据地，成为大家聊天的地方。“至于赚多少钱，还真没想过。开出来，不倒闭就行了，最初担心开不出来。”

　　火锅店所在的街区，离当年发生火灾的胶州路不远，火灾后这里成为防火重点单位。火锅店所在大厦也被规定不允许有明火。店里不得不用电磁炉。物业最初的规定是，整幢大厦不能做餐饮，在她们到来前，这里是公益咖啡店，并不赚钱。

　　听说4个姑娘要在这里开火锅店，物业管理员觉得不可思议：“开玩笑呢！用电磁炉也不行，排污呢？你们只要有一滴油到下水道，各个单位都要罚钱，而且你们稍微有什么事，整幢大厦倒霉！”

　　姑娘们开足了球场上的跑动马力，四处找人咨询，求人帮忙！等到店开出来，物业管理员又过来找她们：“你们还真牛逼，找的都是什么人啊？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现在，物业与她们“都快成哥们了”。

　　有人问季婷：“你们都是名人，会不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季婷说：“这有什么，在什么岗位就做什么岗位的事，我们离开足球，什么都不是，名气和光环留在运动队里，离开了球队，谁还认识你？就是我们宣传得好，否则谁会认出来我们是女足的？如果不宣传，谁理你，火锅在哪里吃不是吃，现在人家吃的就是新鲜感，觉得有女足队员给他们服务。”

　　但是身份转换却是孙凌的难题。有人问她：他们都喊你服务员，你会不会尴尬？孙凌缩起1米8的身形，做个贼脸，小声说：“有点小尴尬。”以前都是球迷围着喊：“球星，球星！”突然就变成了餐厅里的“服务员——”；以前都是出去给人签名拍照，现在变成了“服务员，给我再拿一盆醋过来”。

　　孙凌坐在大门正对位置，背后的墙上是一块照片板，上面贴满了她们与足球界名人的合影，聚光灯穿过照片板投射在孙凌身上。一个声音从店堂另一头传来：“服务员！服务员！”孙凌一直低头在玩手机，直到对方提高了嗓门吼：“服务员！”她顿时反应过来：“哦，来了！”

　　一个月后，还没听到客人喊，就要开始察言观色，不时地问：“你好，有什么需要？”

　　辛苦程度跟客流的火爆一样，超出了她们的预想。最晚的顾客吃到凌晨两三点，她们跟着陪到两三点。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7点闹钟响起的时候，是孙凌最绝望的时候，“站着都能睡着。”

　　到店里一上午都在穿串串。十斤牛肉要切成薄片，然后一片一片穿到签子上，不花上三四个小时是完不成的。11点开始午市迎客，到下午两点结束后，孙凌骑上她的黑色小龟王出门补货。3个半小时之间，她们可以轮流打个盹，然后迎接晚市。这样连轴转几天后，她们都意识到：“开店比踢球累多了！”

　　“那么累，体重却还在攀升！”脱下球衣的姑娘自然爱红妆，孙凌却为体重叫苦连天。所以，球还得踢。

　　退役之后，她们与足球的关系变得单纯而舒适。周末午市不开的时候，社会上闲散的男足球队会邀请她们去“踢野球”，这不仅成为她们健身的机会，也成为她们的交际渠道。

　　投影仪已经在店堂顶上高高挂起，未来的世界杯即便是凌晨三四点，也毫不妨碍她们把火锅店变成足球派对。穿上黑色的球衣工作服，最初结识足球时纯真无邪的笑脸，仍绽放如阳光下四月天的花朵。

　　几个月后，店堂里的派对会欢唱：“风柜里来的人，骑着潘帕斯的野马，是一个精灵踩着魔幻探戈，你说荣耀的光环必定一闪而过，请你不要怀疑最初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