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前足协三巨头：谢亚龙痛悔 南勇曝受贿细节

谈笑有鸿儒

谢亚龙南勇等亮相央视 面容憔悴显格外苍老(图)

    　新华社沈阳１２月１９日体育专电　题：铁窗内悔恨不已　叹自律教训深刻——与谢亚龙、南勇、杨一民、李冬生看守所对话录

    新华社记者隋笑飞　任鹏飞　李铮

    在社会瞩目的中国足球打假反赌案件审理前夕，记者专程前往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与被羁押的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中国足协原技术部主任李冬生进行了深入交谈。他们坦承，由于思想不坚定，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自己，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对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下是对话实录。

    “从人情交往滑向犯罪深渊”

    记者问谢亚龙：到足协工作后，你收过俱乐部的钱吗？

    谢亚龙：２００６年的时候，有个足球队拿了冠军，半年多后，该队所属单位领导到我办公室来感谢我，给我送来了钱。

    记者：多少钱？

    谢亚龙：２０万，那年他们拿了冠军，说是集团做了一些奖励，同时也给了我一份，当时就收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要奖励你？

    谢亚龙：人家领导出面，而且没有直接要办什么事情，我就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放松了警惕。从我个人来讲，有的时候拉不下脸拒绝。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俱乐部平时到足协拜访的时候，或者你们去俱乐部检查工作时，也会送钱吗？

    谢亚龙：个别俱乐部会送。

    南勇：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就给你放到办公室，有的时候一块吃饭，给你送两条烟，里面放了钱，或者是过中秋节送月饼，里面有点钱，稍不注意你拿的就不是一般礼品了。

    杨一民：最早俱乐部送三百五百我都给人退回去，后来足球圈里把这个传出去，说杨一民不太愿意收人钱。但是，再后来熟悉的人送，我也就收了。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一般他们给你们送钱金额有多少？

    谢亚龙：可能几万，也可能一二十万。

    南勇：几万到十几万，二十万这样。

    记者问谢亚龙、南勇：这些钱以什么名目给你？

    谢亚龙：我没有具体答应过会做什么。人家给我钱，都是事后打着感谢的旗号。

    南勇：一般都没有具体事情请托，就是联络感情。

    记者问南勇、谢亚龙：收钱的时候是一念之差，还是习以为常了？

    南勇：都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慢慢地就把握不好了。第一它都是违法的行为，第二可能在今后处理一些工作问题时，会出现一些不公正现象。

    谢亚龙：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慢慢变得麻木了，丧失了警惕，人情交往逐步成了一种犯罪行为。
   “假赌黑对足球伤害太大了”
    记者问谢亚龙：你曾经是专业田径运动员、教练员，担任过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等职务。你对在这些岗位上的工作都比较满意，为什么一到足协这个位置上，就变成这样呢？

    谢亚龙：在假赌黑的环境下人变化了，包括我自己也变化了，足协的领导一任一任换，而足球管理的体制却没有什么变化。

    记者问杨一民：你觉得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严重到什么程度？

    杨一民：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假赌黑对足球伤害太大了。坦率说，这么多年来，足协在管理和打击力度方面做得是不够的。

    记者问李冬生：２００７年的时候杨一民也给你打过电话，提到了河南建业的比赛。

    李冬生：领导打了电话，说对于比赛要注意，避免在降级队的身上出问题。

    记者：很多暗示在里面，是吗？

    李冬生：可以这么理解吧。

    记者：如果他强调稳定很重要，就是要维护主队，如果强调比赛要公正进行，等于保证客队。

    李冬生：也可以这么理解。

    记者问南勇、杨一民、谢亚龙：中国足球乱象的很多问题跟你们足协领导纵容这种“假赌黑”现象有关系吗？

    南勇：有关系。

    杨一民：在这方面，足协领导表率作用做得不好，没有在足球界树立比较好的正面形象，我觉得作为足协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难辞其咎。

    谢亚龙：在这个大环境下，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没有抓进来的人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各自都有一些事情。我们这种业务干部，很难解决“假赌黑”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在足协做一把手期间，没有把工作搞好，希望政府能够严厉打击足球犯罪，清理足球的大环境。

“真正做到警钟长鸣不容易”
    记者问南勇：中国足球打假反赌工作开始后，你有没有想到最后会打到你的头上？

    南勇：想到了。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记者问杨一民：你曾经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足球的知名教授，在中国足协副主席位置也很多年，现在回头看看中国足球为什么走到如今这一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杨一民：我觉得中国足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执法方面，都难以满足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足球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都存在很大问题。

    记者问南勇、谢亚龙：目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职位变成一个高危岗位，是因为职位有问题还是个人有问题？

    南勇：问题还是出现在自身，只要自身没有约束好自己，你不论是高危岗位还是低危岗位都会出问题。

    谢亚龙：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要怪外界，首先要考虑内因。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解的。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触犯了刑律，该承担责任。

    记者问李冬生：三位足协副主席都进来了，一而再、再而三，你怎么看？

    李冬生：中国足球从整个运行和监督机制来讲，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全社会都应加强对足球比赛的监督，对足球事业方方面面进行监督。这次打假反赌工作抓得非常及时，希望在今后能够保持常态机制，最大限度保证不出问题。

    记者问南勇：大家曾对你满怀希望，你也有很多抱负，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南勇：侥幸心理。总的来说，还是自己的思想不过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都说警钟长鸣，但是真正做到警钟长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记者问杨一民、南勇、谢亚龙：想对家人或者球迷说点什么吗？

    杨一民：这段时间，自己反思了很多问题，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没有把这些机会转变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我本应在这个位置上起到表率作用，但自己不够廉洁，对事业发展起到消极作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作风、信念、对事业的责任都丧失了。我确实对不起这个职位，对不起事业，对不起球迷，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知道错了，现在非常后悔、非常痛心，用什么办法弥补，我都愿意。

    南勇：我本来应该在他们的支持下，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做好，对不起长期关心足球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球迷，我感到非常内疚惭愧，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我真诚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谢亚龙：我走上足协领导岗位后，确实离人民群众、离基层越来越远了。我没有把足球搞好，自己还犯了罪，对不住大家，向大家赔不是。我认罪，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