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了冠军，却没有一个队友祝福：中国让球往事 - 巴西足球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ID：chashaows），虎嗅经授权发布。头图：2005年5月4日，高军在第48届世乒赛女单1/8决赛上。©视觉中国

打到八强的时候，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嘱咐秘书，每天再晚也要向他报告“战况”，因为八强里有一半都是中国选手，这可能是新中国体育取得突破的重大时刻。

第六轮循环赛，中国选手纷纷失利，到半决赛时只剩一人，年仅21岁的容国团。

决赛中，容国团的对手是前世界冠军、36岁的匈牙利老将西多。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容国团使出浑身解数，仿佛化身为“八臂哪吒”，用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把西多调动得气喘吁吁，使其完全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

最终，打出巅峰状态的容国团连扳三局，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那一天，多特蒙德威斯特代里亚体育馆升起了五星红旗。国歌响起那一刻，中国代表团的所有人都觉得，“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肯定可以甩掉了”。

当时正值建国十周年，容国团捧杯的消息点燃了六亿多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贺龙副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献花，容国团成了民族英雄。

从此之后，乒乓球在中国成为一项具有特别意义的运动项目，关乎国家的荣誉。

从容国团夺冠至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六十年间，这项被视作“国球”的运动荣耀了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岁月。我们习惯了中国选手一次又一次地欢呼胜利，也习惯了国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一个乒乓球的标准重量是2.53~2.70克，相当于两枚一毛钱硬币，放到手上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重量。

但在赛场上，这个小球能化为翅膀，让人高飞入云，也能变成泰山，把人压到无念。

六十年后回首看去，那个在一张张球台上跃动的小球，改变的不止是中国体育，也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

1959年4月5日，新中国的体育史在容国团夺冠这一天被分为两截。

在这之前，中国运动员在举重、跳高和游泳几个项目上都有打破世界纪录的表现。但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封闭，这些纪录并不被承认。

容国团战胜西多，是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在国际大赛中获得胜利，也一下把处于边缘的乒乓球拉到了举国关注的位置，当时全国有五千万人练上了乒乓球。

那时的中国可谓全民上阵打乒乓，无论是正规的还是土造的，只要有球台就有人打。在上海随便拐进一个弄堂，就能看见几个孩子围着桌子打简易的乒乓球。

当年几乎每个小孩都掌握这样一个绝技：如果不小心把乒乓球踩瘪了，放到开水里泡就能让球再鼓起来。

六十年代初，国乒队第一次出现人才爆发的景象，既有从香港归来、被称为“乒坛三英”的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也有本土的四大虎将：“削球魔术师”张燮林、“小老虎”庄则栋、“轰炸机”李富荣和“智多星”徐寅生。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性赛事。

在男子单德比赛中，中国的四员虎将包揽了半决赛的四个席位，冠军已经是囊中之物。

半决赛前一晚，大赛组委会在华侨饭店开会，主持会议的贺老总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问题：这一次的男单，让谁来当冠军？

所有人都沉默了，在场的各个省队教练不知该如何回答。哪个运动员不想在祖国夺冠呢。

贺老总接着说：“是不是让庄则栋当冠军？第一，他在团体赛上立了功，第二，他是北京队的。”

此言一出，上海队的教练马上就明白了，新中国正处于蹒跚成长期，在首都举办的世乒赛，当然是首都的选手夺冠更有利于宣传。四个闯进半决赛的人里，只有庄则栋是北京队的，其他三个都是上海队的。

会议从晚上十一点开到凌晨一点，为确保庄则栋夺冠，决定安排专人去做另外三个人的工作。贺龙亲自去找徐寅生，上海队教练负责张燮林，李富荣则交给了男团的教练傅其芳。

贺龙见到徐寅生，第一句话就是“寅生啊，我要委屈你了”。聪明的徐寅生马上表示：“贺老总，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半决赛正式开打，徐寅生“顺利”地败给庄则栋，另外一场李富荣击败了张燮林。

可是到了决赛，气氛突然紧张起来。第一局比分是21:16，但赢的人居然是李富荣！

如果李富荣再赢一局，那之前的计划可就毁了。局间换场地的时候，一身冷汗的傅其芳叫住李富荣问道：“你怎么了？”

李富荣憋着气回道：“我怎么了，让他就一定要0:2啊，1:2不可以吗？！”

接下来的两届世乒赛男单决赛，李富荣又连续两次输给庄则栋。后者完成三连冠的壮举，也把奖杯复制品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世乒赛冠军获得者可保持该奖杯到下一届比赛，如连续3次夺冠可获赠一件复制品永久保存。

在那之后，让球成了国乒队的一项“战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利益，个人再委屈也要服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让球对于夺冠的一方也是极不公平的。哪怕自己再有实力，金牌也被抹上了一层灰，功过是非只能任由后人评说。

多年之后，有记者问李富荣：“你三次让出世界冠军，甚至连努力拼搏都不允许，委屈不委屈？”

李富荣说：“你们只记得我把冠军三次让给了庄则栋，可有多少人记得三次让球给我的胡道本，还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教练和陪练。我不委屈，真的。”

1975、1977年的世乒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张立含着眼泪，两次“输给”朝鲜的朴英顺——为了中朝友谊。

1981年世乒赛男单决赛，蔡振华奉命输给队友郭跃华，得到了“以后再叫他让你”的许诺。

两年之后，两人又在决赛相遇，然而之前的承诺却没被提及，蔡振华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只能在赛后暗自流泪。

让球是苦涩的，但为了集体利益和大局，个人的梦想只能被放到第二位，因为冠军和金牌对新生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971年，到日本参加世乒赛的中国队，在乘坐大巴返回宾馆时，遇到了前来搭车的美国运动员科恩。

15分钟短短的路程之后，两个处于敌对的大国找到了交流的窗口。在车上，庄则栋主动向科恩打招呼，送了他一条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第二天，科恩回赠了一件运动衫。

当美国乒乓球队收到访华邀请的报告时，时任总统尼克松几乎不敢相信：“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以实现。”

小球推动着大国往前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看到了更加复杂真实的世界。对于乒乓球来说，当年让球的当事人已经放下球拍，站在挡板外成为教练或领导，但是“让球”的传统延续下来。

1987年，第39届世乒赛在印度举行。女单半决赛前，上海姑娘何智丽接到了教练让球的指示。

何智丽从小爱打乒乓球，外婆家的弄堂里只要一有“乒乒乓乓”的响声，准是她在和叔叔切磋。

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当球拍遇到球的时候……》，里面有这么一句：从三岁学打乒乓球那一刻，我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我爱听球撞在拍上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何智丽很幸运，因为外婆家离乒乓名校上海巨鹿路第一小学很近，她得以就近入学。巨鹿一小被称为“乒乓摇篮”，出过多位国手，其中包括乒坛名将陆元盛。何智丽的启蒙老师，就是培养出这些高手的柯元忻。

反应敏捷、训练刻苦，再加上本就很高的天赋，何智丽一路从青年队升到了上海市代表队。1981年，17岁的何智丽在全国锦标赛连胜三名国手，受到全国瞩目，直接跨入了国家队的大门。

1984年，何智丽在亚锦赛力克韩国新秀梁英子，夺得亚洲女子单打冠军。紧接着又在下一年的世乒赛上，战胜多位名将，和队友一起举起了女团的最高荣誉考比伦杯。

全国冠军、亚洲冠军、考比伦杯，何智丽的下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世乒赛女单冠军。

1986年，已经是中国女乒主将的何智丽遭遇职业生涯最重大的挫折，她在亚运会女团决赛先后输给梁英子和玄静和，一人连丢两分，中国女乒痛失冠军。

这次失利让女乒内部产生了怀疑的声音。第39届印度世乒赛近在眼前，必须选出最强的选手出战。这时候，一位乒坛前辈站出来帮了何智丽一把，她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国手，首个全国女子单打冠军孙梅英。

何智丽和孙梅英年龄相差三十几岁，但脾气投缘，都因为说话耿直不招领导喜欢，再加上都喜好喝茶，就成了忘年交。孙梅英觉得何智丽是可造之才，经常在训练后给她加练。

孙梅英对何智丽说：“你的球输在胆量上。你有五分球艺，只有两分胆量。提高胆量，你一定能胜！”

在出征印度世乒赛前，何智丽被安排参加女单、女双和混双三个单项比赛，而最重头的女团比赛名单里，却没有何智丽的名字。

出发前，孙梅英嘱咐何智丽：“团体赛没有你，你就把单打打好。”

1987年3月1日，39届世乒赛最后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格拉·甘地体育馆座无虚席。经过激烈角逐，中国的何智丽、管建华、戴丽丽和韩国的梁英子闯进了女子单打四强，盖斯特杯将在这天遇到新的主人。

上场之前，何智丽的担忧成了现实，她的教练过来说：“今天你下来。”

“这是团领导的决定！”领导觉得，万一戴丽丽输给韩国梁英子，决赛由削球手管建华来应战更为保险。

“好，好，那就让管建华上吧。”何智丽想起了孙梅英的嘱咐，“答应”了领导。

半决赛终于开打，中国教练的注意力都在戴丽丽那边，因为那边是真刀真枪，这边则是走过场。

第一局，何智丽赢了，没人觉得异常，都以为小何是想制造点儿“悬念”。

第二局，何智丽又赢了，管建华还是没有“疑心”，以为何智丽要打成2:3，显得更精彩。

第三局，当比分打到14:6的时候，管建华终于发现，何智丽在真打！场边观战的队员马上叫来了正在观看另一场比赛的李富荣。

焦急的李富荣走到比赛挡板外，直接用上海话对何智丽喊：“侬哪能搞格啦（你怎么搞的）？！”

这句“你怎么了”让人恍如隔世。不知站在场边的李富荣是否想起了二十六年前让球的自己。

一脸铁青的李富荣让何智丽阵脚大乱，一连输了十分。场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小何“听话”了。

这时的何智丽反而异常平静，她耳边只有乒乓球的声音，心里也只剩下了一个信念：“当球拍遇到球的时候，将其完美地击出，让对手无法还击。”

顶着众人愤怒的目光，何智丽走向场边的休息室，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另一场比赛的结果。

过了一会儿，场内传来消息，韩国梁英子3:2爆冷击败了自己之前从没赢过的戴丽丽，杀进了决赛。

女单决赛将在晚上打响，整个下午何智丽一个人待在旅馆，翻来覆去想一件事：怎么战胜梁英子。国乒队的领导也指示，谁都不许去干扰何智丽。

在亚运会输给梁英子后，何智丽每天都数着日子过。出发去赛场前，何智丽嚼着父母寄来的牛肉干，换上了一件中国队不常用的蓝色球衣，因为她听说梁英子练球的时候，总让陪练穿红色的球衣。而红色是中国队的主色调。

天擦黑的时候，何智丽走进了英格拉·甘地体育馆。赛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了她身上，离比赛开始只有几分钟了，没有教练上前指导，何智丽在心里默念：“问心无愧，尽力而为”。

决赛开始，下午刚和搭档玄静和夺得双打冠军的梁英子走了过来，眼里满是自信。何智丽定定地看着对手，仿佛世界只有她们两个人。

“乒！”何智丽的球像箭一样射向对手。“乓！”梁英子快速地回了过来。打到第三局的时候，场边的教练终于指导了一句：“低一点”。

当何智丽感受到全场观众的欢呼时，她已经以21:18拿下了这一局，总比分3:0完胜，盖斯特杯再次属于中国。

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站在旁边的梁英子朝何智丽比划了一个手势，让她把奖杯举高。何智丽的眼眶红了，伸直双臂把盖斯特杯举过了头顶。

那天晚上，何智丽被外国记者称为“不笑的冠军姑娘”。回国后，何智丽没有写检讨，她也从来没有后悔赢了那一场。

当赛场坐满翘首以盼的观众，一个运动员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全力以赴地去争取胜利。

作为运动员的何智丽做得很对，但作为队员，她犯了“大错”。

1988年，何智丽没有入选汉城奥运会国家队名单。一年后，她远嫁日本，从夫姓改名小山智丽。

1994年亚运会，代表日本队出战的小山智丽，在一天之内，连续击败三大顶尖高手陈静、乔红和邓亚萍，夺得女子单打冠军。

因为这枚“不可能”的亚运金牌，小山智丽被《朝日新闻》评选为日本年度最佳运动员。

1996年6月25日，小山智丽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比赛中。©视觉中国

而在中国，很多人无法接受本国的世界冠军入籍日本，再反过来“抢走”中国的金牌。

霎时间，小山智丽的名字和汉奸、卖国贼甚至吴三桂联系起来，各大媒体都收到了老百姓愤怒的信件和电话。

不过，和五六十年代相比，八十年代的官方和民间已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声音。

还有观众对之前的“让球”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人说“让球不可能体现现代意识，也是对运动员个性的束缚”。还有人说“运动员不能自主胜负，就像一个人不能自主婚姻一样可悲”。

最后，有人直指国乒本身。“让球曾是中国乒乓球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应该结束了。”

后来，何智丽跟一位记者聊起过她对让球的看法，她说：“让来让去，把人才都让走了，到国外去了。”

让球带来的“不公，加上国内的一流选手实在太多，而国家队名额有限，为了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一些前世界冠军、前国手甚至省队的高手只能选择出国打球。从八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来自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他们一边开球馆，一边德比赛，让异国他乡的体育人领略到了乒乓球的魅力。

媒体给这些远走他乡，并在世界大赛和中国同场较量的运动员起了一个“代号”——海外乒团。

接替何智丽担任女乒主力的陈静，曾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获得女单金牌。她于1991年前往台湾，后来代表中国台北队出战了两届奥运会。

亚特兰大奥运会，陈静在半决赛击败乔红，决赛2 : 3败在邓亚萍的拍下，获得银牌。四年后她在悉尼摘得铜牌，成为唯一一个参加三次奥运会，分别获得金银铜牌的选手。

和邓亚萍同一届的高军，在1993年世乒赛输给代表海外乒团的陈静之后，宣布退役。1994年，高军来到美国，从运动员变成一个白领，只在周末和朋友打两局，享受那种“谁都赢不了我”的乐趣。

1997年，高军加入美国籍，美国乒协从那时起就一直力邀这位昔日的国手。“你就算不训练，美国也没人能打得过你，但是我们从没赢过加拿大，你打不打。”

高军一想，打就打呗，结果在1999年的泛美运动会上，带领美国历史上首次击败加拿大，成为北美乒坛的“霸主”。

而美国这么多年没赢的原因，竟是加拿大队里有中国的前世界冠军耿丽娟。

宝刀不老的高军重新恢复训练，又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和一届世乒赛，直到43岁才正式退役。美国之后的乒乓球奥运选手，几乎都是高军带着比赛的。

能在异国迎来事业第二春的不光是国手，前河北省队的队员施捷就在远走德国后，把德国女乒的水平提升了一个档次。她接连在世界大赛中击败中国选手，让历来“重男轻女”的欧洲乒坛改变了对人才培养的态度。

2017年乒乓球世界杯男子单打的冠亚军被德国的奥恰洛夫和波尔包揽，他们的教练都是中国人，其中冠军奥恰洛夫的教练是前四川男乒的主帅陈宏宇。

高军曾在接受采访时袒露心声，过去在国家队的时候，她特别恨海外乒团，因为自己既要打外国人，还要对付他们那些人。

物换星移，当高军自己成为海外乒团一员之后，她才体会到这些人的不易。没有教练没有对手，年龄也比一线选手大十几岁，想要东山再起太难了。

同时，高军也在异国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度，因为按国际乒联的规定，入籍年限不够的选手参加大赛，必须得到原乒协的同意。

不仅是高军，中国乒协在接到相关询问时，没有利用规则“合理”地卡掉过一个人，即使会有丢掉奖牌的风险。

国家荣誉不能抹杀个体追求自我实现的权利，慢慢成为共识。

海外乒团曾让有些人深恶痛绝，但正是因为这些运动员走向世界，才使得乒乓球的整体水平越来越高，也促进了国际间体育交流。

2001年，12岁的福原爱有幸以特邀选手的身份，在日本最高级别比赛中和36岁的何智丽对阵。虽然当时福原爱已经是日本史上年龄最小的国手，但和超一流的何智丽相比还是败下阵来。

何智丽对采访的记者说：“大家不要大惊小怪的，像福原爱这种水平的小孩，中国有1000多个。”福原爱的母亲当即决定，送女儿去中国练球，只有这样才能走上世界赛场。

福原爱后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在中国收获超高人气，成了中日体育交流的见证。

叉少曾经看到过一张海外乒团的照片，很受触动：赛后某位前国手默默收拾东西，没有团队也没人关注，只有自己和那副球拍，他所要继续的是自己喜爱的事业。

赢了高兴，输了也欣喜，能走在自己梦想的路上，就是拥有一切。

一部乒乓球让球史，就是一段中国发展史。80年代以前，国球的胜利几乎是国家荣誉的唯一来源。我们输不起，所以为了胜利不惜让球。

1988年汉城奥运会，“体操王子”李宁在比赛中出现失误，从吊环上掉了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微笑地摇了摇头。在肩周炎和腰伤的折磨下，他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回国后，李宁收到了装有绳子的信，而且已经系好了绳扣。“李宁小伙儿，你不愧是中国的体操亡子！上吊吧！”

李宁后来说，说我掉下来还笑！不笑难道要哭？奥运会的宗旨是‘团结、友谊、进步’，要赢得起也输得起。

今天，当我们能拿到奥运会最多金牌的时候，看待荣誉、胜负和个体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了。

2016年8月8日，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半决赛，傅园慧以58秒95成绩晋级决赛。记者问她是否对自己的表现满意。

决赛之后，傅园慧为自己打破亚洲记录的成绩欢呼，完全没有在意奖牌的颜色。这一次，没有人指责和奚落，好像事情本来就该如此。我们像为自己的好友高兴一样，在社交媒体上给这个率直得有些“过分”的姑娘加油鼓劲儿。

其实，就算傅园慧没有说出那些金句，观众也不会再因为某场比赛中的失败，去过分苛责某个运动员。

今天，我们可以对赛场上的失误一笑了之，可以坦然接受一个运动员的转会、归化和单飞。

1979年，网球运动员胡娜随中国队到美国比赛。她在中央球场观看了世界第一艾芙特的比赛，站在中央球场的最高层，胡娜惊呆了，“球场已经变成豆腐干那么大了。”

凭借出色的球技，胡娜受到了美国网球界的关注，有知名教练要赞助她参加职业比赛。

胡娜很心动，不停地给网球协会写信申请，但一直石沉大海。1982年初夏的一个深夜，赴美参加比赛的胡娜从饭店后门悄悄离开，坐上了朋友的车。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叛国者”成了她名字的前缀。

26年后，湖北妹子李娜从国家队“单飞”，走上了自负盈亏的职业球员之路。在胡娜心心念念的中央球场，李娜拿下了亚洲人从未染指过的大满贯冠军。

2011年，48岁的胡娜遇见了29岁的李娜。胡娜很感慨，“我很羡慕李娜，因为她生在了好时候，有自己决定命运的机会。”

时间很残酷，岁月是神偷，我们今天感到平庸的日常，是前人在梦里都不敢想象的未来。

几十年来，中国体育实现了多个项目的突破，不需要再把重担全部压在乒乓球的肩上。无论是传统的举重、跳水，还是新兴的滑板、冲浪，我们都有冲击世界顶峰的实力。

举目回望，我们不能忘记背负千斤重担，让国人扬眉吐气的容国团、庄则栋、邓亚萍，也不能忘记远走海外，在浮萍上重新奋起的何智丽、高军和陈静。

他们曾经付出过荣誉，甚至生命的代价——1968年6月容国团自杀身亡，年仅31岁。遗书中他写道：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今天，当张继科、马龙、刘诗雯能在赛场尽情展现自我时，我们终于有机会从荣誉的“重压”中走出来，穿过历史的雾霭，重新审视国球对于每个人的意义。

在人生这场漫长的比赛里，每个人既是选手也是观众，全力挥拍时表情会扭曲，哨响失败时会跌倒，就算胜利也会流泪，这正是乒乓球代表的竞技体育教会我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