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巴西(1) 开枪自杀的独裁者鲜为人知的现代巴西之父 - 巴西足球网

首先是前序文章开了个头，设了问，有待全面到位的回答。还有大家提出的精要的新问题——“为什么巴西的社会福利定得那么高？”“为什么如此高福利的国家，基尼系数还如此惊人？”

本来想一篇文章简要回答的，但是写来写去，试图精简来精简去，这些因果关系是历史上一层套一层，一环扣一环的，不从头讲起，前因后果总有缺失的链条，讲不透。于是干脆决定写个稍长一点，完整一点的。

有人说，远在地球另一边，八杆子打不到的一个小国，扯那么多干什么？

在世界上巴西可不是小国了。它的人口、面积在全球都是排在第五。GDP总额这几年相对衰落，但也能排在第九。

而且，尽管相隔着整个地球，但中国-巴西的经贸关系却出乎意料的紧密：

今年1月到9月间，巴西向中国出口了5510万吨大豆，与2017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5%。1月到8月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总量下降到635万吨，与201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3%。

大概很少有人能意识到，14亿中国人每天摄入的油脂、蛋白质（尤其植物蛋白转动物蛋白，也就是豆粕-猪肉），相当大比重已经是来自遥远地球的那一边。

去年中巴双边贸易额将近750亿美元。其中巴西对华出口额近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73亿美元，无论进口还是出口，中国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今年前9个月，巴西就向中国出口了约470亿美元的商品，9个月就达到了去年12个月的量，也是向美国出口的两倍多。

自2003年以来，中国在这个遥远国度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1240亿美元，而在2017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值。

而且是否有人注意到，博索纳罗当选至今快一周，中方除了当天外交部记者会应答时例行公事的半句恭喜，并未有正式致电祝贺。

查了外交部网站上的贺电来往，你看看，连“互致贺电，庆祝中国汤加建交20周年”都有了。对于一个大国的元首更迭，特别是对所谓的“金砖”成员，保持缄默，这是极不寻常的！

这显然意味着，博索纳罗这个疯子目前还不在掌控当中，所以，中巴关系还会有后续波动。那么，自然有讲的必要。

而且巴西的历史，除了足球史，政治史、经济史都极度冷门，完全不为中国的大众所了解。

因为卢拉、罗塞夫而知道军政府，都是资深的新闻爱好者，而如果因为巴西利亚知道库比契克，那都算是专家了。

所以，还真得从巴西现代史讲起。放心，我会尽量讲得简明扼要。但是必要的篇幅还是需要的，否则无从得以准确触摸这个大国一个世纪以来走过的道路，从而准确判断它的今天和明天。

与西班牙语美洲19世纪初就通过独立战争，形成一系列独立国家不同。巴西直到1889年，才由退役元帅丰塞卡发动军事政变，结束葡萄牙王室分支的统治，创立共和国。

实际上，而此前一年，巴西才成为西方世界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废奴的纷争也是政变原因之一）。但几百年奴隶制造就的大种植园经济，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共和后40年，总统权位基本上都由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州长轮流出任。圣保罗州主产咖啡，米纳斯吉拉斯州出产奶牛、牛奶和牛肉，人们把这种两个大州把持中央政府的体制称为“牛奶-咖啡政治”。

农产品出口是巴西经济的支柱，大庄园主寡头轮流坐庄。但全国80%的农村居民没有土地，城市三分之一以上的成年人没有固定职业，靠当雇农和打短工为生。

作为一个只能依靠种植园经济，远远落后于富庶邻邦阿根廷的南美大国，巴西被称为“美洲的沉睡巨人”。

直到1930年，南大河州（南里奥格兰德州）州长瓦加斯参加总统竞选，败于圣保罗州州长，遂在各地军队支持下发动大起义，夺得总统宝座。

在两届任期中，瓦加斯遭遇了各地方、各政党的多次起义、造反、政变、夺权挑战。

1937年在总统选举前，瓦加斯以为避免内战为理由，解散国会，取缔包括共产党和法西斯政党在内的一切政党，取消选举，自任独裁者。

直到1945年，政治家、知识分子、律师和商人等要求恢复共和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瓦加斯迫于军事政变的压力辞任，交权给他的战争部长杜特拉。

但瓦加斯又在1950年参加大选，通过民众投票，重回总统宝座。然而，他不再拥有专制的权力。

国会被右翼保守派把持着，要想通过改革法案举步维艰。那些过去会被监禁的反对派，越来越激烈地抨击他。

而这时曾经支持过他的下层民众，又被长期的通胀困扰，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转而不断地罢工，集会，抗议他。

1953年，瓦加斯滑倒并摔断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他患有抑郁症和失眠症，以及愈发地孤独感。

1930年瓦加斯获得军队支持上台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国际咖啡价格下跌65%，巴西经济几乎崩溃。种植园寡头们无法解决危机。

瓦加斯出身于巴西最南部的潘帕斯草原大牧场主家庭，但读了军校和法学院，成为一名检察官和律师，后进入政界。他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的利益，主张民族主义、工业化、中央集权，同时赞成社会福利和民粹主义。

作为前者，他强烈拥抱发展主义，加强中央权力，试图在政府干预的指导下，推动工业化计划，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发展民族、国有经济，将巴西从种植园经济转变为工业化强国。

瓦加斯提出，美国等国际列强，试图把巴西“永远安排在殖民地、原料出口国和外国工业品购买国的地位上”。瓦加斯要求，国家必须掌握全国的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炭和石油等重工业，把国家资源国有化，否则就没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今天巴西资源型产业的支柱——淡水河谷公司Vale（1942）和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1953），还有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BNDES（巴西国开行），全都是瓦加斯一手建立的。

瓦加斯还在巴西建立了第一家钢铁厂、汽车厂。在农业、外贸等部门，瓦加斯政府也加强了国家的控制，摧毁了由大庄园主、大农业出口商控制的州自治体制，限制外资利润的回流，着手推动土地改革，促进了巴西民族经济的发展。

作为后者，他推行初等义务教育，实施社会保险，成立政府控制的协商式工会；颁布劳动法，制定了8小时的工作制，创建了社保制度、最低工资、带薪休假、安全保障和职业健康，雇主不得无故辞退劳工等福利措施，被称为“穷人之父”。

在实施独裁前，瓦加斯也修法扩大选举权，赋予妇女以政治权利，实施无记名投票，扩大选民人数。当然，采取这些措施，最初为了对抗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

但在政治生涯的后半期，瓦加斯却逐渐主动拥抱社会主义。他限制进口贸易和外国公司的利润汇款，将最低工资提高了150%，引起雇主阶层的强烈不满。

1954年，瓦加斯的一位主要右翼攻击者（议员兼报社老板）卡洛斯-拉塞尔达在街头遭枪手袭击，随行护卫他的空军少校被打死，追查嫌犯的线索指向总统的卫队长。

19名军队高级将领再度联名要求瓦加斯辞职，瓦加斯则以开枪自杀，选择死亡。

瓦加斯在位19年，对巴西落后农业国的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巴西之父”。

“经过几十年国际经济金融集团的统治和掠夺，我成为了一场革命的领导者并赢得了胜利。我曾经不得不辞职，但我在人民的肩膀上回到了政府。

我为反对掠夺巴西而战斗，也为反对剥削人民而战斗。仇恨、谩骂和诽谤并没有压倒我。对于憎恨，我以赦免回复，对于那些认为他们打败了我的人，我以我的胜利回答。

他们不敢指责我，他们侮辱我：他们不敢反对我，他们诋毁我，他们不给我辩护权。他们必须扼杀我的声音，阻止我的行动。这样我就无法像往常一样继续保护人民。

超额利润法在国会被搁置。对最低工资的公正修改却遭到了仇恨。Electrobas受到了绝望的阻碍。他们不希望工人自由，他们不希望人民独立。如果秃鹫想要某人的血，如果他们想继续吸食巴西人，我就把我的生命当作献祭。

我选择这种方式永远和你在一起。当他们羞辱你时，你会感到我的灵魂在你身边一同受苦。当饥饿敲门时，你会感觉到为自己和孩子而奋斗的能量。当你被嘲笑时，我的思想会给你反击的力量。我的牺牲会让你们团结一致，我的名字将成为你们的战斗旗帜。我的每一滴血都将成为你良心中不朽的火焰，并将坚持神圣的抵抗意志。

我是巴西人民的奴隶，今天我将自己解放为永生。但我服务过的人民，将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的牺牲将永远存在他们的灵魂中，我的血液将成为他们得救的赎金。

我给了你我的全部生命。现在我献上我的死亡。我不害怕，我坦然迈出走向永恒的第一步，离开生命，进入历史。”

瓦加斯总统的自杀和他的遗书震动了全国，他也从政治暗杀的疑凶，转变为壮志未酬的悲情英雄。巴西民众选择记住他发起的社会福利计划，并忘记他的独裁统治。

瓦加斯的家属拒绝接受国葬，他们把瓦加斯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但仍有10万里约人自发赶到机场告别。圣保罗更有100万工人罢工抗议“反动派迫害瓦加斯”。

美国大使馆和拉塞尔达的报社均遭到上万人袭击。由于担心被愤怒的民众撕碎，已被打伤脚踝的拉塞尔达不得不临时逃离巴西。

瓦加斯的遗书成为定义巴西20世纪的重要文件，而他的思想遗产也就自此分成两股：

一股是经济的民族主义，主张限制外国资本，保护民族工业，以工业化来摆脱经济依附状态；

一股是福利的民粹主义，通过对下层阶级的福利施舍，博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从而长期赢得选举执政。

在此之外，右翼势力大多主张亲美的泛美主义，希望仰赖美国的援助，吸引国际资本来发展“自由经济”。三种思潮碰撞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巴西的道路。

瓦加斯之后，竞选出任总统的库比契克（1956-1961，原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调整了瓦加斯过于激进的民族化经济路线，允许巴西经济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建设发展需要的工业机械和设备免征进口税。

同时库比契克继续推动现代化进程，他提出了“五年相当五十年”的口号，采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措施。重视能源与交通，邀请欧美各大品牌到巴西投资发展汽车工业，大举兴建高速公路；加速能源（石油、核能）、食品，以及造船、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

早在共和之后的第一部1891年宪法，就确立了在中部高原建设一个新首都的想法。大致位置也于1894年确定，此后的几次宪法也都延续了这一构想，但历届巴西政府从来都没有打算开工的意思。

库比契克一上任，就全力推动迁都事宜，1957年通过竞赛确定了城市规划方案。工程以创纪录的41个月工期提前完成。1960年4月，库比契克主持了巴西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移到巴西利亚的盛大仪式。

这座乌托邦式的城市，大量采用现代主义建筑，被认为是当代建筑和都市主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落成后27年，就名列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

库比契克五年任期大干快上，巴西的工业生产增长了80％，GDP年均增长8.7%，而随着巴西两夺世界杯，建成巴西利亚，民族精神也大为振奋。但代价就是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20%增加到80%，是每年。

竞选获胜的中右翼总统奎德罗斯开始与苏联、古巴等东方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还授予来访的格瓦拉巴西最高荣誉南十字勋章，引发右翼哗然，几天后就被迫辞职。

而他辞职之时，法定继任者、左翼副总统古拉特又正在访问尚未建交的中国，成为第一个到访中国的拉美国家领导人。

（总统在接待红色古巴来的格瓦拉，副总统在访问红色中国，美国对这个南美大国几乎是气疯了，完全失去掌控）

古拉特是瓦加斯一个朋友的儿子，也是瓦加斯建立的巴西工党主席、劳工与工业部长，瓦加斯死后竞选当选两任副总统，被视为瓦加斯的接班人。

巴西军方强烈反对古拉特继任，声称让巴西新总统诞生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手中，形同人质，不可想象（实际上古拉特已从深圳离境，在回国的路上）。在国会中，右翼议员们也在反对“共产主义者”古拉特继任。

古拉特甚至未能直接回国，而是被迫到乌拉圭首都暂候，由众议院议长代理总统职务。但也有古拉特家乡的南大河州州长，得到当地第3军将领的支持，使用100多家广播电台连锁广播，呼吁全国民众走上街头，捍卫合法性。

经过一番斡旋，国会提出了一项和解建议：改总统制为半总统制。古拉特回国继任总统，但部分总统权力将转移到新设立的总理手上，由总理领导政府。这才解决了历时半个月的宪政危机。

古拉特上任后也曾出访美国和缓关系。1963年，古拉特通过全民公投，恢复了总统制，绕过了国会保守右翼的反对。

古拉特从而继续推动土地改革和各重要经济工业部门的企业国有化，比如电力、炼油、化学制药等。他推动瓦加斯的遗志，组建了国有的巴西电力公司Electrobas，授予发电配电的专营权，这些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改革。

最后右翼指责，古拉特搞土地征收和企业国有化可以，但在补偿业主时只支付政府债券，而宪法规定，支付补偿需要用现金。这是违宪。古拉特则进一步放话，他打算把交通干线沿线4公里的土地都要国有化。

而且古拉特为了保持经济增长7%的三年计划，导致通货膨胀率再度从35%上升到90%，这导致诸多民众困苦不堪，甚至左翼的工会也展开罢工表达抗议。而天主教势力和中产阶级更是激烈的反对者。

军方坦克碾压在新建成不久的巴西利亚国会大厦前的草坪上，象征着民主的中断

在纷争中，1964年4月，右翼保守的军方将领出手政变了。实力最强的里约热内卢第1军和圣保罗第2军加入政变，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随后军队进占首都巴西利亚。古拉特逃回家乡的南大河州，在第3军司令的家中，州长建议他依托家乡和第3军发动武装抗争。

但古拉特决定避免流血内战（120多年前，南大河州就为了独立，与巴西中央军队展开了10年血战，最后失败），自愿乘飞机流亡乌拉圭，1976年在阿根廷去世。

亲美反共的巴西军人一上台，竟然还立刻以间谍名义逮捕了新华社和中国贸促会派往巴西的9名中国官方工作人员，期间还威胁送往台湾（当时国民党政权与巴西尚“建交”），或者提出要以被中国判刑的英美天主教传教士“交换”。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筹备小组组长侯法曾、工作人员王治、苏子平，翻译张宝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王耀庭、工作人员马耀增、宋贵宝。

王唯真时年41岁，此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总编，河内分社社长，1967年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代理社长。

王耀庭时年48岁，时任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1973年任中国贸促会主任。

侯法曾时年50岁，在山东根据地时期就当过历城县县长，后任华东区粮食局处长、政治部主任，1974年任外贸部办公厅主任。

就是里边最年轻的25岁译员张宝生，后来也担任了外交部拉美司第一任司长，中国驻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大使。

所以巴西军政府是一下抓了中国政府外派的三个厅级外事官员，还有六位官方工作人员，成了外交史上少见的严重挑衅事件。本来在2月份，外交部还打算派遣以美澳司副司长林平为代表的驻巴西商务代表处，所幸尚未成行。

巴西富有正义感的大律师平托全力为9名中国人辩护，但这是军事法庭，或者说，政治法庭

巴西军事政变当局开动所有宣传工具，污蔑他们是前政府试图颠覆巴西的“政治顾问”，把中国工作人员自用的仁丹、清凉油等说成是“用于谋害巴西政治家的毒品”，将新华社发布的中国古代火箭图片说成是 “中国在巴西训练游击队企图推翻巴西现行制度的武器”。最后以所谓推行共产主义的“颠覆罪”，判处全部中国工作人员10年徒刑。

在投进大牢一年后，巴西军政府最后才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以“驱逐出境”的方式放还9名中国工作人员。地球另一端，两万公里外的“九人案”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件大事，引发全国上下震惊和愤怒。

当然，今天如果万一再有类似事件，大家要问的就是“辽宁号航母什么时候出动”了。

历史上，军队干政，扮演着调节力量始终是巴西的传统，但这次不一样。

1964年政变后出任总统的陆军总参谋长布兰科元帅，起初承诺1966年还政于民，最后却食言，把权力交给了对执政极有兴趣，天天喊着要掌权的部下战争部长席尔瓦，开启了布兰科（64-66）、席尔瓦（66-69）、梅迪西（69-74）、盖斯莱（74-79）、菲格雷多（79-85）五任军人总统的21年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

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军方主要关注政治社会控制，将经济政策留给由安东尼奥·内托等一批技术专家，继续高舞发展主义的大旗。而且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巴西军政府获得了美国支持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贷款。

内托，1928年生人，巴西经济奇迹的操盘手，67-74年任财长，后任驻法大使及农业部长，79-85任总统秘书长，87-07任副议长，也是政坛常青树。

军政府鼓励出口，增加收入和减少政府支出。还鼓励外国资本进入，废除了对国外投资兑回利润设置限制的法律，数十家跨国公司落户巴西，大庄园主加足出口生产。

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也有利于巴西。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资本需要对外投资，而巴西正是他们的投资目标之一。

尤其在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间，巴西经济的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12%，在1973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4%，一时间被誉为“巴西奇迹”。

这期间，钢产量增长69%；汽车增长248%，水泥增长104%，铁矿砂增长184%，就连咖啡也增长46%，大豆增长11倍。通膨率则保持在每年15％~20％的“较低水平”。

当然，1970年三夺世界杯冠军，永久保存雷米特杯，也成了军政府的政绩之一。

外国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的部门，如汽车、机电设备和家电行业。而国家在高速公路，钢铁，石化，造船和水力发电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这对塑造今天的巴西更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巴西最闪亮的工业名片——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占据全球支线客机45%的市场份额，名列波音、空客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民机制造商，就是巴西军政府1969年成立并扶持壮大的。

与此同时，国有的巴西电信公司Telebras也于1972年组建。石油，能源和电信等部门都因对国家具有战略重要性，被列入巴西国家安全法范畴。

军政府政变上台，本是反对古拉特的国有化政策，结果一下子新建了200多家骨干国企。当然，这时候当年的右翼政客们早就被封嘴，禁止参与政治了。

然而，就在巴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巴西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

除了资本投入之外，汽车、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工业还需要消费者，而军政府选择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产阶层。

总结来讲，巴西右翼军政府的“进口替代战略”，就是先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建立合资工厂，然后补贴中产阶层去购买国产工业制成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在“巴西经济奇迹”的时代，公司经理等白领阶层的工资在随着经济发展快速上涨，而中低层劳动者的收入却在下降。

为了让中产阶层有能力花钱，军政府还通过开放信贷等多种政策手段补贴他们消费。这就是操盘手内托发明的“做蛋糕”理论，不是别人，正是此公。

“蛋糕”理论即先增长后分配理论。它强调要“不惜任何代价加速经济增长”，“只有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能考虑合理分配”。

而为了吸引资本，在几年累计通胀上涨超过100%的时候，军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上涨了50%不到。这导致超过三分之一只能领最低工资的巴西劳动力，购买力不断下降。

以1964年最低工资实际购买力为100，1968年降为76，1974年为58，1977年为63。而此时巴西的GDP已经翻了一番，名义上跃上了中等收入国家。

1960年的巴西基尼系数已经是“极高”的0.50，1970年恶化到0.57，1977年恶化到0.62。

在城市白领、中产阶级们过上美国式生活的同时，巴西的营养不良人口增加了50%~70%，而“绝对营养不良”达到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

以巴西前总统卢拉为例，他1945年出生于巴西东北部落后农村的贫困家庭，是父母12个孩子活下来的8个中的老七。7岁那年随母亲坐了13天卡车，去遥远的圣保罗投奔打工的父亲。到了才发现，当装卸工卖苦力的父亲已经另結新欢。

无依无靠的母亲拉扯着一群孩子，在圣保罗留下来艰难求生，卢拉只勉强读了两年书，12岁就开始在街头做鞋匠和小贩。后来去一家汽车零件工厂做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其间因一次事故失去了左手小指。

26岁那年，也就是在“巴西经济奇迹”的1971年，他因为拿不出医疗费，眼睁睁地看着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他们腹中的第一个孩子病逝。

这样的境遇与经历，怎么可能不产生激烈的左翼思潮？卢拉毅然投身工人运动，走上对抗军政府的政治道路。

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使巴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左翼游击队一时间极为活跃，美国大使、德国大使、瑞士大使、日本领事全都被绑架过。继任卢拉的女总统罗塞夫就是当年曾经被捕的游击队员。

军政府则大举镇压搜捕，据调查，至少有5万人被捕，至少有2万人遭受酷刑，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和驱逐。被秘密处决的大约是800人。这一黑暗时期在巴西被称为“铅的年代”。

1973年巴西的经济奇迹发展到了顶峰，也就在这一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接任的盖斯莱却打算创造一段更加辉煌的功绩。

他提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及更宏大的2000年愿景，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使巴西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本来，巴西前一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就是大量举借外债的成果。

虽然进出口额、外储都增加了三倍，但外债量更是从1968年38亿美元增长到1973年的164亿美元，增长四倍以上。

盖斯莱试图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保增长，搞经济刺激计划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比如当时世界最大的伊泰普水电站、8个核电站。

但石油危机却不依不饶地席卷全球。油价从每桶3美元增加到11美元（当时的美元币值换算到今天要乘以5）。

这也导致70%石油依靠进口的巴西，通胀率从1973年的15.5％上升到1974年的34.5％。

巴西的对策就是，依靠自己广袤的土地，用甘蔗、玉米发展生物酒精，开创了乙醇汽油。但巴西无力阻止国际市场的衰退，1974年至1979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至6.5％。

即便如此，军政府依然在大搞工程，投资183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在1975年10月破土动工。18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400万千瓦，在三峡建成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与此同时，巴西还与德国签署合作协议，要在未来15年兴建8座130万千瓦核反应堆，金额预计达80-100亿美元。1974-1981年巴西用于水电、核电、钢铁、铁路和地铁等大型项目的总投资达520亿美元。

但不管怎样，到70年代末，巴西已经建成了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到1980年，巴西57％的出口产品是工业产品，而1968年为20％，1973年为30%。

尤其在重工业的代表之一造船上，巴西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国。

发展起来的巴西不仅向欧洲、北美市场出口农产品、轻工业品，而且向非洲、拉美乃至东欧一些国家出口成套设备，提供技术援助，并出口汽车、船舶、飞机、石油钻台等。甚至军火出口也排名世界第五。

短短12年时间，军政府就让巴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新兴的工农业国家。现代化工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巴西的实际GDP翻了一番，“发展成果超过此前几个世纪巴西发展的总和”，总GDP从全球第15位跃进到全球第8位。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巨大的成就。

不管军政府如何努力发展乙醇替代，1973年巴西用于进口石油的费用仅7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110亿美元。

能源进口费用的激增，抵消了出口增长的努力。1973年的外贸盈余仅700万美元，到1974年，贸易赤字达到47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更是达到71亿美元。

此后多年，巴西一直处于出口顺差被经常项目赤字抵消的状态，结束了1968-1973年出口高涨带来外储盈余的状态。而“负债发展战略”带来的外债滚雪球，更是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1979年外债500亿美元，1981年就超过600亿美元，1982年接近700亿美元。

滚雪球式猛增，不仅是因为大规模借债基建，而是1979年之后，巴西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寅吃卯粮的绝境。

70年代末，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向侵害人权的军事独裁政府提供援助的法案，也就是基本卡住了巴西能从美国和美国支持国际组织得到的优惠长期贷款。

这使得巴西只能更多地向欧美商业银行，借贷市场利息的短期贷款。以此同时，美国为摆脱滞涨，美元利率从每年6.7％上升到15.5％，国际市场的利率更是增加到20%以上。

1978年，巴西需支付利息27亿美元，1982年巴西需支付107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出口顺差，更不用说巴西还有大致等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了，也就是说，巴西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还贷能力。

疯狂的借新债还旧债仍然没有结束，巴西外债1983年超过800亿美元，1984年超过900亿美元，1986年冲上1000亿美元。而当时巴西GDP的量级也就2400亿美元左右。

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宣布停止对外偿还外债，实质破产。

末任军政府总统菲格雷多完全没有办法，自身也病体恹恹，只好还政于民，把烂摊子丢给民选政府去解决。

巴西究竟是如何解决这巨额的债务的呢？请待明天争取讲完的下集和下下集。

这个标题是有点标题党，但最后的结论的确如此。就人均GDP而言，巴西当然是一个准发达国家，按2017年平均汇率接近9900美元，比中国的8800美元出头还要高出1000美元，依然高出中国一截。

但若论普通百姓（比如，中位数人口）的生活消费水平，巴西其实并不比中国高出一截，不少方面还要差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巴西看不清未来。

二十年前，整个中国的GDP与巴西相当，但当时巴西总人口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人均GDP差距达到八倍，当年巴西都是我们遥不可及的，而现在就要快赶上了。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变天了。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以56:44战胜左派劳工党的候选人，结束了巴西15年的左翼统治，甚至是30年来巴西第一个右翼总统，成为了国际新闻。

国内互联网上，也就有了一些编译外媒的介绍。但是这些文章依然只用了一堆概述性的简单描述，经济衰退、腐败、暴力横行，极端分子，备受争议，民粹主义等等。

我当然知道今年上半年博尔索纳罗带全家去过台湾，以及他的种种言论。但你不去真正理解巴西，那个绝大部分人并不真正了解的巴西，你就不能去准确评估和预测博尔索纳罗的未来作为。

巴西的问题在哪？这甚至不能简单地是知乎上的答案，去过/待过的人的一些表面观感，巴西的真正奇葩，在于经济制度和体系的细节。

受国内福利选票政治等因素影响，巴西养老金制度有地球上“最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之称。

前些年，在巴西，只需缴费15年，女性到60岁，男性到65岁就可领取全额养老金。而如果从23岁开始工作，男性缴费30年，53岁就可退休；女性缴费25年，就可在48岁时退休，拿到全额退休金。

于是巴西的平均退休年龄是全世界最低的——女53岁，男56岁。16-64岁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仅为60%。一个人工作的产出，要供养2.23人。

而与此同时，巴西人在退休之后可以获得的平均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70%甚至90%，有的达到了110%、130%，是经合组织36国通行水平的一倍。

这样一来，巴西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高达20%，联邦政府开支的55%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是“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严重超过了国家的经济水平。

卢拉政府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尚能掩盖这些问题，随着国际大宗商品行情疲软，加上人口老龄化加剧（这是核心关键），财政赤字缺口加大，巴西社会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

但更关键的是，政府本身并不产出财富，供给这些福利的财富从何而来？自然只能通过征税。

巴西货币雷亚尔，几年前兑人民币还是3.9接近4，现在只有1.87，不到2了

今年以来，随着川普减税（核心是企业所得税从35%下调至20%），中国的企业税负、个人税负是否过重问题也浮出水面，引发讨论。

不过，如果中国的税负是过重的话，那么巴西的税负就是丧心病狂。由于税目太多，我们还得分门别类的细数。

巴西的企业所得税按季征收，税率25%，24万雷亚尔以下的利润优惠为15%。

看上去这和中国一样（一般25%，小微企业20%，高新技术等扶持企业15%），但你以为这就完了？根本没有！

这项税直译为“净利润贡献社会保障”。虽然用于弥补社保费用不足，但它的计税基础和征收规则几乎与企业所得税一致，因此视同企业所得税的一部分。

这还没完，由于亏空实在严重，2015年出台最新法案，从2015年10月至2018年底，金融机构加征到20%。2019年起再回到原值。

有了CSLL，但仍然不能弥补社保费用不足，于是又有了社保贡献费COFINS这么个名头。按收入总额的3%，或者利润总额的7.6%征收。

社保归社保，但失业疾病等方面的开支太大，又有了PIS，促进社会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名头，按收入总额的0.65%，或者利润总额的1.65%征收。

四个名头合在一起，才是巴西企业真实的企业所得税——43.25%！金融机构更是达到54.25%，一半的利润都要拿来交税。

巴西个人所得税，从最低工资（954雷亚尔，约1900人民币）的2倍就开始征收，也就是差不多从月入人民币3800元开始要纳税7.5%。

3-4倍（5700-7600）调一个档15%，4-5倍（7600-9500）又调一个档22.5%，5倍最低工资以上，累进税率就达到了27.5%。

相比之下，中国只有月入超过30000元的部分才需要缴纳25%以上的重税。

5000-8000元段是3%，8000-20000元段是10%，20000-30000元段是20%。巴西一般白领的个税税负是中国的好几倍。

巴西社保INSS的个人扣除部分和中国的接近，根据收入档次分为8%（1.6倍最低工资以下）、9%（1.6-3倍）和11%（3-6倍）三段。社保缴费基数上限是11000元（6倍最低工资）。

不要以为公司在利润所得税部分交了那么多社保贡献就不用再负担了。和中国一样，雇主除了代扣代缴员工的社会保障金，还要按每月工资总额的20%缴纳社会保障金。金融机构须额外支付2.5%。

工伤保险：工资的1%（低风险）、2%（中度风险）或3%（高风险）。中国是0.2%-1.9%，保费充足可下调20%-50%。

这些名头加起来，公司在支付员工名义工资的同时，承担的社保附加达到了26%到29%。

4、除此之外，公司还要承担“工龄保障金”FGTS的额外支出。比例是工资总额8%，归员工个人所有，但是处于冻结状态。

如果员工被解雇或退休，就可以取走在他名下帐户内的冻结存款。如果员工自愿更换工作，新雇主将会继续向账户内存入FGTS。

从缴纳比例和可取性来看，大致类似于中国的住房公积金，但员工部分不用扣除。

除了沉重的企业税负、个人税负、社保负担，巴西最奇葩高税制的在于流通税部分，把世界各国的税收办法都学了进来，兼容并包，雁过拔光毛。

第一道，是所有工业产品出厂或进口时都要收的工业产品税（IPI），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消费税，只是其他国家在最终零售环节收，这里是出厂或进口时就收。

而且其他国家消费税要么只针对奢侈品征收，属于奢侈品消费附加税（如中国）；如果是普征消费税的话，税率都不高，5%~10%就差不多了（如日本）。

但在巴西，日用消费品的IPI一般达到15-30%左右。稍微“奢侈”一点的消费品。比如摩托车、微波炉和空调，工业产品税就提高到了35%，令人发指。

第二道，是商品流通服务税（ICMS），也就是增值税，这个税是州税，大部分州是17%，圣保罗州18%。

增值税起源于欧洲，但绝大部分国家如果普征增值税，就不再普征消费税（如中国）。只有巴西两道都要收，刮得都挺狠。

ICMS的奇葩还在于，虽然是州税，但只要跨州运输，哪怕没有交易转移，还是在同一所有人名下，一样要交税（运输交税），7%-12%。这种只有封建时代才能见到的过境关税，就这么在巴西延续着。

进口关税根据不同的商品，进口税率不同。目前名义上的算术平均税率（把各种税目税率简单求平均值）为17%。

但由于巴西是资源大国，一般原材料税率很低或为零，也很少进口；日用消费品的关税一般在20~30%左右。

而且进口除了交关税，工业产品税、商品流通服务税一个也不能少。而且是纳税层层累加，后一个税值的计算基础是前面所有货值加运费及已缴纳税款之和。

所以，来自中国的小商品，在这里零售基本上要卖到中国的三倍价格以上。

除了名义繁多的税目，巴西的税制规定还极为复杂繁琐，各条法律、行政命令之间还互相打架。

除联邦政府税法外，巴西26个州和巴西利亚特区都有自己的税法。巴西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所征收的税种目前有50多种，再算上强制缴纳的各种捐、费。名头多达上百种。

不过巴西的联邦税收占约60%，州政府占26%，县市政府占14%，而早间年联邦税收更是占到70%，在财政上的中央集权程度比中国（47%）还高。

按说，巴西的税收这么狠毒，政府一定很有钱吧？但实际上巴西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占GDP比例36%，也就比中国的34%和美国的33%高一点，还远达不到欧洲福利国家40%、甚至50%的水平。

看一下巴西真正需要交社保、交个税的人数就知道了，人数还不到2000万。除了少数富豪，都是新兴的都市中产阶级。而在9200万巴西工作人口当中，收入在最低工资附近的就多达4500万。

这2000万代表着人口总数十分之一的“富人的巴西”，政府的税收运作都靠从他们身上抽税，他们对这种变态的高税负深恶痛绝。

但剩下的，在人数上居于压倒优势的十分之九的“穷人的巴西”，自然热烈欢迎左翼平等、平均主义和福利优先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领到的退休金往往比工作时的工资还高。

这就是巴西一切对峙、对抗的根源：在G20成员中，巴西的基尼系数51.3一飞冲天，当然，还有个更高的、也是全球最高的南非，63.4。

在这种国情之下，左翼劳工党的政策选择就是拼命压榨十分之一的中产阶级，去供养剩下十分之九的穷人，从而获得选票（这也是他们本身的政治主张），劳工党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连任10多年。

“穷人的巴西”究竟是不是“富人的巴西”造就的？这个问题需要在下一篇讨论。但高税负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就是巴西糟糕至极的营商环境。

在国际商会的市场开放指数排行榜中，巴西在75个国家中仅排在71位。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全球190个经济体营商环境报告，印度的排名是第100位，目前仍处全面赶超的过程中；而巴西是第125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在176位，税负在184位，几乎垫底。

而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在第40位，巴西在第80位。当然，这些欧美视角的报告，往往只从西方视角，抠文案细节，并不够全面（基础设施水准、劳动力素质等重要因素并未列入或权重很低），只能算是个参考。

2016年，进军巴西市场还不到1年，小米就宣布退出巴西市场，团队也将返回中国。

而在印度，小米却如鱼得水，迅速占领了线上市场的第一名。小米在印度的销量占到了小米总销量的30%，虽然都是低利润的红米，但也是在挣钱。

事实上，在巴西市场遇阻的手机厂商并不是小米一家。华为在进入巴西智能机市场后又退出，现在再次进入，也暂未有突破。而在印度，OPPO、vivo也都复制了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模式，大举占领线下市场。

在巴西碰钉子的也绝非中国厂商。近年来宣布退出巴西市场的，还有尼康、任天堂这些在全球都很成功的日本电子厂商（不要忘了巴西还有那么多日裔）。全都是因为税太重。

在巴西，玩主机游戏算是一项非常奢侈的爱好。PS4（中国售价2000-3000）进入巴西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高达11500元。索尼表示，并不是他们要牟取暴利，而是这个国家的税收和关税实在太高。

高税负赶跑的不仅是国外厂商，在巴西大多数日常用品的价格，都是中国的3倍以上，严重损害了全体民众特别是低收入民众的购买力。只有农产品，因为巴西是世界上第二第三的农产品出口大国，又不像工业品要征IPI，才比中国便宜一点。

所以，巴西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除了住房，要比中国低得多。这就是左派最大的问题，一门心思只想着分蛋糕，从来不去考虑如何做蛋糕。

不花心思去做蛋糕也罢了，劳工党，乃至巴西历届政府的很多政策，根本就是在砸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