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4 B9 F& ^+ J) k1 G- l/ u内容大多围绕足球，偶尔展开，有一次是谈性问题和怎么教育子女，“人们总是把性问题说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其实全都是废话。荷尔蒙是支撑生命的，是产生感情的，说明白就可以了。爱上别人根本不是罪过。”这段话像是经过了代笔者的润色。( U) v. S" x$ q4 j& F5 o
8 d% T) r1 l4 J+ _0 y# `一些内容具有史料价值，能足够强硬地澄清讹传。跟某些媒体和大众的印象不同，贝利明确表示自己从来不顶在前面，位置一直拖后，“我长大后，更喜欢踢稍后的位置，我穿的是10号球衣。甚至在小时候，我都不是一个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球员，我总喜欢后排插上。很多人以为我进了那么多球是因为我是一名突前前锋。实际上我从来不是。我是一名攻击型前卫，一名隐藏的中锋。”0 \. w, |0 ~# ^( z& H: x$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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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内容涉及技战术，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3 m+ [& O- O. M9 G d d/ C
- d0 i, h' H+ A- O7 a6 z“彼得罗尼略也是名优秀选手，很多人说是他发明了倒勾，而时常有人误把这一专利算在我头上。”" b* |9 `% J: {. w6 Q# M! z* i. r& e
9 ?% U+ ]5 I& h0 ^8 T+ g195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设计出严密的四后卫阵，其中有沃尔夫队的比利·赖特和西布罗姆维奇的唐·豪。他们盯死了迪迪……苏联队也是一支被普遍看好的球队。他们身上有冷战带来的恐惧感……尽管杯赛上大多数球队排的是442阵式，我们的阵型却经常更像是424，一旦我们控球转入进攻，就会有四人冲向前场，形成前后两列双驾马车。”. C# Q Q- _0 _$ o [4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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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世界杯，“墨西哥队非常勇猛，组织得也很严密，我们不得不将阵形由424改成433。但这一变阵收到了成效，下半场我们越踢越好。” , }' J1 d, f Q' m g, i" N 6 @+ u0 Q% M; `“1963年我总共为桑托斯踢了50多场国际比赛……许多教练都要求他们的选手对我们‘严防死守’，足球的艺术性自然难免受到损害。后卫接受的命令是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要盯死我——这甚至走向荒唐极端。我记得有时候当我走出场外系鞋带时，都会有一名后卫跟在我身旁，手搭在屁股上，虎视眈眈盯着我弯下腰去。” ; y' j: B1 [! e$ @: z8 X6 _ ' r4 ]$ W7 E) \* A+ C: ]“我很喜欢出国比赛。我们总能受到良好接待，听到成千上万观众的热烈掌声。而且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我们从欧洲球队的打法中获益良多。英格兰队喜欢他们传统的长传打法，总是瞄着一名高大中锋起球，最后以或长或短准确有力的头球一剑封喉。东欧球队，如捷克队、波兰队和苏联队，风格与南美球队相对近似，尤其是匈牙利队，踢法非常优美。” : H/ z" G0 w/ @% \, [" J- R 1 ?1 l. {# L5 O7 ^0 o“1964年，桑托斯聘用了马泽伊教授担任体能指导，授权他监管球队体能准备的一切事务。他在美国留过学，是一个学识渊博、有国际眼光也极富教养的人。马泽伊的教诲使我和我的队友、以及体能教练组成员如同醍醐灌顶。马泽伊的作风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训练方式。”8 v) \& E- \ j* C! T0 U2 i
0 l" ]6 X3 u. u; l: u我见过一些文章说贝利与独裁政权合作，嘲笑他说自己因反感独裁而拒绝重返国家队的言论。# P) q* m j8 c
z$ A' X- z: s2 x$ }贝利在书中没有回避军事独裁及其对巴西足球的影响，“从1964年起，巴西就实行独裁统治，而从1969年执掌大权的梅迪奇是一位公认的球迷……他当然看到了潜藏在巴西足球杰出表现之中的某种政治资本——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好的公关宣传，对他的政府来说同样如此，但显然他也是一位热爱足球的人，是一位爱国者，而且从一个基本层面考虑，他对我们获胜就是感到高兴……作为球员，我并没有感到有来自政府的任何政治压力，备战世界杯期间，他就曾告诉我们说，打赢比赛是重要的，因为可以让这个民族平静下来。”3 @7 L) e9 P7 s% G: t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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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贝利宣布退出国家队，举行告别赛。他在书中提到，1974年自己受到多方面压力，很多人希望他重返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包括盖泽尔总统、总统夫人、一些上校、巴西体育联合会领导人阿维兰热、国家队主教练扎加洛，他仍然拒绝了，“我已听说军人政权正在对一些学生采取行动，一些著名歌星已流亡海外，人们也在谈论使用酷刑的事。盖泽尔的女儿来看我，要我重新考虑。但我不打算回去。”: \' R/ i* Y$ P) W. V5 v3 J$ s5 c: I
! Z" L/ f, L0 a! \$ T3 ~3 |: Q贝利的这些回忆如果是真实的，那嘲笑他的人多少有些牵强。 $ C" w% e" g$ D9 ^$ R. M: Q! t+ \3 t; z7 H# ^
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加林查，两人交往不算密切，贝利毫不掩饰对加林查的欣赏，后者遭遇不幸时他没有袖手旁观。“他(加林查)也遇到个人问题，尤其是酗酒，失去生活方向。我曾试图帮他摆脱这一切，向巴西咖啡研究所建议给他安排一些工作，侨居意大利时他确实为他们做了些推广工作。我们都想让他摆脱困境，他是一个偶像。”! a, Q! q) y, I) _/ M; u& r#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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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林查参与里约狂欢节游行那一幕让贝利心碎，“当时我正在看电视，见到他时我直想哭。他坐在一辆彩车上，显然不知道周围是怎么回事。他面部消瘦，好像毫无活力。这是我见过的最为悲惨的一幕。”BBC拍摄的纪录片《Gods Of Brazil Pele And Garrincha》中有这段影像，加林查目光呆滞，反应迟钝，看上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 - W' s* f* I5 c3 v3 e( h8 K6 i( | 1 Y5 h( q% N0 |1 Q5 r两位伟大天才，一个象征快乐，一个象征胜利，都受到巴西人的崇拜，他们结局迥异，加林查很早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一些家人也非常不幸，贝利经历过离婚和财务困境，但早就是百万富翁，还担任过巴西体育部长，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1 e# ?$ V5 i, j# D( u6 p/ s4 b. i
* W! y; B# R9 `也许两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性格，尤其是自制力。贝利的足球才华离不开有意识的苦练，“我训练非常刻苦。我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左脚，因为它不像右脚那样有劲。我也练习头球，桑托斯也有一个体操馆，我在那里练了一年空手道，那之后我还练过柔道……我很喜欢客串守门员，多年来一直是桑托斯的后备门将。” 9 W3 _7 {3 `( }& \' @6 g$ ~. ~9 A# |
而加林查如贝洛斯所说，看上去“走直线都难”。才华横溢常常伴随着放浪形骸，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如足球、音乐、绘画，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天赋，但在人情世事方面分数很低，他们给人类留下艺术财富，但不如普通人幸福，乃至结局悲惨。/ j$ E; P4 o/ m. c$ L ], x, x